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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筑宁远 《明史本传》称袁崇焕以“边才自许”，这大约也算是文人的基本传统。正如陆游所谓的“塞上长城空自许”。然而内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业的袁崇焕，很快就与顶头上司王在晋发生了矛盾。 王在晋虽然命令袁崇焕前出前屯，但他对辽东的基本判断并未改变，那就是辽东已无恢复可能，只能以山海关作为防御重心。中前所也好前屯也罢，不过是山海关伸出的小触角。然而山海关外的峰峦高于城墙，尤其是欢喜岭，正好居高临下。整个地势像口锅，而城池正好处于锅底位置。如遇战事，“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怎么办呢？他建议在外围重新修筑一道边墙形成“重城”，北连山脉，南至大海，长约三十里，将一片石、欢喜岭这些险要都包罗其中，使之成为真正的天险雄关，不可逾越。 激情似火的袁崇焕闻听只是摇头。丢疆弃地，不图恢复，岂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此时更是不惜公开矛盾，直接上书首辅叶向高，陈述己见，丝毫不顾及长官的面子。 至少从形式上看，明朝官场的言路还是畅通的。朝廷并未因为袁崇焕是下级而将“举报信”转交王在晋处理。事关国防大计，内阁又不清楚实际情况，无法决定，帝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自请行边，前往实地查看，决定取舍。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议，袁崇焕主张筑宁远（今辽宁兴城），阎明泰主张守觉华岛（今菊花岛）。最终由孙承宗拍板，营筑宁远，与觉华岛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关的死角，他也没有忽视，“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晋还是不肯低头。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觉华岛跟山海关一样，也存在先天不足：辽东大寒，冬季冰封，觉华岛难免后金骑兵的威胁，岛上水师也无法直接增援宁远，因为水师登陆，犹如旱鸭子下水，陆战毫无优势可言不说，还需要气象条件配合，如果风向不对，能否登岸都是问题。 局势的演变证明，王在晋的担忧都是远见。当然，这并不能简单证明孙承宗和袁崇焕主张的错误。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你就会明白，宁远一城对于控制辽西走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欲守关门，必固辽西；欲复辽东，必固辽西，这个策略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不换脑筋就换人。孙承宗自请督师，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实际上是被挂了起来；袁崇焕升任永平道。按照惯例，总督下设一个或数个巡抚，巡抚以下也可以设一个或多个道员，由督抚与道员统御武将。 升官后的袁崇焕险些捅了篓子。根由很简单，还是因为他过于“明决”。当时将军吃空饷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焕奉命核实人数时，太过自信，一言不合，“立斩一校”，几乎引起全营士兵哗变。孙承宗闻听大怒，质问道：“监军可专杀耶？”袁崇焕无话可说，只得低头谢罪。 负责修筑宁远的武将祖大寿怀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规模都达不到设计要求。袁崇焕很不满意，于是便量化任务，明文规定城墙的高度与厚度，天启四年（公元1624），坚强堡垒宁远最终诞生。孙承宗随即上疏朝廷，声称“宁远可战可守”，“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 孙承宗器重袁崇焕是可以想见的。但久经宦海的他，并未忽视袁崇焕性格上的缺陷。他在奏疏中这样说道：“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慷慨激昂像枚硬币，同时具有正反两面。孙承宗敏锐地发觉了袁崇焕慷慨背后的弱点，那就是有“多事”的倾向。为了历练他，重用归重用，对其不成熟的意见，还是要再三反驳。有趣的是，王在晋也有类似看法。只是孙承宗笔下的“多事”，在王在晋看来是“轻进”：“职未尝不壮其气，而深虞其轻进也。” 孙承宗具体都驳过袁崇焕的什么提议，很难一一举证，但至少后来给袁崇焕造成很大麻烦的锦州，就在其列。宁远修成后，当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和总兵马世龙带领一万两千兵马，巡防广宁右屯等地，类似武装侦察。这一路下来，都没遇上敌军。回来之后，袁崇焕便建议恢复锦州、右屯、大小凌河与松山、杏山等地的城堡。老成持重的孙承宗没有同意。因为当时的后金和孙承宗，都在试探对方。直到次年五月，孙承宗才派兵分驻锦右等地，“缮城郭居之”。如此一来，宁远再度成为内地，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开疆将近五百里。宁远城更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柳河之败 自从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督师以来，辽东局势平静了三年多。在此期间，孙承宗整顿军队，修筑城堡，并没闲着，成绩其实是有的，但在中央坐办公室的官员看来，这些成绩相对于十四万军队和每年六百万两的军费，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抗战将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声名鹊起。