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祯元年朝廷派人前往东江核实兵员，仅皮岛就有三万六千人，铁山、昌城、满浦、獐鹿、三山、旅顺等地，以及各个岛上的屯军，全都没有统计，因为钦差不愿去；以偏概全已不合理，最终还要打折扣，核定为两万八千。毛文龙认为此举未免伤良心，崇祯也深以为然，因此这样批复：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 但说归说，做归做，最终还是按照两万八千人发饷不说，待遇也只有关宁军的一半。毛文龙在奏折中气愤地质问： “关门接壤神京每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尚不敷用，况东江悬海，风涛叵测，百物腾贵，而反议每兵银七钱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东江耶？” 关宁军每月一两四钱的工资，东江只有七钱；还好口粮相同，都是一斛。论说东江属于边防海岛、艰苦地区，应该有额外补贴；不但没有补贴，待遇反倒对折，搁谁也难以气顺。 明朝的规矩类似宋朝，武将地位很低。即便官居二品的总兵，到兵部汇报工作，也要跪拜。而正常情况下，兵部尚书也不过正二品。武将之上一般都设文臣统领。唯独毛文龙，因为地理原因，实际已成独立王国。无论皇帝如何嘉许慰勉，他与中央的隔阂始终存在。袁崇焕当然也能感受到。按照道理，朝廷并没有明确毛文龙受袁崇焕节制，朝廷为统一事权、避免扯皮，特意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却并未收回毛文龙的尚方剑，可为明证。 若是别人，碰上这事可能会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但袁崇焕不会。既然皇帝将辽事全权委托与自己，那他就一定要管。这一点，他对内阁首辅钱龙锡毫不隐晦。钱龙锡问他五年平辽的具体打算时，他说：“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也就是说，当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毛文龙服从就用，若不服从，他就要“入其军、斩其帅”。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 为迫使毛文龙就范，袁崇焕首先截断其经济来源：不许登州片帆出海，运往东江的粮草物资，一概改道觉华岛经由旅顺口转运，先经督师衙门挂号。由于军饷不足，毛文龙不得不派难民进山采人参，卖给南方过去的商人。此举类似南宋初期的各大将，用生意收入补贴军费。袁崇焕此举一出，毛文龙立即肉痛，上疏抗辩，声称是“拦喉一刀”，但崇祯用人不疑，既然托付袁崇焕，也就不再干涉。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五日，袁崇焕带着尚方剑和督师印信，以阅兵为名漂洋过海，准备跟毛文龙摊牌。起初他还有两手准备，尚未放弃和平争取，因此两雄相见，把酒言欢，开局倒有一团和气。序曲已过，进入正题，袁崇焕要求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但毛不同意；袁崇焕要求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派文官前来统领，毛也不肯接受空降的“婆婆”。 毛文龙出生于杭州，有名的销金窟、温柔乡。不肯缴权，那么就此“转业”，回到西湖边安度晚年，也算衣锦荣归，但毛文龙对此建议还是抵制：“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口气还很大，解决了后金，准备占领朝鲜。 就是这句大话，铁定了“岛帅”的末日。那一刻，袁崇焕想必微微心动，但脸上毫不作色。他虽然不比隋朝的杨素治军那么严酷，但杀个把人，岂是高难度动作。 六月初五，袁崇焕在山上张好大幕，说是邀请诸将看士兵比赛射箭，预先派人带领甲士埋伏在大帐之后，等毛文龙进去，就将其部众卫士全部隔离在外。 众将坐定，袁崇焕面色肃穆，指责毛文龙抗命；毛文龙不服，当场辩解。袁崇焕疾言厉色，下令将他除去冠带，五花大绑，随即列举十二大当斩之罪。 督师一声令下，“岛帅”人头落地。 袁崇焕晓谕东江将士：“诛止文龙，余无罪。”然后下令收敛毛文龙的尸体，次日准备好猪头纸钱，前来落泪祭奠：“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 想当然地认为袁崇焕彼时流下的是鳄鱼的眼泪，是做给活人看，是权术手腕儿，那恐怕是大错而特错。督师当时的愧疚无比真诚。因为他确实有负于死者：他两次作战得胜，背后都有“岛帅”的支援，而等对方有警，他却未曾策应。不仅如此，还必须罗织罪名，将其功绩悉数抹杀。观望养敌即是一例；塑魏忠贤像，也可以理解，袁崇焕自己也干过；擅开马市，逼迫难民采人参等等，更是无奈之举。朝廷的逻辑是你做买卖能挣钱，所以要扣减粮饷，毛文龙的逻辑是你老扣粮饷，我不得不做生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免扯皮；“铁山之败”云云，算不算战败暂且不论，其背景正是袁崇焕的观望。 然而毛文龙并非逃兵或者小校。《大明会典》对于处置总兵，有明文规定： “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凌辱”。 何谓风宪官？“在京都察院、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为风宪衙门”。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官。袁崇焕的本官右副都御使，正在其列。照此规定，即便总兵确有严重不法，也得证据确凿，请旨处理。