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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航的这出《断桥记》与他以前的作品都大不一样。这是一部发生在城乡连接处的小镇的故事。小镇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的文化记忆：小桥流水、青石小路、淑女雅士、贞节牌坊……都是中国文化的奇观。既有静谧的传统生活，又与都市一箭之遥，文化深厚又不事张扬。文学中的鲁镇、乌镇、天回镇，都是如此。当在新世纪它进入文学的时候，我们内心涌起的感情喜忧参半，拂之难去。《断桥记》中的落玉川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的小镇属性与历史悠久的小镇并没有区别。在具体写法上，晓航也别有洞天。这里有现代小说叙述学，有武侠，有悬疑。琴童大赛高潮迭起、古筝曲谱眼花缭乱，细节作为小说的推动力量不动声色，内部结构极其严密。这显然是一部构思久矣的作品：一个“卖金属”的人能够将一张古筝在纸上弹得上下翻飞——只因为他在文学中搭建了传统与现代峡谷两岸的文学之桥。 三、都市风景 对当下的城市生活，我们都有一种悖论性的感受：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城市人口急遽膨胀；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整合出当下的城市文化经验，不知道究竟如何表达我们对当下城市生活的真切理解。因此，当“官场小说”退场之后，城市生活在文化表达中仅仅剩下了空洞的时尚符号。这时我们发现，与城市生活有关的，大概只存活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重新回望历史，在略有感伤或怀旧的情调中，寻找或建构城市曾有的风韵或气息，在想象中体验城市曾有的丰富和多情；一个是对城市新阶层——农民工悲情生活的再现，对城市现代性过程中“与魔共舞”的呈现和书写。这两个故事虽然都不能表达当下城市真正的文化经验，但它却在提供城市文学经验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改变了城市文学的苍白。 须一瓜城市题材的小说写得复杂，我们必须用心阅读，假如错过某个细节，阅读过程将会全面崩溃，或者说，遗失一个具体的细节，阅读已经断裂。另一方面，须一瓜的小说还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的遗风流韵，她对人与人之间的难以理解、沟通和人心的内在冷漠麻木，有持久的关注和描摹。《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有须一瓜一贯的后叙事视角，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结果甚至过程，即便是当事人或叙述者也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于是，小说就有与生俱来的神秘感或疏异性：因车祸失去记忆的“我”，突然接到了外地寄来的自己多年前写的日记，是这个日记接续了曾经有过的历史、情感和事件，最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制造的那起“三人死亡、危机四邻的居民区严重爆炸案”。“我”决定重返失去记忆的陌生城市调查这起爆炸案。当“我”置身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依然断定“是的，我没有来过这里”。这注定了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虚妄之旅，荒诞的缘由折射出的是荒诞的关系。一些不相干的人因这起事件被纠结在调查的过程中，但彼此间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沟通，甚至连起码的愿望都没有。存在主义的遗风流韵和荒诞小说的叙述魅力，在《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再次得到呈现。 迟子建的《起舞》，是一篇精致而充沛的小说。她奇巧的构思和张弛有致的情节，将上个世纪上半叶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哈尔滨的万种风情，展示得万花纷呈。她在讲述情感传奇的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普通人面对现实时的勇武和决绝。“老八杂”这个市井之地，在表面的世俗生活背后，也因其久远而埋藏着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女工在舞会上与“老毛子”意外受孕，生下的“二毛子”历尽人间羞辱，女工一生枯守、至死不悔；丢丢敢为万人先，不仅嫁给“二毛子”，而且敢于为民众，也为自己守护那个仅存的理想与生存的家园。《起舞》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有齐耶夫可以理解的偷情，“情”是《起舞》的起点也是归宿。哈尔滨的“老八杂”就这样幻化为坦率的人格和达观的性格。跌宕的故事和多种文化的交融将《起舞》装扮成北国都市的俏丽佳人。 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对城市的打工生活的表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一对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李水库和程小桂，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在亲爱的深圳——到处是灯红酒绿、红尘滚滚的新兴都市，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却被自己主动删除了。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资本高于一切，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他们的规则之中。李水库千里寻妻滞留深圳，程小桂隐匿夫妻关系求人让李水库做了保安。于是，这对夫妻的合法“关系”就被都市的现代“关系”替代或覆盖了。在过去的底层写作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物资生存的困难，是关于“活下去”的要求。在《亲爱的深圳》中， 深入到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细微的方面，是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剥夺过程的书写。它不那么惨烈，但却更非人性。当然，事情远不止这样简单，李水库在深圳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机会接触了脱胎换骨、面目一新的女经理张曼丽。李水库接触张曼丽的过程和对她的欲望想象，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农民文化和心理的复杂性。这一揭示延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并赋予了当代性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李水库还是程小桂，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力不从心，但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一旦遭遇了“现代”，就不再有归期。这如同中国遭遇了现代性一样，尽管是“与魔共舞”，却不得不难解难分。 晓航的《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是我所见到的最具城市意味的小说。许多年来，我们还没有整合出被普遍认同的城市文化经验。但晓航的这篇作品，却一眼可以读出当下都市的味道：虽然情节或人物都略显夸张——“未来学家”谢斌、手机制造商宋城，都是出色的幻想型演说家。但鼓动舆论的力量、出色的狂热分子的言辞，总会平息更多的“群氓之族”的冲动情绪，足以让他们销声匿迹、形销神灭。对“未来”怀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对那些乌托邦的鼓噪者真诚地着迷，对与未来有关的人与事都兴致盎然。“每个人都有乌托邦梦想，这是人类的一大特点，是中性的。但是这个特点不能被无限放大，特别是不能把单纯的想象直接放到社会实践层面来无限制地执行，那会造成一种整体的疯狂”。小说在揭示现代生活纷乱迷离无从把握的同时，塑造了一群现代病患者。小说在理性与感性的缝隙游刃有余，既是一出生动幽默的情景剧，也是一出苍凉迷茫的悲剧。在整体构思和语言上，晓航的小说如在空中飞翔，上下翻飞又气象万千。晓航书写的城市文化经验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新人民性 文学的新人民性是一个与人民性既有关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讨论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但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是由别林斯基表达的。它既不同于民族性，也不同于“官方的人民性”。它的确切内涵是表达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的利益、情感和要求，并且以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方式彰显人民的高尚、伟大或诗意。应该说，来自于俄国的人民性概念，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此后，在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及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家那里，对人民性的阐释，都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程度不同的关联。我这里所说的“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 陈应松多年来深居简出，往返于神农架山区。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豹子最后的舞蹈》、《马斯岭血案》、《太平狗》等作品，以绝对和极端的方式书写了苦难的凄绝。《豹子最后的舞蹈》中，孤独地行走于山中的豹子，几乎没有藏身之地，笼罩在豹子周围的是一种灭顶的绝望。豹子的苦难可以找到施加的对象，但如同豹子般绝望的人物伯纬，也在最后地舞蹈，而他却找不到施加的对象在哪里。能把苦难写到这样的绝对和极致，是陈应松小说的力量所在。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在文学界引发的争论，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争论仍在继续，创作亦未终止。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二〇〇五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那儿》是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的朱主席的命运，可能就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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