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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重返浪漫文学的新世纪中国中篇小说(3)

时间:2012-01-29 16:18来源:半壁江原创中文网 作者:孟繁华 点击:
在这一文学现象中,青年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乡村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

  
  在这一文学现象中,青年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乡村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谜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的潜在期待。但意味深长的是, “并非记忆中的暖意”,而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 才能找到可以慰藉内心的书写对象。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这些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对底层生活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刘庆邦的《神木》与《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吴玄的《发廊》与《西地》、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温亚军的《落果》、李铁的《我的激情故事》、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马秋芬的《北方船》与《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等一大批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 关注的对象。对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 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 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 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这不仅使新世纪的中篇小说接续了现代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也使文学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民性。
  
  五、边缘经验
  
  边缘经验,是指在潮流之外,或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文学资源。文学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领域。它除了对现实的直接经验做出反映和表达之外,对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任何事物、任何领域都应当怀有兴趣。有些经验虽然是间接的,但一旦被当下的经验所激活,就有可能放射出意想不到的艺术光华。这种情况在百年文学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无论对新世纪文坛还是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多年来,韩少功对传统的小说形式似乎感到绝望,他一直在寻找小说绝处逢生的可能性。而重新正面创作的中篇小说《报告政府》,对文坛来说,它所涉及的领域鲜为人知,一墙之隔划分了两个世界,生与死、善与恶、正与邪等,是我们基本的认知或了解,那是一个神秘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所在。但韩少功所书写的监狱景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里的残酷、丑恶甚至血腥不仅仍在暗中上演,而且也有超级智慧、绝顶聪明在极限的环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人,其内心深处仍有人性乃至良心的复杂存在。对韩少功个人而言,自“寻根文学”开始,他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深怀迷恋,但略有夸张的“先锋”和前卫姿态,曲高和寡。《报告政府》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从“正面”挑战小说的创作。在这个把握难度极大的小说中,在对分寸、火候和节奏的掌控中,韩少功再次证实了他锋芒锐利的小说才能。
  
  马晓丽的《云端》,应该是新世纪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云端》突破了“军事文学”构筑的这一基本框架。解放战争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焦点是两个女人的心理“战争”——被俘的太太团的国民党团长曾子卿的太太云端和解放军师长老贺的妻子洪潮之间的心理战争。洪潮作为看管“太太团”的“女长官”,有先在的身份和心理优势,但在接触过程中,洪潮终于发现了她们相通的东西。一部《西厢记》使两个女人有了交流或相互倾诉的愿望,共同的文化使她们短暂地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处境和仇恨。但战争的敌我关系又使她们不得不时时唤醒各自的身份记忆,特别是洪潮。两个女性就在这样的关系中纠缠、搏斗,间或地推心置腹甚至互相欣赏,她们甚至谈到了女性最隐秘的生活和感受。在这场心理战争中,她们的优势时常微妙地变换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这里没有胜利者。战场上的男人也是如此,最后,曾子卿和老贺双双战死。云端自杀,洪潮亦悲痛欲绝。有趣的是,洪潮最初的名字也是云端,那么,洪潮和云端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这个隐喻意味深长。它超越了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同根同族的内部厮杀就是自我摧残。小说在整体构思上出奇制胜,在最紧要处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并充分展开。战争的主角是男人,几乎与女性无关。女性是战争的边缘群体,她们只有同男人联系起来时才间接地与战争发生关系。但在这边缘地带,马晓丽发现了另外值得书写的战争故事,而且同样惊心动魄,感人至深。
  
  魏微这些年来声誉日隆。她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打开的似乎是经年陈酒,味道醇美、不事张扬,和颜悦色、沁人心脾。读魏微的小说,很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和《云端》异曲同工。许多小说都是正面写官场的升降沉浮,都是男人间的权力争斗或男女间的肉体搏斗。但《家道》却写了官场后面家属的命运。这个与官场若即若离的关系群体,在过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官场运气不济,宦官人家便有“家道败落”的慨叹,家道破落就是冲回生活的起点。当下社会虽然不至于克隆过去的官宦家族命运,但历史终还是断了骨头连着筋。《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市委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什么是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因受贿入狱,母亲便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作为“贱民”的滋味。如果小说仅仅写了家道的荣华或败落,也没什么值得称奇。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喟。其间对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及邻里关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经意的描绘或点染,都给人一种惊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岭耸立。小说对母亲荣华时的自得,败落后的自强,既有市民气又能伸能屈、审时度势性格的塑造,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一个人从头做起,最后又进入了“富裕阶层”。但经历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后的母亲,没有了当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觉得有些“委顿”。
  
  六、重返浪漫的文学
  
  没有经过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或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应该是百年中国文学最大的缺失。我们也有过浪漫主义文学,但这个“浪漫主义”前面是有修饰语的。比如“革命的浪漫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等。这与法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发现,与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浪漫主义不同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正在悄然生长。它们对人性、爱情、历史以及内心欲望的另一种表达,都是不曾遭遇的。
  
  叶舟先后写过《目击》、《羊群入城》等名篇。叶舟的小说是心在云端笔在人间的小说,是丽日经天惊雷滚地的小说;他的小说有诗意但更有关怀,他的关怀不只是人性、人物命运或技巧技法,更重要的是他在追问、质疑、批判中有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守护。现在,我们读到的这篇《姓黄的河流》就是这样一部小说。
  
  《姓黄的河流》在结构上层峦叠嶂,迷雾重重。它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叙述者艾吹明与妻子迟牧云的婚姻危机;一条是德国人托马斯•曼——李敦白扑朔迷离的家世和命运。国人的婚姻危机是辅线,德国人的家世是主线;国人的婚姻危机虚伪而混乱,德国人的家世深沉而苦难。当然,这不是妄自菲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叶舟在这里无非是讲述两个故事,在比较中表达人性中最珍贵、高贵的情感和情怀,并借此传达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理解和守护。衣衫褴褛的李敦白一出现是在黄河边上,他要自己修一只独木舟,然后顺着黄河一直漂下去。他要用黄河水洗去姐姐的罪恶。这个故事不仅千回百转、九曲回肠,重要的是叶舟借用这个故事表达了人类应该恪守的基本价值。无论是沃森还是克拉拉,他们都饱受苦难和屈辱,但他们不是以恶报恶、以怨报怨,而是以高贵的无疆大爱处理了那些难以逾越的万重关口:他一次次地化解了仇怨,一次次地筑起了爱意无垠的高原。与艾吹明和妻子迟牧云虚伪的婚姻相比较,那就是天上人间。这当然是叶舟对异国文化和文明的一种想象,但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舟发现了在红尘滚滚心无皈依的时代,还有这样的故事和讲述的可能。因此,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姓黄的河流》是一个奇迹,尽管它难以改变我们面对的一切。但是,无论哪个时代,只要有高贵和诗意的声音在隐约飘荡,我们就有勇气朝向那个方向——让我们一起祝福李敦白吧,祝他早日抵达他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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