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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马景海真实的叙说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窑山生存的艰难，应该说，窑山是整个西部的一个缩影。也许，马景海忽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西部人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挖甘草、抓发菜，最终彻底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西部今天之所以万丈厚土寸草不生，不能说与挖甘草、抓发菜没有干系。可是，不挖甘草、不抓发菜他们会活得更加艰难。 这是一个生存陷阱。 人类什么时候就掉进了这个陷阱的呢？ 如果我们少增加一些人口，如果我们早一些办好教育，如果我们更早一些懂得人类和大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也许，我们就不会掉进这个陷阱，或者这个陷阱浅一些，我们挣扎一番还能爬出来。 然而，悲哀的是在陷阱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告诉人类这些“如果”。 即使天宇间曾经出现了智者的大音，最终也被愚昧和狂妄席卷了…… 愚昧将使人类遭受大罚。 之四关于困境 “……贫困，除却经济范畴的意义外，还应该包含精神内质，那就是创造力和意志力的缺乏。”甘肃省教科所所长、年轻的教学论博士张铁道对我说，“什么叫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是通过教育的孕育使民族获得发展的能量；对个体而言，那就是人对命运及其发展过程的关注。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的教育目的真正意义是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也在丰富着自身的命运……”张博士眺望着窗外阳光般的城市，然后回过头来向我讲述他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的房东，“那位坚强的老人启示了我。老人在30岁时失去了丈夫，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是个残废，靠着国家的资助她为二儿子成了家，她自己也靠国家的救济金生活。可她每星期都要拿出两天时间到医院去义务服务，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如拿药、擦洗、喂饭水等。有一次，我对老人说，你可以不必这样做。老人回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权利……老人的回答使我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你在帮助别人时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我常常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多少这样的精神内质？”甘肃省教育大厦耸立在黄河岸边，黄河就在窗外滔滔东去。置身在位于17层的张博士办公的房间，我仿佛依然能够听见那不绝的孕育生命的水声…… 实际上，1997年10月张博士在面对他的导师李秉德教授、李定仁教授完成他的长达8万字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已经就发展中国家课程设置的弊端，以及普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更有效地为个人和社会服务，提出了质疑。 张博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发展中国家相继赢得了独立，他们出于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愿望，普遍实行了统一的西方学校教育模式，即“英才”选拔模式。为此，发展中国家的课程始终没有走出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为目的、以发展智育为中心的西方学术课程窠臼，严重脱离本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农村发展为主要导向的教育需求和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业成绩低下、大批学生留级辍学（中国1986至1987学年小学辍学学生数为414万人，辍学率为3.1%；1987至1988学年辍学学生达482.6万人，同年，平均留级率达6.4%，其中一年级留级率高达13.19%），进而造成严重的教育浪费。张博士说，片面的学习课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帮助少数“英才”通过考试脱离贫困的农村现实，而大部分升学无望的“不合格”学生则落得身心俱损的结果，许多学习者没有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念，难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生活。 张博士说，关于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实际照搬欧洲以培养英才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早在70年代就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比如法国学者保罗•朗格让就曾这样说过——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业地区。那些乡下人经常发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在地理上与他们地区相隔甚远，而且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水平上也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被割裂，这不仅导致了文化体验的贫困，而且也诱使人们离开农业地区。事实上，学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鼓励人们抛弃乡村，加入都市人口队伍。” 还有一位欧洲学者保罗•哈里森在对亚洲、非洲进行了长达5年的实地考察后，完成了轰动世界的《第三世界贫困的内幕》一书。哈里森惊奇地发现“政治的独立并没有给非洲和亚洲带来文化的独立。教育形式与内容仍然因袭欧洲的传统，学校只注重讲授空洞的理论和遥不可及的事实，却不涉及当地村庄农民的实际生活”。 哈里森每到一处都看到，“整个学校教育都在培养学生参加考试竞争，尽管65%-95%的学生都无望升学，但大部分国家的课程却不去帮助他们为生活做准备。”