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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甘肃采访时，甘肃“两西指挥部”调研室张振江先生说到1982年的大旱：1982年一年没有下雨，粮食绝收，人畜饮水极度困难。政府动员数千人往灾区送水，送水车队经过时，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大牲畜牛、羊、猪、狗都疯狂地跑过来和人抢水。定西地区120万人全部靠汽车拉水度命，国家补助拉水费近600万元。张先生说，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18个干旱县600万人中近400万人没水吃。“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在这一地区持续多年，仅定西地区从1973至1982年就吃国家返销粮14亿公斤。“吃的救济粮，穿的黄军装”就是那些年中部地区的真实写照。 “始于1982年的‘两西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德政。没有‘两西工程’就没有今天的甘肃。”张振江说。这位1968年甘肃农大水利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为甘肃水利发展和“两西工程”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甘肃中部的干旱，主要是生态环境遭到了根本的破坏……” 张振江说道，为了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1984年甘肃省委抽调了1000多名专家、领导和干部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做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触目惊心—— 定西县：植被破坏呈持续性、全面性、群众性。破坏的方式主要为铲草皮、挖草根。全县铲草皮、挖草根的面积达70.3万亩，占全县三荒面积的40%；全县草场超载放牧达2.5倍以上，天然林木已荡然无存，新栽林木也已毁掉54%……大量的生态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县每年水土流失180万吨，每亩达3.3吨，伴随泥土每亩流失有机质22公斤，由此造成全县土地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土壤瘠薄，耕地严重缺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950至1983年34年中，大小旱灾23年，平均1.4年一次，其中粮草绝收的大旱达10年，除此，冰雹、霜冻也频频发生。1963年至1983年21年间，定西一县吃国家返销粮1.29亿斤。 永靖县：史载，永靖灌木丛生、牧草茂盛、牛羊成群。明清以后移民开荒，人口剧增，林草面积已逐年减少。1950年以后，永靖县人口失控，所有的负载都压在了土地之上，大面积开荒使永靖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首先是滥砍乱伐，使森林破坏殆尽。据小原村群众回忆，40年代，那里只有9户人家47人，200多亩地，山草长30多厘米高，到处有次生林。后来，人口猛增，扩大开荒，把毛刺林连根挖出当柴烧。1958年吃食堂，次生林全部挖光。到1983年小原村人口已增加到117人，坪沟乡也由1950年的2042人增加到4390人，于是，森林覆盖率仅剩3.9%；林木砍完之后，永靖农民开始挖树根铲草皮。全县干旱区农户1.47万户，全年共需要燃料8000多万公斤，其中做饭需要4800多万公斤，烧坑需要3300多万公斤。这其中44%的燃料是烧秸秆和畜粪，其余则全靠铲草皮、挖树根。小原村户均铲草皮1500多公斤，面积近30亩；再就是全县超载过牧，把秸秆饲料和仅有的草场全算上，只够一半的牲畜牧用，超载达50%以上，迫使草场严重退化。环境的急剧恶化使永靖县水土流失面积达78.55%，80年代初，人均口粮只有150斤，不够半年吃，人均收入只有四十几元，吃盐都不够。 会宁县：1949年以前，全县荒山植被达60%以上，近50年会宁的人口几乎翻了两番，1998年会宁人口为57万。50年代会宁每年调出粮食1100多万公斤，60年代会宁依然可以每年调出粮食890多万公斤。从70年代开始会宁非但没有余粮外调，每年还要调进粮食少则3000万公斤、多则6500万公斤。会宁从一个余粮县变为一个严重缺粮县，致命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使会宁的山河遭到严重的破坏。如同定西、永靖和其他县一样，七八十年代以来，会宁大约每天破坏植被3000-6000亩！如果按半年烧草根、半年烧秸秆，会宁一年破坏的植被也达50到100万亩！ ………… 现在，我们再来看青海。青海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黄河是青海境内的第一大河，过境干流长1960公里。青海的湟水河、大通河等90条河流汇入黄河，占黄河水量近一半，所以说青海是母亲河的最大输液者。然而，80年代以来，大量淘金者涌入河湟谷地，使这里的人口增加了10倍。加之生育失控、草原过度放牧，今日的青海南部鼠类猖獗，毒草、杂草丛生，荒漠化面积迅速扩展。据国家环保局卫星图片显示，荒漠化速率已由七八十年代年均3.9%增加到90年代年均20%，加快了近4倍。生态恶化使青海自1992年以来几乎年年发生旱情，受灾面积数百万亩，黄河的干流之一湟水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丢掉耕地上万亩。1997年黄河上游水量降至历史最低点，致使上游的两大水库龙羊峡、李家峡水库蓄水量减少了近25亿立方米，成为建库以来最少的一年。