毛文龙还不是一般的总兵官，戴左都督虚衔、持尚方剑。明朝军制，兵部只能调兵，统兵权在五军都督府。袁崇焕的虚衔挂在兵部为尚书，毛文龙的虚衔挂在五军都督府为左都督，也是两条线。正因为如此，事后袁崇焕立即上奏崇祯，说明此前跟首辅钱龙锡透过口风，委婉地减轻罪责，同时郑重请罪：“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 起初得知此事，崇祯的反应是：“帝骤闻，意殊骇”。转念一想，既然毛文龙已死，边事又要倚重袁崇焕，也就没有追究，反倒“优旨褒答”，在圣旨中列举毛文龙的种种罪恶。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将毛文龙在北京的亲信全部逮捕，“以安崇焕心”。 需要指出的是，袁崇焕将毛文龙的两万八千人编成四协后，东江的军饷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与关宁军实现了同工同酬。起初崇祯见“兵减饷增”，很是疑虑，但到底照准所请，原因很简单，“以崇焕故。” 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重用可见一斑，袁崇焕揣摩皇帝心思的本事和胆量，也可见一斑。 东江到底是毛文龙开创的基业，谁的威信也比不上他。从那以后，东江每况愈下，清初的四个异姓藩王，三个出自东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当然，那时袁崇焕已死。如果他还活着，威信是否足以控制东江，难说。 “旁著”迭出 平台召对时，袁崇焕的辽事方略较此前有明显变化，增添了“和”，所谓“和为旁著”。他就任之后，便与皇太极“再续前缘”，又谈起了和平。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与皇太极总共通信10封，其中皇太极来信6函，袁崇焕去书4札。内容全都堂堂正正，可以摆上桌面。袁崇焕首次复信时，对皇太极提出的印信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然也是明朝的官方立场：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后金不应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当时他正在处理毛文龙；第四封复信表示，战争长达十年，彼此都缺乏信任，不可能骤然停止。这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的。 按照道理，在袁崇焕的位置上，与后金和谈原无不可。崇祯要的是解决辽东的结果，路径选择在于袁崇焕。假如和议可成，不费刀枪，更是奇功一件。问题在于，他与后金和谈，并未奏报皇帝知道，只跟内阁和兵部透过口风，而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则从未答应。 袁崇焕就是“明决”如此。自从进入兵部，他多次冒险，而每次冒险的结果都是成功，这不禁让他的胆量和主意以几何级数增加；是否“轻进”，是否“多事”，全在结果。成则王侯败则贼。 他的和议，确切地说是所谓的“抚”，不仅仅针对后金，还有喀喇沁蒙古。 追根究源，皇太极之所以能够兵薄北京，原因其实在于明成祖朱棣。他夺取江山时，当时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助战有功，因此后来下令大宁卫内撤，将滦河与辽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全部赐给漠北蒙古、所谓“兀良哈”，设立朵颜、泰宁、福余这三个“羁縻卫”。然而他们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倒经常引狼入室，带领敌人越境攻击大明。 从公元1580年起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基本对应着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太阳黑子消失长达七十年之久，宇宙射线的流量显著降低，同时气候变冷。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明朝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又齐鲁。万历、崇祯年间，旱灾越发频繁。陕西民变之所以能成气候，根源就在于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县官依旧逼租。 崇祯元年到二年的旱灾，波及东北地区。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与后金全部遭灾。明朝疆域广阔，北方遭灾，南方有粮，蒙古与后金却无此便利。因此他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就成了问题。 此时袁崇焕却突然在高台堡开通米市，买他们的布帛，卖给他们粮食。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后金结盟。皇太极对他们的要求是，遵守后金制度，一旦对明朝用兵，他们必须从征。这些情报，袁崇焕即便没有确切证据，至少也应该有所耳闻。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开了米市。他的判断是，此时正是拉拢喀喇沁（明朝称哈剌慎）蒙古的好时机。他们离蓟州很近，如果彻底倒向后金，京师将直接受到威胁。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