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悠然走过十多年。十多年可以看出文学的发展和变化。而且多年来批评界一直倡导和坚持“新世纪文学研究”，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成果。中篇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代表了十多年来高端艺术的成就，总结它的成就和问题，对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意义重大。需要说明的是，一篇文章远不可能穷尽十多年中篇小说的全部成就和问题，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一、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依然是新世纪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书写对象。刘庆邦、毕飞宇、胡学文、葛水平、孙惠芬、温亚军、郭文斌、张学东等，是这个领域的重要 ，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这个时代中篇小说的主力阵容。
　　
　　毕飞宇新世纪以来先后发表了《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家事》等作品，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中国这一文体最优秀的 。《玉米》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说史上，也堪称经典之作。《玉米》的成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和认识，但是，它在内在结构和叙事艺术上，在处理时间、空间和民间的关系上，更充分地显示了毕飞宇对中篇小说艺术独特的理解和才能。
　　
　　《玉米》表达的是玉米情感“疼痛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在生理上感觉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关注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就出了问题。在情感愿望上也是一样。王连方的妻子施桂芳生下“小八子”后，有一种“松松垮垮”的自足和“大功告成后的懈怠”，连续生了七个女儿的“疼痛的”历史的终结，“小八子”是疗治施桂芳唯一的“良药”。从此她就从王家和王家庄作为“话题”的处境中解放出来，甚至不是这个“话题”主角的玉米，也有了一种扬眉吐气和“深入人心”的喜悦，她是替母亲“松了一口气”。但是，“小八子”的到来却没有终结玉米“疼痛的历史”。父亲王连方与王家庄多个女性的不正当关系，仍然是玉米的痛楚，她为母亲和这个家感到疼痛。玉米不仅不和父亲说话，而且“背地里有了出手”。那些和王连方不干净的女人，玉米就是她们的“克星”，她抱着“小八子”站在有些人家的门口，用目光羞辱和蔑视那些和王连方上过床的女人，于是这些女人对玉米几乎闻风丧胆。这些举动是玉米为母亲“复仇”，也是疗治自己“疼痛”的手段。
　　
　　当然，这还不是玉米的切肤之痛。玉米真正的疼痛是关于个人的情感史。彭家庄箍桶匠家的“小三子”是个飞行员，叫彭国梁。在彭家庄彭支书的介绍下，和玉米建立了“恋爱关系”。尽管是一个扭曲畸形的年代，但玉米还是经历了短暂的爱情幸福。与彭国梁的通信，与彭国梁的见面，玉米内心焕然一新，爱情改变了玉米眼前的世界，因王连方和那些女人带来的疼痛也得到了缓解。彭国梁的来信，“终于把话挑破了。这门亲事算是定下来了。玉米流出了热泪。”玉米不仅为自己带来了荣耀，也为王家和王家庄带来了荣耀。但爱情的过程仍然伴随着苦痛，这不只思恋的折磨，还有玉米文化的“病痛”。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于是，“写信”又成了玉米挥之不去的隐痛。彭国梁终于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一瓶墨水、一支钢笔、一扎信封和信笺以及灶台后的亲密接触，玉米幸福得几近昏厥。但玉米还是没有答应彭国梁的最后要求，她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彭国梁又回到了天上。幸福是如此短暂。更让玉米难以想象的，这几乎就是玉米一生的全部幸福。最后，玉米把自己交给了五十多岁即将丧妻的公社革委会的郭副主任。一个心气高傲、曾经如花似玉的玉米，就这样经历了自己惨痛的情爱历史。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她此后将要经历的生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融入了可以想象的无论是王家庄或其他任何地方。玉米从自强、自尊、多情到妥协、无奈和冷漠的心路历程，使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对乡村中国来说还是多么遥远。也正因为如此，毕飞宇仅凭《玉米》便可独步文坛。
　　
　　葛水平与乡土生活有关的中篇小说，都是以“原生态”的方式，在缓慢流淌的物理时间里，充分展示了太行山区“贱民”生活的残酷和艰窘，在极端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在简单又原始的人际关系中，揭示了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她舒缓从容、波澜不惊的叙述背后，聚集了强大的情感力量，表达了她对文学独特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她坚忍不拔的文学意志和勃勃雄心。《喊山》的内容应该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岸山坪的韩冲和发兴媳妇琴花有男女私情，而且是交换关系，充满了庸俗气，是经不得事情的，因此乏善可陈。果然，当韩冲因麻烦来借钱时，琴花与丈夫沆瀣一气、夫唱妇随，果真断了韩冲的念想。但这却并非闲笔，它是反衬后面男女情缘的。新来的人家男人名腊宏，带着个哑巴媳妇和孩子。腊宏突然被韩冲炸獾的雷管炸伤死去了。孤儿哑母今后的日子可以想象。《喊山》是一部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小说，韩冲和哑巴红霞没有身体接触，但这里的两性关系比身体接触过的韩冲与琴花要动人得多。红霞是因为韩冲开口说话的，当韩冲被警察带走的瞬间，一句“不要”刻骨铭心，甚至比哑女的“喊山”还要动人。