于是哈里森将毕业证书比喻为“摆脱农村体力劳动和贫困压抑的‘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哈里森谴责，教育实际上已经诱使青年成为远离他们的亲人、鄙视体力劳动、抛弃需要他们贡献聪明才智的农村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寄生虫和梁上君子。 我想，无论张博士也好，无论朗格让、哈里森也好，他们都是对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用“英才选拔”模式，即通过考试来淘汰和选择人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就此问题我曾请教过北京师大教育系学者史静寰女士，她很无奈地说，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唯有“高考”这块领地还相对是块净土，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公平竞争，如果“高考”体制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曾经打破过，但最终是一场闹剧中的悲剧。 张博士的同事马金玲小姐，1987年西北师大教育系毕业，11年来一直在甘肃省教科所从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研究，在她陪同我去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时，这个把头发修剪得如英俊儿郎的女子对我说：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现行的课程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结合太少，学完回到地里完全是另一码事。这些年国家提倡素质教育，课程也增加了乡土教材，也学，但效果不好。很长时间上一次乡土教材课，为的是上面检查好说说而已。农村的孩子还是想学正规课，想升学，这是个矛盾，已成为死结，很难解开。马金玲说到了天祝县炭窑沟小学，她说学校周围搞了大片洋芋地膜覆盖，长势很好，周围很多群众去参观，是块教学生实用技术的实验地。后来校长调走了，也不知现在怎么样。谁都知道教学针对性不强，可一味地有针对性高考怎么办？家长学生都要求升学。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困境。如何挣脱这一困境？马金玲说完，目光一片茫然。 应该说这不是马金玲一人的茫然，这是中国教育的茫然。当一种教育模式历史性地被固化，当由固化而形成的教育观念已如此深入人心，当现代化在中国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相距如此遥远，我们设身处地为贫困的家长和学生们想想，他们何错之有？ 所以，当我在“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人们告诉我，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甘肃会宁每年居然有五六百名学生考上大学，会宁因此而成为甘肃著名的“状元县”，当人们告诉我说北京电子一条街有240名会宁大学生、北京部级机关也有50名会宁学生，而会宁山河依旧破碎，会宁像被吸干了乳汁、输尽了血液而倒在路旁的母亲时，我无言以对；当天祝藏族女县长马官保告诉我，他们县的学生范建春1996年史无前例地考上北大计算机系，全县开庆祝大会嘉奖学校、老师、学生，1998年他们县的张永生以621分成绩、名列武威地区第一被清华大学录取，武威行署要在全地区召开庆祝嘉奖大会时，我不能不和他们一起由衷地高兴。故乡如慈祥的母亲，并不在意儿子们学成是否归来，依然敲锣打鼓送他们上路。 此刻，谁能把此视为教育的困境？ 然而，谁又能说得清这不是困境？ 之五祁连山的雪化了 8月12日晨8时，我和甘肃省教科所马金玲小姐搭乘兰州开往武威的长途汽车，13时40分我们到达祁连山区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 天祝地处我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纵横，海拔4800多米的祁连山、马牙雪山终年白雪皑皑。22万藏、汉、土、回、蒙等16个民族生活在这片天寒地冻的雪域高原。天祝历史上没有县制，以部落为居，1949年9月天祝解放，这是中国少数民族解放最早的区域。1950年5月，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刚一定下来，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天祝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当时天祝有44个部落22座寺院。就教育而言，天祝和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样，百废待兴。当时，境内只有一所公立完全小学，5所初级小学，在校生203人。经过近50年的发展，1998年天祝已拥有民族师范、职业中学、完全中学、小学共341所，在校生417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3%，其中女童入学率达99.48%，高于平均数，全县15-46岁的农村青壮年非文盲率达97.4%，扫盲已达到国务院规定的验收标准。1997年天祝已全县实现“普初”，世纪末，天祝是甘肃省已定的实现“普九”的县份之一。届时，天祝将成为中国最早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前面我已经提到天祝不断有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我们已经用了很长的篇幅，说了许多许多关于贫困制约教育尤其是制约女童教育发展的事例与佐证，那么天祝是祁连山里、是雪域高原里的一块富美的天堂吗？ 不是，天祝是国家级贫困县。截止1997年底，全县财政赤字已累计近4000多万。以1997年为例，全县财政收入2900万，而财政支出为5100多万，除省里每年补贴1100万外，缺口仍近千万。那么天祝是怎样在困难中发展教育呢？县教育局那个清瘦干练的周发科主任反复对我说，是“领导重视”。在内地、在西部、在整个中国，我们都经常可以听到“领导重视”和“领导不重视”的说法，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务结果。前者会将一种务实的作风贯穿于整个理想与意志的实施过程之中，权力之于前者，成为改善民众处境和履行义务和责任的有效而有力的“法宝”；反之，后者则是对责权的玩忽和对民众的期望与信赖的亵渎，应该说，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各级当政者对教育的不够重视所致，任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民众的抱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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