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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闻听很是震惊，口气严厉地质问袁崇焕和总督俞安性；袁崇焕毫不慌张，头头是道地应对道，经过认真调查，他们只是“依奴自固”，同时已经告诫他们“无与奴通”，而蒙古各部落都保证，“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依然信任，见他如此表态，口气略微和缓，但在根本问题上依然没后退，要求对于臣服的属夷，可以助其度过饥荒，但只能“计口量许换米”，有多少人，换多少粮，坚决不能多给，以免流入敌手，否则就以通夷论罪；可向来有主意的袁崇焕，对皇帝的命令并未引起重视，不但卖粮，而且数量巨大，以至于用光了储备。束不的的总人口“不满万”，他们肯定用不了这么多；这些粮食去了哪里，不难想象。 潜越蓟西 可事实证明，喀喇沁蒙古不但“通奴”，甚至还充当进军向导，原因正是他们曾经受过抚赏，因此熟悉路径。对于袁崇焕而言，这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朱棣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处心积虑安排的“看家狗”，最终竟然开门揖盗。 清人张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将后金军队大举远征跟毛文龙之死联系起来，说是“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这是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对敌军的动向，袁崇焕并非毫无察觉，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蓟州，但被顺天巡抚王元雅退回；这个狼来了的故事，让蓟州的防御更加松懈。 兵部尚书王洽已经跟袁崇焕商定紧急处置预案，一旦遭遇攻击，即令祖大寿与赵率教回师驰援，“伏兵邀击”。因此袁崇焕接到警报，不等圣旨便按照预案，先令赵率教统军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赵率教出发，疾驰三昼夜，赶路三百五十里，经过三屯到达遵化，人困马乏时遭遇埋伏，赵率教战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离开山海关一路向西，初六到达永平，初七在榛子镇接到圣旨，奉命节度所有勤王部队，可以“相机进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焕到达重镇蓟州。这是徐达修筑的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后来戚继光又经营多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易守难攻。大兵压境，崇祯不敢有消灭敌军的奢望，只要能挡住其铁蹄，便心满意足。他这样要求蓟辽总督刘策：“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袁崇焕对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当后，随即上奏朝廷，信誓旦旦，“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十一日、十二日没有战报，这短暂的平静令崇祯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内阁： “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其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传于崇焕，远行侦察，预为筹交。若得准确情形，速行具奏”。 崇祯的顾虑，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被动。而消极防御只是防不胜防。不过此时已经无暇争论方略，袁崇焕对此已有考虑。本来蓟辽总督刘策、昌平总兵尤世威、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经先后赶来增援，大军齐集蓟州周围，袁崇焕担心后金分路进攻，便令刘策返回密云，尤世威返回昌平守卫皇陵，侯世禄先退居三河，后来又退到通州，其余要害也分兵防守。 袁崇焕在蓟州忙，崇祯在京师忙。军情紧急，病退的孙承宗又被紧急启用，以原官兼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对于袁崇焕的部署，孙承宗有不同看法。他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崇祯问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说：“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祯看来对此颇为赞赏，但并未传令袁崇焕更改部署。直到此时，他对袁崇焕依然信任有加，不遥加干预。他嘱咐孙承宗不必赶往通州，而是“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下令立即为他铸造关防印信。孙承宗从皇宫出来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来不及休息，立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 关防印信的余温未息，次日夜半，宫内忽然传旨，又令孙承宗火速赶往通州。孙承宗立即带领二十七名随从出东便门，快马加鞭一路向东。他跑得太快，敌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个随从逃亡。 崇祯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确实像传说中那样“专断多疑”吗？当然不是。而是军情实在紧急：敌军已经逼近通州！ 敌情刚到蓟州，怎么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大军难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焕身边的旗鼓官，当时的经过，他在《辽师入卫纪事》中有详细记载。