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第五章
-
9
尽管斯皮尔伯格已经不是个新手——毕竟，他20年的岁月里有一半时间是在拍电影——但《安培林》仍被视为这位年轻导演的正式处女作，这部电影于1968年12月在电影院发行。这部短片，无言而又意味深长，讲述了一对男孩女孩苦乐参半的故事，他们在一起，但最后在搭车从沙漠穿越到南加州海边的路途中分开了。
《安培林》的一位创作者并未被列在名单上，她是朱莉•雷蒙德，是她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介绍给身怀抱负的制作人丹尼斯•霍夫曼认识的，她与后者在太平洋产权公司一起共事过。霍夫曼比斯皮尔伯格年长九岁，管理着森芬克斯（Cinefx）光轴公司。他同时还有一支摇滚乐队，乐队名为十月国度，他正在寻求拍摄一部电影，能够以他乐队的音乐来配乐。1968年早些时候，就在斯皮尔伯格21岁生日后不久，雷蒙德带霍夫曼来和这位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吃午饭。
霍夫曼对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印象是他“很有进取心，很可爱也很专注。他呼吸的每一寸空气都和电影有关。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导演，简单而直接。他说如果我愿意投资，他愿意做任何事。史蒂文是那种让人消除戒心的人，他身上有种天真烂漫的气质非常质朴。你会想要帮助他。斯皮尔伯格达成今天的成就不是意外，他靠的也不是运气，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了的。他不只是拍摄电影方面的天才，他更是自我推销的天才。他和我都对拍摄电影怀有很大的抱负。没错，我愿意帮助他是因为我也想要有所发展。我想要进入制片人的圈子，而我作为一个朋友也愿意帮助他，因为我喜欢他，而他也需要帮助”。
他们商量的第一个项目是《随心逐流》。
“他需要5000美元拍完这部电影。他去找过他父亲了，而他父亲不肯给他钱。摄影师很出色，但我回想起来这很无聊——一堆人骑着自行车。感觉拍来拍去就是这么几个镜头，这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自大吧，我告诉他：‘我真的对制作这部电影不感兴趣。’
“我告诉史蒂文我想看看正在写的东西，我想看看剧本。他给我看了两到三个不同的计划，每个有三到四页剧本。他第一个给我看的是一个关于汽车电影院的，故事都发生在晚上，人们下车去拿糖果，大概讲述了他们在路上看到了些什么。而他们回来之后，就找不到他们的车了——这些车都是大众的。这个故事挺不错的，但是代价太高了，而我的乐队也没法配乐。我觉得如果没有对话的话，对他这个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来说会比较简单。我告诉他：‘我们来拍点不要这么多场景的电影，这个人太多了。我们来拍点没有声音、没有对话的场景。我们会找个地点，不要这么多设备。这会简单一些。我们来拍点可以用到我音乐的东西。’
“而下一个剧本就是量身定做的。我选择《安培林》是因为剧情本身没有任何对话，场景也非常适宜。史蒂文不喜欢摇滚乐，但他还是为我们破例了。他完成了那个故事，我也给了一些意见。我们见了几次面，努力合作。《安培林》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作品，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需要一个作品来成为导演。”
