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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科向我说到了他们县主管教育的藏族女县长马官保。 马官保是1993年当选为天祝县副县长的，一上任，她就接到西顶小学的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幅教室危房的照片，歪斜的墙头，绽裂的墙壁，破漏的顶篷……还有一句撞疼她心扉的话：“没有别的请求，只是希望领导了解情况。”马官保当即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马官保就叫上县教委副主任一同前往大红沟乡西顶小学。通往西顶的路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无法通车，马官保就步行十几里走到了西顶。眼前的境况比照片上更让马官保心疼：墙斜屋漏的教室，扑嗒、扑嗒滴落着房顶渗透下来的雪水，水点、泥点不断砸在老师的讲台上、头顶上，砸在学生们的课桌上、脸上。即使这样，老师仍一丝不苟地在讲课，学生们仍一动不动地在听课。马官保见此，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回去时西顶的老乡要用拖拉机送马官保，他们不忍心让女县长在泥里雪里再走十几里路，他们还宰了一只羊让女县长带上，马官保都一一谢绝了。回县当天，她立即找县长汇报，立即批给西顶小学修建费7万元。几个月后，当人们纷纷投工献料、在欢呼声中把马官保的爱与责任一同砌就成了一座崭新的西顶小学校时，天祝政府和女县长投进去的仅仅是7万元钱么？1998年8月我到达天祝时，周发科告诉我说，全县小学校舍危房面积已由1993年的8.44%降到1997年的0.97%；马官保上任时，全县2000多名教师只有85套住房，条件最好的县一中，90多名教师也只有12套住房。许多老师租老百姓的房或用碎砖烂瓦垒间小房，住得破破烂烂。“就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要求老师们提高教育质量？”马官保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对不住辛辛苦苦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不能安居哪来乐业啊！”马官保想。于是，她想方设法，四处筹资，县财政、银行、房改资金……马官保当年筹资40万元，先为城关小学和县一中老师解决住房困难。周发科说，现在全县老师的住房基本都得到了解决。 在天祝宁静寒凉的傍晚，马官保来到了我的住处。这是一位朴素文静的藏族中年女干部，一坐定她对我说：“来晚了，刚刚散会。县委、县政府刚刚做了一个死规定，18岁以前不准入寺，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2000年全县一定要实现‘普九’……”面对这位藏族女性，当我稍稍了解了她的身世和经历，我便觉着她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那个朴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权责良心，支撑她的还有苦难铸就的博大的爱与悲悯之心。马官保的父亲11岁时成为天祝连城西寺的活佛，曾被送到北京雍和宫学习7年，19岁时回到连城西寺。天祝解放后父亲还俗，在县政府做藏文翻译。“文革”一开始父亲便成为“牛鬼蛇神”被“管制和监禁”了起来，马官保和母亲也被撵到了天祝最贫困的东坪乡农村，贫病和抑郁相交的母亲就死在了东坪乡下的破窑洞里。16岁的马官保从此孤苦无依。这时，人世间的善良和悲悯走近了马官保——东坪小学那个戴帽初中班的尹国庆老师天天派同学去和马官保做伴，帮助她做农事，鼓励她对生活充满信心。1972年从天祝一中走出的马官保又到三沟台农村当民办老师。在这期间，马官保饱尝了做民办老师的艰难和孩子们上学的艰难。应该说这是马官保日后“为官一任”时一定要为老师和孩子们扎扎实实办几件事的心理基础。 “现在，全县有19所牧区寄宿制中小学，有2400名学生，其中女生占一半；民族中学女生多一半；天祝师范已培养了400多名藏汉双语老师，女生多一半。现在教育最大的困难还是贫困，县里没有骨干企业。1997年全县‘普初’验收时，干部群众勒紧腰带一下子捐了437万元的硬件建设经费。总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马官保坐在我的对面，说到了我在西部到处听到并到处看到写在墙壁上的一句话。对于把这句话仅仅只作为时髦口号的地方，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在天祝，在从马官保口里说出时，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亲切。“我们对寄宿制学校2400名学生全部免去课本费，一人10元。另外，每人每月补助10元伙食费，0.8元医药费，一年下来需要31万元；师范生每人每月补助26元，一年需要50多万元；全县2300多名老师，光人头工资一年近1500多万，300多所学校，规模小，分散，但又必须办。财政再困难，但这几项必须保证到位。但所有的学校财政也只能保工资，没有任何办公经费，全靠勤工俭学。县城里的小学发动学生捡瓶子、拾破烂；农村小学种粮种菜卖。牧区一年四季都需要烤火，没煤烧，全靠学生捡牛粪。