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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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和剪辑师在一起。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环球影业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喜欢和我在一起。我会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剪辑的。我甚至自己剪辑过《马车队》的一些镜头，你知道的，剪辑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工会员工卡。那是开始”。
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和托尼•马丁内利在一起的时间最久，马丁内利从1925年就开始从事这一行了，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伙计。“他到我的剪辑室来的时候只有16岁，还在上学，”马丁内利这么回忆道，“我们在环球影业的老实验楼里有剪辑室，所以查克•希尔福斯问我是不是可以让史蒂文到我这里来。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非常友好。他身上没有一点骄傲自大的地方。他拍过一部8毫米胶卷的电影，是《第三类接触》的一个早期版本（《火光》）。他有个投影仪，而我们把胶卷投在墙上。声音部分在另外的设备上，可他没法将它们同步起来。作品真的很不错，非常优秀。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他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不算业余爱好者。我知道他有这个信念，从他的8毫米胶卷电影里我看得到。他知道他要去做什么，而且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着。”
斯皮尔伯格在1990年受到美国电影剪辑师协会的褒奖，协会称赞他“尊敬与他一起工作的剪辑师，并且欣赏和理解他们的工作”。马丁内利借那个机会回忆起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场景：“我提到我总是喜欢8毫米胶卷的电影。他说我是唯一一个（除了希尔福斯）愿意看8毫米胶卷电影的人。其他所有人都不想看。他还提到我是少数几个愿意让他到剪辑室里的人。大多数人都把他赶了出来，只说‘我很忙’，他们都不同意。我从不拒绝任何人。我的剪辑室永远欢迎他的到来。他只是个年轻的男孩，但如果你问他什么，他都会回答你。他的消息非常灵通，头脑也非常灵敏。他来剪辑室向我学习，而我也站在一边从他身上学习。”
尽管一些剪辑师确实将斯皮尔伯格赶了出来，事实上，他当时在剪辑室里，比起他对马丁内利致谢时所说的要更受欢迎。理查德•贝尔丁，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参观”的时候接替了戴夫•奥•康奈尔成为了电视剪辑部主任，他这么回忆斯皮尔伯格：“他经常和剪辑师混在一起。他会到剪辑室里，在剪辑师的身后观察，并问上很多很多问题。这里完全是技术的真实应用，他也完全是自学的。这是真实的世界，你在学校里不可能学到怎么成为一个电影制作者。学校里不教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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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早些时候，拉尔夫•布里斯在法学院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他打电话给斯皮尔伯格，告诉他：“我们去拍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被斯皮尔伯格称为《随心逐流》，是一部关于高速自行车车手的电影。他想用标准电影尺寸来拍摄《随心逐流》，也就是使用35毫米胶卷，作为他第一部职业级的短片。“史蒂文真是个活跃分子，”布里斯这么说，“他不仅知道怎么去拍电影，他还知道怎么搞到钱。”
布里斯从法学院辍学，希望成为一名制片人，他说服他的父母本和瑟尔扎投资3000美元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上。另一个ThetaChi兄弟会的成员、做送报生意的安德烈•（安迪）•奥维多同意投资1000美元。除了奥维多，其他参与者也是斯皮尔伯格的大学朋友，包括罗杰•厄内斯特、彼得•马飞亚和吉姆•贝克萨斯。通过希尔福斯和环球影业其他人的一些帮助，斯皮尔伯格免费得到了一些未曝光的电影胶片，这是拍摄其他电影的时候剩下的。
电影在1967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开拍，地点是在长滩附近。这部电影是由娱山公司出品，这个公司是由斯皮尔伯格父子一起组建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人愿意为他担保，”阿诺德这么说，“他只是个孩子。所以当我们一起去CFI（联合电影工业公司）租借设备的时候，我签了字，还付了钱。有时候他会还我钱，有时候不还，但这没什么区别。我只是把最近我们所有的账单都给了他。‘爸爸，’他说，‘你真的对我的职业帮了不少忙。’”史蒂文的眼睛紧盯着钱包。“我们确实没想到需要花这么多钱，”布里斯承认，“我们很天真。史蒂文以为我们花不到4000美元，就能用查普曼（一种大型移动摄影机平台）拍一部35毫米胶卷的彩色电影。”
斯皮尔伯格在《随心逐流》里选择的运动，和他在高中里的体育新闻写作题材一样，似乎这个举动是他计划好了想要迎合美国主流文化，以免让他感到受到排斥。《随心逐流》是一部相对不是那么个人化的电影，尤其对于一部处女作来说，斯皮尔伯格也许是觉得如果一部电影更接近他本人的性格，那么对于繁荣的年轻市场来说，将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随心逐流》里的英雄不是斯皮尔伯格那样的书呆子，而是一个英俊的运动员，他痴迷于自行车赛，也许这个人物性格是从唐•舒尔那里借来的。