斯皮尔伯格描述《安培林》是“对商业主义的反抗。我拍了很多16毫米胶片的短片，但一点用都没有。它们太难被人理解了。我想要拍一部电影，证明给那些投资电影的人看，我确实可以成为一名专业的导演。《安培林》是我有意识地为了我的电影事业而做的突破，我需要向那些人证明我可以拍摄一部好电影，里面包含着灯光和表演。我在这个电影里想证明，我可以不用对话就讲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故事。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因为即便我想加入对话，也负担不起费用。”
布里斯和斯皮尔伯格通过他们在《随心逐流》的不幸经历，已经对节约产生了很深刻的认识。或者他们至少学会了未来怎么去做一个没有经验的制片人。“起初他们给《安培林》的预算是3000到4000美元，”霍夫曼这么回忆道，“他们想要简便行事。”认识到这个数目低得不现实之后，霍夫曼同意补充资金，而最终的成本是20000美元，包括使用CFI的森芬克斯实验室和莱德声响处理、特艺彩色的35毫米胶片，还有几千美元的广告和公关费用。
《安培林》基本都是在南加州的自然环境下拍摄的，但霍夫曼也用到了马里布的杰克•帕兰斯海滩小屋作为结尾的场景，同时他也在森芬克斯实验室搭建了一个小型摄影棚，用来拍摄最后的夜景外景。那个场景是两个角色在睡袋里做爱，而外面烧着篝火，这个场景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既削减了场地费用，也为了让摄影师艾伦•达维奥能更好地控制灯光。
参加这部电影的所有人，包括斯皮尔伯格，都是为了成名而工作的，这对他们所有25个人（包括十月国度乐队的五名成员）来说，都是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学院演员名录》里找到了那个红发的女主角，她叫帕梅拉•麦克麦乐，毕业于帕萨迪纳戏剧学院，已经在《波士顿杀人王》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而男主角理查德•莱文则在比佛利山庄公共图书馆里做图书管理员，他和导演长得很像，因此很适合扮演这个自传式的角色。
斯皮尔伯格称霍夫曼“想只留自己的名字。这也就意味着这部电影是丹尼斯•霍夫曼的《安培林》。我说‘好吧’，我钱也拿了，电影也拍完了”。但对《安培林》来说，完成它的不是一个人，霍夫曼作为制片人投了钱，而布里斯“负责了整部电影的制作”，影片最后字幕打出了：“编剧兼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霍夫曼觉得提到这部电影的人只强调斯皮尔伯格的创作贡献，而把自己当做“一个有钱没脑子的暴发户”是不公平的。
“我发现了斯皮尔伯格。我为他的电影集资，我照顾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我支付了各种费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被遗忘了。我是制片人啊。”
10
1968年7月6日，拍摄《安培林》的第一天，伯里斯在森芬克斯的摄影棚里发现斯皮尔伯格的举动时心中警觉起来：“他当时在拍摄一个火柴不断飞进篝火的镜头。就故事来说是合理的，但他不肯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我知道那部电影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产品，如果整部电影都这么拍，我们会用掉10000英尺的胶片。我大喊一声‘停’。史蒂文就发飙了：‘没人能在我的片场喊“停”！’我吸取了教训。从此我再没在任何片场喊过‘停’。我觉得他从未原谅过我。”
“第一个周末，丹尼斯差点撤销了这个项目，”达维奥说，“我们在周六和周日拍摄篝火那一幕，到周六晚上时我们已经用掉了三四倍当日配额的胶片。丹尼斯说：‘到此为止了，我们现在就撤资。我没这么多钱。’我们只好说：‘好吧，我们会听话的，我们会听话的。’第二天我们非常小心，使用尽量少的胶片，这样我们才能在去往沙漠拍‘真东西’。”