芨芨滩牧区小学发动群众每户给学校养一只羊，不准死不准卖，每年一只羊剪五六斤羊毛，一斤羊毛卖4元，卖20多元交给学校，群众叫‘捐圣羊’。芨芨滩有80多户人家，一年可捐2000元。芨芨滩小学80多名学生，9名老师，一年有2000元办公经费能基本保证正常运转……明天，我和周主任陪你去抓喜秀龙乡，女童实验学校都在那里。”听着马官保的叙述，我感念着一个藏族女性如何把她的权责和爱心结合起来，支持着民族教育，体谅着依然艰难的天祝人民。 入夜，我和来自高寒山区的三沟台小学校长宋维山、来自高山草原抓喜秀龙乡南泥沟小学校长孙德贵、红圪达小学校长谢多来、永丰小学校长赵斌忠、来自天堂乡科拉九年制学校校长晁裕财、芨芨滩小学校长毛永世——他们在县里参加校长培训，全县156名校长都集中在县里进行培训，长达一个月的培训校长们都是食宿自理——我们围坐在小小的房间里，聊他们的学校、聊他们的学生、聊他们艰难的勤工俭学。是的，他们很困难，他们出差无钱报销，他们上课没有仪器，他们还缺课桌凳、缺教室、缺图书，他们种青稞、种油菜子、种草、种树、种耐寒白萝卜，卖的钱补助点办公费、为困难儿童垫付书本费。三沟台小学种的6000株白杨长大了，每年修剪的树枝够烧柴了；南泥沟小学131个孩子冬天去拾牛粪，拾来的牛粪帮助他们度过漫长的寒冷；芨芨滩户户一只圣羊够老师们一年买粉笔、墨水、备课笔记本子了。但毛校长说，草场退化了，芨芨滩人养羊很少，82户只养了1600多只，平均每户只有20只，而四口之家养260只羊才能够养活一家人。他还说，羊毛市场也不好，原先8元一斤，现在4元一斤，也不好卖。芨芨滩人生活还很苦…… 然而再苦，校长们、老师们、家长们都在设法让所有的孩子上学。发现有孩子不来上学了，老师们就到家里找，到山里找，到草原上找…… 周发科主任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儿基会的官员都来过天祝；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圭亚那、丹麦、尼泊尔、孟加拉等十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官员、女童教育专家都来过天祝，有的还不止来一次。 从马官保那里，从周发科那里，从校长老师们那里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国际教育专家频频来到天祝…… 华藏寺镇浸溶在祁连山寒凉的清晨里，如洗的蓝天像一只硕大的玉盘覆盖在四周的达日山、格宁山和马牙雪山上。街市上没有行人，唯有一小阵一小阵的冷风擦地而过。站在这“天上一角”凝眸四野，我感受着这“十善华锐地”的圆满和吉祥。不一会儿，马官保、周发科走来，带我和金玲到抓喜秀龙草原。 抓喜秀龙为藏语“吉祥富饶”的意思，系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路过此地时命名的。这一片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咽喉乌鞘岭与祁连山东延马牙雪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境内最高海拔4300多米，一条高原美丽的河流金强河从这里发源，一路潺潺，流向了黄河。 沿河而上，我们来到了抓喜秀龙乡南泥沟小学。 周发科告诉我，天祝县5所女童教育实验学校全部在抓喜秀龙乡，1992年以前，天祝全县女童入学率为82%，抓喜秀龙乡为78%，全乡每年都有几百名孩子失学、辍学。 南泥沟小学的女教师谢玉香（藏名才让卓玛）不断地往炉子里添着牛粪，她怕我们冷。她说抓喜秀龙今天气温最低零下10度，最高只有3度。她说在抓喜秀龙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谢老师1977年天祝师范毕业就来到了抓喜秀龙高原，她在南泥沟小学教二年级汉语、四年级藏语。南泥沟小学服务半径10公里，娃娃们天亮5点就从家走，中午吃一顿干粮，学校供应点开水。她说娃娃们念书很苦，但大都能来念，有20个学前班娃娃，路途特别远的，家长骑马接送。但谢老师马上说到了桥喜文、桥喜武兄弟，她说桥家兄弟的父亲犯法被判了7年刑，母亲跑了。哥哥桥喜文13岁，去年念五年级时不念了，放羊让弟弟念。弟弟桥喜武10岁，念三年级，下学期可能要辍学。 “我是桥喜武的班主任，”谢老师说，“放假时学校要求预交今年秋天的学杂费30元，娃没有，我先垫上。娃说四五月份剪了羊毛还给老师，但娃们的羊毛今年也没有卖出去，还不了老师，娃们可能不敢来念了……”说着，周发科和谢老师就开始满村子地找桥家兄弟，几个啃着元白菜根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他们到山里放羊去了。山遥远无尽，草滩遥远无尽，孩子们会在哪儿呢？谢老师说，近处的草滩是冬天的草场，夏天的草场都在50里、100里以外，娃们肯定已走得很远，既已走，就要走到入冬才能回来。她还说，娃们也不会有帐篷，夜里都是挤在羊群里、搂着羊肚子睡…… 望着浑圆无边的草滩、草滩上浑圆无比的山塬、山塬后面耸入云天的马牙雪山，我们一片惆怅。万年不化的马牙雪山今年非常奇怪，百里银山化得片雪不留，灰白色的石灰质悬崖显得峻冷、狰狞，更加像缺钙而疏松的马牙。 “祁连山的雪今年也化了……”马官保忧郁地说。 “为什么？”我惆怅地问。 “不知道……可能是气候变暖吧。”马官保望着马牙雪山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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