根据他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的研究，“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6688677两。这些军费，主要用于辽东战事。其中449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以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这个数目对于当时的明朝政府，当然是巨大的负担。王在晋之所以反对进兵辽东，也是担心会“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黄仁宇认为，大明王朝的崩溃，的确首先开始于经济，经济崩溃最终导致政治崩溃。不过根本原因却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税收过重，而是恰恰相反。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减轻百姓负担、避免造反，采取税收定额制度。这个制度作为基本国策被延续下来，却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以及人口和田亩增加的因素。 到天启乃至后面的崇祯年间，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政府总是罗锅子上山——钱（前）紧。因此经常有人弹劾总兵马世龙冒饷。天启五年（公元1625）六月，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还上奏指责孙承宗劳师糜饷：“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 长期的舆论压力，便是耀州战役的发起背景。 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耀州”二字分量颇重，但彼耀州在陕西，此耀州属辽东，而且并非行政区划上的“州”，只是个驿，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故址大约在今天的辽宁大石桥市，位于三岔河东岸，是后金的前哨。此前马世龙得到一份情报，声称后金“四王子”驻扎于此，兵不满三百。若明军出击，城内难民可为内应。这份情报真假莫辨，但被马世龙当做了挽回荣誉的稻草。 然而大战之前，明军却屡屡哗变闹饷，成群结队，殴打队将，甚至一度包围袁崇焕的府衙。士兵的马料银子确实有几分短缺，但所谓拖欠工资三个月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既然如此，他们为何如此反应过激呢？闹饷是虚，避战是实。当时的明军，人心士气就是如此低落。 孙承宗和马世龙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孙承宗的司令部应该在山海关，但他却拖着病体前往右屯，显示对这场战事极度重视。 马世龙不知道跟民国末年著名的“西北五马”有无关系，但他世袭武职，确实是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回族。在明军中算是比较能打的将军。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他命令副总兵鲁之甲和参将李承先率军东渡，攻打耀州；觉华岛游击金冠派水师接应。然而事不凑巧，因为风向气候等原因，海军没能在指定时间到达，鲁、李二人措手不及，只得找渔船渡河。人多船少而且小，结果来来回回拖了整整四昼夜，完全失去战术突然性，后金军队早已张网以待；等明军一过河，他们摸黑发起突袭，抢占了先手。 此役明军计划出动四个营七千人，内有车炮一营、铁骑一营，水师二营。尽管水师没能按期到达，先期渡河的只是部分人马，但兵力依然占优。只是没有士气的军队不再是军队，只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明军前锋遭遇突袭，稍触即溃，后续人马也望风而逃，最终两员主将阵亡，战损士兵四百名、铁甲七百副、战马六百匹。这就是所谓的“柳河之败”。因为这个原因，孙承宗和马世龙先后离开了辽东。已经升任宁前道的袁崇焕，顶头上司换成了高第。 血战宁远 自广宁惨败以来，大凌河、三岔河一线成为明朝与后金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区。仓促进行的耀州战役，打破了三年的平静。天启六年（公元1626）正月十四，似乎是对耀州战役的报复，努尔哈赤再度统兵西渡辽河。 高第是头一年十月接任的辽东经略。对于孙承宗、袁崇焕的大纵深推进战略，高第内心并不赞同。因此他上任伊始，便上疏建议：以宁远为防御节点，冬季辽河结冰，后金骑兵畅通无阻，遇到攻击便会合兵退保宁远。 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将士们的一致赞同。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袁崇焕，强烈反对：“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当然也不会同意。要知道这三个地方都是他一再建议，孙承宗才同意恢复的。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怎能轻易放弃？因此他也据理力争：“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 袁崇焕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 努尔哈赤大军号称三十万，当然是虚数，三分之一都未必有。而明军前线兵力呢？“大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数量弱，质量更弱。右屯守将周守廉无心作战，率众而逃，“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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