对他的导演权威的测试一旦结束，斯皮尔伯格似乎就得心应手了许多。接下来的八天，拍摄工作是在洛杉矶北部梨花城附近的沙漠中进行的。“梨花城七月可以达到105华氏度，”达维奥回忆道，“人类根本不应该带着摄影机出现在那里。”除了身体上的严酷考验，斯皮尔伯格对参与拍摄的每个人都“好极了”，霍夫曼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绝对的业余爱好者。史蒂文与大家合作得极好，他和任何人都能立即处好关系。无论你是谁，他都能指导你。而且他也会为工作做好准备。”斯皮尔伯格甚至用自己的8毫米摄像机记录下了《安培林》的拍摄过程。
“人们会问：‘你是怎么认识斯皮尔伯格的？’”达维奥总会报之一笑，“我会认识斯皮尔伯格是因为我和他拼尽全力，拍摄每天的日出日落拍了整整八天。每天早晨他都想起来去拍日出。‘史蒂文，我们昨天拍的日出就棒极了。’‘是，但这次的也许会更好！’我们的管理很松散，幸好斯皮尔伯格让我们团结一致。拍了日出之后，我们开始进行一天的拍摄，最后再拍一个日落。然后我们会开车回城，去特艺公司看前一天的样片。史蒂文看样片只是为了大概知道怎么能重拍一个更好的小镜头。我们再开车回去，睡觉，然后，嘭！清晨五点，史蒂文就起来了，大叫‘起床！起床’！”
《安培林》剧组人员中后来继续在好莱坞工作的包括：作曲家迈克•劳埃德；斯皮尔伯格的妹妹安妮，她当时的工作是剧本指导并负责准备食物；制片助理梭姆•艾伯哈特，当年的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学生现已是一名导演；制片助理罗宾•钱柏林后来制作了电视剧集《翅膀》；摄影助理唐纳德•海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毕业生，他后来和达维奥合作拍摄了摇滚短片，并最终成为了副制片人和制片经理。霍夫曼回忆，那部影片对于参与制作的人来说都是为爱出力，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只是出力而已，而且是出力没回报。海兹说，在条件严苛的外景地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剧组人员回到沙漠里的小旅馆时都“累趴下了”。伯里斯回忆说剧组人员总在不停变动，因为“有人会说‘他妈的，爷不干了’”。“那段时间很辛苦，”海兹承认，他也在电影结束拍摄前就离开了梨花城，“太苦了。条件十分艰苦。天又热。我们身处荒漠中央。我们要爬上山坡搭好摄影机。也没有该有的娱乐设施。”海兹很快发现，斯皮尔伯格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放松：“我们每天早上很早就出发去外景地，斯皮尔伯格说他每天早晨出发前都会吐。我可以理解——每个导演都会紧张，而他不过是个孩子。但他依旧是头儿。他很认真，拿人钱财又不做迎合市场的事，最好还是认真点。”
斯皮尔伯格认为《安培林》的剪辑是“一个净化的过程，通过剪辑才能讲出一个好故事”。为了这部26分钟的短片，他拍摄了超过3小时的胶片，当他准备好开始剪辑时，他的制片人已经没有什么钱给他租剪辑室了。朱莉•雷蒙德再一次帮了大忙：“我帮他在好莱坞找了一间剪辑室——哈尔•曼恩洗印工作室。我之前就认识哈尔，他曾是太平洋公司洗印工作室的主管。”
“朱莉•雷蒙德打电话给我向我推荐斯皮尔伯格，”曼恩回忆说，“我们之前在太平洋公司时就和他一起工作过。他拍了一些16毫米的东西，带去洗印。公司老总拉里•格里曼和学生们一起干过许多活。他乐善好施、善解人意。我们以成本加5%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胶片。那时斯皮尔伯格不过是一名学生，我隐约记得他。他和一名助理剪辑师伯里斯对《安培林》进行剪辑，他刚刚开始做特效。我估计他是没钱了。他需要地方剪片，并且希望随时都能工作。他过来和我谈了谈。我们觉得他很优秀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看起来像个好孩子，懂礼貌，尊敬人。对每个人都称呼‘先生’。他的举止像个生意人。我们有一间空闲的剪辑室，就借给他了。我们跟他说如果他夜里干活的话就可以免费用。”