按照他的说法，后金十一月十一日从遵化兵发蓟州，十二日明军在蓟州以东的马伸桥遭遇后金哨探，“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马报告，后金主力越过马伸桥以东的石门驿，袁崇焕随即下令： “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将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皇太极仅用两百多名骑兵，便成功牵制袁崇焕的主力整整一天。当时后金的大军何在，史料无载。但据《满文老档》的说法，十三日晚，他们已经神奇地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蓟州的城防是对外的，也就是说，防御设施均朝向东，面对长城一线，背后完全作为依托；后金既然已经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那么这座雄关已经失去意义，威胁大小的绝对值，只有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 此时兵部尚书王洽已经下狱。袁崇焕命运的大局已定。 皇太极如何越过的蓟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细节，周文郁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潜越蓟西；袁崇焕大军在蓟州，既没有与敌军苦战，又没有为朝廷争取到时间，一天之内皇太极就越过徐达和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线，十四日到达三河，十五日到达通州，十六日赶到顺义，攻击宣大军，十七日到达京郊牧马场。通州离北京不过四十里，后金军队到达时，明军竟然没有哨探。兵部对此的解释是“止闻在蓟、不闻在通”，从未听说敌军已到通州；战局恶化如此之快，崇祯皇帝岂能不急？所以孙承宗的任务，一会儿是京师，一会儿又是通州。 《满文老档》记载，后金曾经派人到蓟州劝降：“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若此说成立，袁崇焕应该知道皇太极的到来；即便记载有误，或者信未送到，当此危急关头，数万敌军从眼皮子底下过去，明军难道连起码的侦查都没有吗？或者说，侦察能力连五里都达不到？蓟州周围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过，地势之险要可以想见，否则也不会成为徐达和戚继光选择的防御节点，而此时后金竟然能不战而过，实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们以骑兵为主，不像步兵，还能像三国时邓艾取蜀那样奇袭阴平，手攀脚蹬，翻山越岭；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极全军敢于越过蓟州的关宁大军直奔北京，也违反军事常识，实在太过冒险。前有坚城，后有雄兵，此时主力出击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将，也得仔细掂量。 凡此种种，都是蹊跷事。正因为太过反常，所以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袁崇焕还想跟皇太极和谈，但被对方耍弄。结果呢，两岸“袁”声啼不住，“清”舟已过万重山。后金方面确实有档案记载，大军到蓟州时，守军送了“牛酒相慰劳”，真假莫辨。当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为袁崇焕有阴谋的铁证。先礼后兵，向为古礼。南宋名将吴玠在陕西保卫饶风关时，战前也曾给金将送去一枚黄柑；《国榷》的说法更加超前，说是当时便有严令，不许袁崇焕越蓟门一步，因为事前就有人说他导奴入犯：“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 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袁崇焕的辽东余部以及东江的毛文龙旧部曾经采取过策应的行动。如果此时他们分别攻击沈阳、辽阳，局势如何演变难以逆料。此时辽东余部似有半数未动，三四万人总有；即便不足此数，也该采取行动。当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报响起便是胜利。问题在于，此举完全不符合袁崇焕的用兵方略，因为“战”只是奇“著”。 京师之战 情急之下，周文郁建议兵分两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踪抄其后路，但大家都认为力量单薄，无法分兵。刘策等人已被派走，关宁步兵行军速度慢，此时身边只有九千骑兵，确实不多。袁崇焕也未采纳此计。他依旧没有决战的打算，只想赶到敌军前面，争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设卡堵截，因此没有径向西南，而是不惜绕路，掉头向南，十六日赶到河西务在城外扎营。 下一步该怎么办，多数意见是直奔京师。周文郁建议屯兵张家湾，根据敌军情形，要么与之决战，要么乘夜突袭。他们孤军深入，势必无法坚持。可袁崇焕担心敌军不与他决战，直接杀向北京，那样难免引起人心动摇。因此决心“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周文郁提醒道：“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乎？”袁崇焕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还是他对王在晋说过的那句话：“我不畏死。” 计议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军到达左安门。同日或此前一天，满桂和侯世禄也退到北京； 十八日崇祯派太监过来查看，随即以“禄米百石，酒十坛，羊百只，银万两犒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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