1998年8月我在青海采访时得知，那个周长为360公里、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泊青海湖，从70年代以来每年水位下降10至13厘米，致使一些地方如今已露出了沙丘、形成了半岛。10年前，我到达过青海湖。那时，望着湛蓝湛蓝的湖水，我把它比做大海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的泪水，抑或是地球在山崩地裂地自我嬗变时留下的一份蓝色忆念。那时，我很诗意很浪漫。10年后我又一次站在青海湖边，望着一天天一年年减少的湖水，我就想，当这滴泪水彻底干涸时，当这份忆念彻底泯灭时，地球将怎样抖动它的愤怒呢？那一刻，我很忧郁也很恐惧。 当我即将结束西部的采访时，我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沙坡头。当我独自站立在这无边无涯的瀚海里面，当我向波涛般凝固的黄色走去时，我居然不是恐惧，我体验的是博大、是敬畏。科学告诉我们，沙漠是在人类到达地球之前的几千万年，已经完成了它的铺张的，所以当人类出现时它已非常傲岸。但那时的沙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它仿佛对人类说：我们相依相存吧。那时的人类对它是敬畏的、不敢轻易触怒的，因为它是“天赐”的。“腾格里”是蒙语，意即“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后来人类狂妄了，得意忘形了，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大物面前不小心翼翼了，于是这个大物肆虐了。我不是在这里讲童话，因为依然是科学告诉我们，地球原本留给我们的原始沙漠是很少的，现在地球沙漠的87%是人类后来的活动造成的。 沙坡头是腾格里大沙漠南端紧逼黄河的连绵沙山，东西长十几公里，在黄河北岸堆积成高达百米的沙坝，这里曾经流沙纵横，平均每10个小时出现一次沙暴，沙暴一来，地毁人亡。沙坡头一带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蒸发量却为3000毫米，是降雨量的15倍！沙漠每年以8至9米的速度向黄河方向推移。我想，如果沙坡头不出现一个治沙林场，不走来一批献身于治沙事业的专家和工人，黄河在这里早已成为地下河！那条抻长的京兰铁路不知已被湮埋过多少次！ 1957年沙坡头建立了固沙林场。走来了专家，走来了工人农民。他们在茫茫沙海里安营扎寨，开始与人类的暴戾搏斗。他们创造了1×1米半隐蔽式草方格沙障固定流沙，那些草方格的草用的是麦秸或稻草秸。然后，他们又抢墒在草方格里播进草或灌木。30年不懈的努力，30年生与死、成功与失败的搏斗，终于在沿铁路两侧连绵不断的沙山上布下了一张绿色巨网，这张网宽近千米、长近70公里，形成纵横几万亩的固沙林带。昔日吞村毁舍、席卷大地的黄沙被绿色巨网牢牢捕获，再也未能逞凶。绿色巨网曾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沙暴的袭击，但安然无恙。 在沙坡头沙漠边沿高高地耸立着一座碑，那上面记载着1994年联合国命名沙坡头固沙组织为世界500家最佳治沙单位的表彰内容。仰望那座沙漠中的丰碑，我感受着一种悲怆和震撼：这是人类对命运抗争的纪念。回眸南望依然喘息着、挣扎着穿越沙漠的黄河，我就想，我们的“生存教育”应该添加的内容，我们的老师应领孩子们常来沙坡头看看。告诉他们我们生存环境的危机与艰难，不能再砍树、铲草皮、挖树根了！告诉他们沙暴曾经湮没了一个楼兰、尼雅……可沙暴只仅仅湮没楼兰、尼雅……么？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让他们长大了，告诉自己的孩子…… 之三雾罩窑山 窑山，是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一个贫困乡。 1998年7-8月我走过了甘肃、青海之后，9月我便到了宁夏。我在宁夏走了很多的路，从宁北走到了宁南。我站在了腾格里沙漠南沿的黄河岸畔，我进入了那个曾经神秘存在而又最后彻底消失的西夏王国残败的墓陵，当我穿越了600平方公里的西鄂尔多斯荒原、然后翻越六盘山到达和甘肃定西一样有“苦甲天下”著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时，贫陋的窑山只是我行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可是，我还是想说说窑山。 在我赴宁夏之前，宁夏在我心中的印象有三种定格：第一，宁夏是个沙窝子；第二，天下黄河富宁夏；第三，宁夏人的顽韧与强悍。所有的印象都来自既遥远而又贴近的传说。 应该说，在完成了宁夏的行走之后，这三种印象都有了感性意义的再现。 今天，纯地理意义的宁夏可以说是腹背受敌：腾格里沙漠从东至北步步围逼，西边的贺兰山已剥蚀得面如死灰，南边数百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高地和塬、梁、峁、涧、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寸草不生，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宁夏是个大沙窝”的缘由吧。 多亏了黄河。黄河从贺兰山南麓入境，折东麓北流至石嘴山出境，流经宁夏392公里，黄河过境处，沃野百里，水肥土美，果花飘香，谷米殷积，早在十六国时便有“塞上江南”的美誉，这就是我后来到宁夏时看到的银川大平原——黄河大灌区。我抵达宁夏时已是9月上旬，一望无边的稻地青黄相间，再有20天就要收割谷米，路边街市，摆满了中宁产的大枣、苹果，又脆又甜……也许，这就是“天下黄河富宁夏”了吧。 然而，曾经连续18年出生率达44%、居全国第一的宁夏，如今人口已接近五百万，就这么一块绿地，还能富饶多少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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