斯皮尔伯格整整六周都在曼恩的声画剪辑机旁，对影片和音轨进行剪辑，声音包括迈克•劳埃德的配乐，由十月国度主唱卡罗尔•卡马乔演唱的忧伤主题曲，以及全片出现的唯一的人声——在一段抽大麻的连续镜头中帕米拉•麦克米勒的笑声。斯皮尔伯格的剪辑大胆、简洁、有力、突然，使用非传统的跳接和定格，带有炫目的新浪潮色彩。每周七天他都在剪辑，从下午四点到凌晨四点，整栋大楼里只有一个员工陪着他，晚上还有伯里斯。斯皮尔伯格决心在年底前制作好影片并发行，以赶上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的评选。
曼恩回忆道，斯皮尔伯格“以披萨和夜色为生，他花了大约两周，日夜不息，只听电影配乐、指导剪辑。他有一个点唱机，拿来了许多每分钟33转的唱片。他会听着音乐看自己的电影，走来走去一整夜。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想要了解一切的一切。他想知道洗印室是怎么运作、特效器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有两三名特效师，他也想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有许多好人愿意给他建议。没有人会忌妒他的时间和知识，大家都想帮他。他很安静，同时也很强势。他不会表现得无所不知，他渴望学习。这让我们也很有干劲。总有某些人会让你想倾全力相助。我们都觉得他能有所作为。电影就是他的生命”。
后来，斯皮尔伯格将《安培林》贬作“一部伟大的百事广告”，并认为“其灵魂和内容跟一块漂浮木差不多”。自从1977年从霍夫曼手中买下自己的处女作，斯皮尔伯格从没想过要重新发行。“史蒂文多年来都不希望人们看到那部电影，”达维奥说，“因为他把这部电影视为职业导演的敲门砖，他要凭借这部影片说服环球影业的决策团队给这个21岁的导演投钱，这部片子就是给那些电影公司高管看的。片子有足够的创意和闪光点，但整体来说还是很老套。我觉得他因为这部电影而感到有些难堪。”
“我现在无法看它，”斯皮尔伯格在1978年承认，“那部片子能说明我在20世纪60年代有多无趣。回头看那部影片，我很容易便能明白，‘难怪我没有去肯特州立大学’，或者‘怪不得我没有去越南，而当我的朋友们都在世纪城举牌抗议时我也没有参加反战游行’。我当时是一门心思搞电影，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而《安培林》只是老套的副产品。”
斯皮尔伯格低估了自己的影片。这么多年过去了，《安培林》所表现出的视觉成熟性依旧震撼人心，虽然是针对市场量身定做，这部电影绝不仅仅是导演的“敲门砖”或者只是为了迎合20世纪60年代的青少年题材电影市场。该片简洁而又柔情的叙事方式感人至深，通过描绘搭车人的不同个性，斯皮尔伯格对那个时代不同文化族群的刻画既精明，又有深度。影片对嬉皮士文化的矛盾视角，也反映了导演自身的性格——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同时展现了斯皮尔伯格狡黠的职业直觉。在满足了年轻人这一表面上的目标观众群的情况下，斯皮尔伯格也将影片进行调整，以针对人数更少的真正的目标观众：好莱坞中年制片人，他们对新出现的青年文化既谨慎又着迷。这样一来，他拍出的电影既有吸引众人的商业性，在展现暗涌的情感方面又很有个人特色，这种特点将成为斯皮尔伯格的艺术标签。
拎着吉他箱，戴着迷彩帽，穿着休闲装，《安培林》中理查德•列文这一角色看起来是一个嬉皮士，或者至少是努力想成为嬉皮士的中产阶级犹太孩子。他的羞涩和性方面的不成熟吸引了剧中人物帕米拉•麦克米勒，她作为一个被生活伤过的流浪者，漂亮又奔放，脆弱但经历过风雨。她主动邀请他抽大麻，并与他交欢，她的爱玩天性似乎让他放松了下来，但随着故事的推进，他内心的拘谨日益明显。
男孩不愿意让旅伴打开他的吉他箱看，一开始似乎只是无害的古怪举动，时间久了也引起了女生的警觉，她意识到自己还不完全了解他。他们最终到达了太平洋边，男孩没脱衣服，就冲进浪花中嬉戏，女孩意识到他们之间是没有未来的，于是忧伤地坐在沙滩秋千上。通过一连串的时空跳切剪辑，斯皮尔伯格将她带到沙滩上的吉他箱跟前。她打开了吉他箱，脸上的笑容混合着失望和好笑，她发现了能显示出男孩的真实身份的东西——一套商务西装、领带、棕色镂花系带商务鞋、牙膏、漱口水、一卷手纸——旁边还有阿瑟•克拉克的《城市与繁星》平装本。从这些表面上不协调的内容物，细心的观众会明白斯皮尔伯格与这个角色的关联。