　　
　　生死，是葛水平小说反复出现的主题和场景。生离死别、阴阳两界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大限。但葛水平的小说里，生死大多与男女关系有关。在葛水平的男女、生死的背后，最为动人的还是情义。恶人心里积聚的是怨恨、憎恨和仇恨，恨最后一定导致暴力和死亡。情义是恨的相反一极，它是善的情感表达，是动人心魄的温暖和爱，是恨的化解力量。情义在女性那里要更多更充分。男女、生死和情义，是最要紧的文学元素，没有这些关系、场景和情感，文学就无以存在。葛水平以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想象，在生死、情义中构建了说不尽的男女世界。于是，那封闭、荒芜和时间凝滞的山乡，就是一个令人迷恋的朴素而斑斓的精神场景，那些性格和性情陌生又新鲜，让人难以忘记。
　　
　　二、小镇风情
　　
　　城市的周边是城乡交界地带的小镇。中国的小镇因其千变万化而别具韵味。但也正因为处于城乡交界处，在中国城市不断膨胀和乡村萎缩得到更多注意的时候，小镇风情依旧，却只能在怀乡者的乡愁和旅游者“窥秘”时被光顾。因此，当代文学的小镇景观一直不如现代文学发达。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文学坐落于小镇的时候，它焕发的光彩竟如此令人震动或震惊。
　　
　　鲁敏作为70后 ，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口碑。《逝者的恩泽》，是一篇构思缜密、想象奇崛、苦涩凄婉又情调浪漫的小说。无论它的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半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那个不在场但又无处不在的“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女人，一个是“逝者”陈寅冬的原配妻子红嫂，一个是他们的女儿青青，还有一个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时的同居者古丽。这些人物独特关系的构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泽》成为一篇险象环生、层峦叠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文学常见的元素，在鲁敏这里并没有演绎为爱恨情仇的通俗小说。恰恰相反，小说以完全合理、了无痕迹的方式表达了所有人的情与爱，表达了本应仇怨却超越了常规伦理的至善与大爱，使东坝这个虚构的小镇充满了人间的暖意和阳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债或仇怨的事物，在鲁敏这里以至善和宽容作了新的想象和处理。普通人内心的高贵使腐朽化为神奇，我们就这样在欷不已、感慨万端中经历了鲁敏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种浪漫和凄婉的故事、这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她受到普遍赞誉当之无愧。
　　
　　鲍十的小镇是另外一种叙事。他的小说一直呈现着温婉的暖色，他对日常生活的叙述总是透露着生活的某些原生状态，这与他的小说和历史建立的关系有关。《芳草地去来》写了一个省城“支教”的青年教师高玉铭，在单位不得志被领导下放到基层。但在芳草地中学高玉铭省却了许多省城的烦恼，他和小镇中学的老师、学生相处得很好。因此，当两年“支教”期满后，高玉铭决定放弃省城，重新回到了芳草地中学，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校长的女儿高卉。高玉铭很像这个时代的“多余人”或“零余者”，也与八十年代回城后的知青重返乡村或精神还乡的小说多有相似。不同的是，高玉铭不是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不是因同情或怜悯对一个乡村女教师的爱情赐予；也不是因在城市找不到位置迫不得已地返回乡村的《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或《南方的岸》中的知青们。高玉铭的选择是主体性的选择，是对官场文化、琐屑情爱生活厌倦后的选择。这种选择说是道家文化也好，说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也好，总之，它是高玉铭自己做主的选择。事实的确如此，一个能够坚持个人内心价值并不妥协的人，自觉边缘化于小镇，也许是最好或最后的选择。
　　
　　温亚军的小镇就不这样温婉和多情了。近年来，温亚军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日趋成熟。他写的都是寻常日子、百姓人家，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也有紧要处，也有生存或心理迈不过去的门槛。在《赤脚走过桑那镇》中，几个人物就都面对着必须要迈过的门槛：镇长必须完成县里捕杀所有狗的任务，不然就不能向县里交代；方大牙必须杀掉最后一只狗，尽管那是小学校长、无数官员姘头的哈巴狗，不然，镇长不仅不会兑现为他找媳妇的诺言，而且还拿不到捕杀狗的酬金；方小妮一定要嫁给补鞋的老头蒋连省，不然就还要在娘家寄人篱下。但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恰恰是最无辜的孩子聂瓜瓜承担了所有的后果，他还是因为舅舅方大牙捕杀了校长的哈巴狗被开除了。小说中苦难气息漫长无边，赤脚走过桑那镇的孩子聂瓜瓜在眼前久久伫立。就在这样压抑无望的气氛中，温亚军还能够从容地描写景物和雕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