虽然男孩看上去不善交际，但他不仅是假嬉皮士、冒牌者，还让人相当不愉快。他独自一人时无法在高速路上搭到车，于是就黏上女孩，将她当做诱饵吸引不知情的司机，后来司机明白过来他的诡计，产生几出好笑的哑剧。在更严肃的剧情层面，斯皮尔伯格用巧妙的手段微妙地传递出这对伴侣间疲倦的眼神，男孩无情地让女孩在感情上一步步接近，自己却不愿付出真心。她最终意识到，他的目的地是南加州，而那里容不下一个没有社会野心的流浪者。通过敏感清醒的女性角色审视男主角，斯皮尔伯格含蓄地批判了男性的野心和情感冷漠。虽然可能不会讨好当时的观众，但斯皮尔伯格对年轻艺术家的描绘虽然尖刻，却很客观。列文一角对女孩的态度和一本正经的斯皮尔伯格对嬉皮士室友拉尔夫•伯里斯的态度如出一辙，她对性和情感的开放态度让他尴尬又好奇。导演将麦克米勒描写为一个悲情的角色，是出于对逆主流文化的尊敬，虽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虽然政治意识不明显，但《安培林》绝不是一部“无动于衷”的作品，拍摄该片的电影人带着浓厚的情感，刻画出那一代人的不满心情，即便经过艺术性地削弱，这种情感依旧清晰。斯皮尔伯格在1968年对《安培林》的形容是“希望可以变成现在的一切。本片对大麻和性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朴素地展示”。他其实可以说得更好一些，因为《安培林》也许没有对社会道德的变更发表意见，但它详细而充满热情地对一切进行记录，而且没有任何的夸张。斯皮尔伯格熟练而灵活地使用摄像机，充满活力和意外节奏的剪辑，选用演员的自然主义表演，使得《安培林》全片带有清新自然的情感，而视觉效果也非常成熟、节制，甚至可谓之经典。与其他著名1960年代青春片相比，那些影片过度激昂以至于今日根本看不下去，而《安培林》则优雅、不做作，就像是一颗时间胶囊。它的导演绝不需要道歉。
“我看《安培林》时，”查克•希尔福斯说，“说实话，我哭了。它达成了该达成的所有目标。完美的片子。他利用摄像机的某些方式很有趣，但那不仅仅是为了有趣——他在讲一个故事。故事很简单，他讲得很好，而且还是无声电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摄影师，他知道他的想法需要以什么样的画面呈现。我不想表现得好像自己是他的老师，但我真心希望自己是。你要怎么教玛丽亚•卡拉丝唱歌？谁能教达芬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我看来，他是电影界最有天赋的人，不仅仅是当下，有史以来也绝无仅有。
“我并不很相信自己对《安培林》的评价，我想也许我不是很客观。我又看了一遍，以更专业的视角进行审视。我不觉得自己会做任何改动，而我一般不会这么想的。我把电影放给熟悉的几位剪辑师看。其中一个甚至哭了——卡尔•平吉托。卡尔看起来就像一头熊一样壮，但他说：‘那是我看过最美的东西。’在我把《安培林》给三四个人看过之后，我知道我看到了史蒂文的才华。”
希尔福斯向史蒂文保证的重大突破现在已经近在眼前。就像斯皮尔伯格说的，接下来发生的，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当时在环球影业工作的其他人也试图证明是自己将《安培林》推荐给高层的但希尔福斯才是第一人。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确定要拿《安培林》怎么办，”他回忆说，“很明显史蒂文会去参与电视制作。我也在电视圈，我认识的人都在电视圈。那将是史蒂文的第一次登场。我想：‘我到底要怎么办？打电话给管事儿的人吧。’”
-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