斯皮尔伯格住在萨拉托加的时候，舒尔和他的四个运动员朋友会骑着他们的价值1500美元的高速欧洲自行车，在圣克拉拉县里驰骋（当然那不包括史蒂文）。“我们曾经在那些山间畅行无阻，”舒尔这么回忆道，“我们就像是动物。我觉得史蒂文在第一圈的时候就会摔个嘴啃泥，也许吧，他个子很小。我们经历过一些碰撞，我想他当时都记在了脑子里。他说他用我的一些自行车动作作为恶作剧用在了电影里，但我从没见到过。”
本片片名原意是“气流”，指“由一种高速移动的地面交通工具产生的降低的空气压力和向前的吸力”。为了追求刺激，一些自行车车手有时候会冒险在一些卡车背后的气流中加速行驶。《随心逐流》讲述的是一个勇敢的自行车车手从陡坡上往下冲的动作片。故事的英雄在卡车的气流中行驶着，而他的死敌，一个狡猾的坏蛋想要将他撞出路边。但当那个英雄绕过卡车的时候，另一个车手趁势将对方拉到卡车后面，重重地撞了他并把他扔出了公路。
罗杰•厄内斯特帮助斯皮尔伯格写了剧本，他也饰演了那个狡猾的坏人，这个角色可以说带着当时在凤凰城和萨拉托加欺负过斯皮尔伯格的恶霸的影子。那个好人是由托尼•比尔扮演，他就像是当时所有参与制作的人一样，非常乐意地为这位20岁的导演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寻找摄影师的时候，斯皮尔伯格遇到了艾伦•达维奥，一个年轻的影迷，刚开始成为摄影师。达维奥在《随心逐流》里担任了摄影师，之后他成为了好莱坞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他和斯皮尔伯格合作了几部有名的电影，包括《外星人E.T.》、《紫色》和《太阳帝国》。“那些1967年就认识史蒂文的人，对他的成功感到意外，”达维奥曾这么说，“……那时没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他的年龄渐渐大了——他当时19岁（其实是20岁）——而他当时感到他的时间快不够用了，所以他一定要做出一点事情来。”
当在1995年被问起他是怎么认识到斯皮尔伯格的才华的，达维奥回答：“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同时具有艺术的敏感性和对媒介的热情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我们还同时和难搞的制片人一起工作，他知道怎么做到他想要做的事，他知道怎么和更难搞的投资人打交道。即使是从一开始，他就可以说服那些人把钱投进来！
“对于《随心逐流》来说，他的销售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他们想办法让南加州的所有欧洲型号的自行车公司同意无条件地使用他们的自行车，还不用付油费或其他费用。在一片黑暗里，一片被人遗忘的沙漠里，当太阳开始升起，照在公路上的时候，这些人就已经全副武装等在街那一头了。这些人愿意为这个孩子做这一切，而且是一遍又一遍，不求回报，因为他就这么有吸引力。”
斯皮尔伯格请达维奥来担任《随心逐流》的摄影指导，但达维奥解释说他“只拍过一次35毫米胶卷的电影，在罗杰•科曼的《旅途》中拍过一些零碎的场景（1967年的迷幻电影）。我说：‘我真的认为我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担任这一职位，但我认识一个很棒的法国摄影师，他叫塞尔日•海格纳。’”海格纳刚好在新浪潮派开始之前来到好莱坞，他在一个摄影工作棚担任助理摄影师。“我第一次遇到史蒂文的时候，”海格纳在《随心逐流》的拍摄期间这么说，“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孩子——一个害怕的年轻的孩子——而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天啊，又来一个想要发明电影的家伙！但我发现他非常有创造力，也很有才华。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不会和他一起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
为长滩州立大学校报去《随心逐流》的拍摄地探班之后，《四十九人》的专栏作者罗恩•瑟罗森观察到斯皮尔伯格已经在当代著名的导演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火光》这部作品而言，斯皮尔伯格已经“显然让好莱坞足够的人敬佩他，所以他现在正在让更多主流的电影拍摄机构看到这一点，这种有利的机会对别人来说很少见，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小的……他在同龄人中间口碑很好，这个事实也可以从那些和他一起合作并且称赞和力挺他的职业人身上看出来……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和一个单干的年轻人一起合作？他的制片公司也自己开的，为什么他们愿意不计回报地在他身上投入这么多？因为他们觉得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有能力成为一名重要而出色的导演，因此他们想要帮助他……史蒂文看上去更像是个大学拉拉队长，而不是个有经验的导演，但他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而他可能正在成为伟大导演的路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段经验，”斯皮尔伯格这么告诉瑟罗森，“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学习拍电影了。我自己学到的东西比我在摄影棚里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斯皮尔伯格越来越接近一个专业的电影制作人，这让这位学生记者很是钦佩：“在拍摄过程中有一个场景，制作组花费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八次重拍一个30秒的镜头，这个镜头里有个演员走近他的一堆同伴，然后说：‘你们有人要来点可乐吗？’他暂停了一下接着说：‘好吧，我就是问问而已。’就这个短短的场景，摄像机在拍摄对象身上飞快地移动、推进、旋转和放大。如果导演是个好导演，他不把画面拍好了是不会罢休的，而有时候这一拍就是很长时间。”
然而不久之后，影片的拍摄就突然停止了。有一段场景的开头和结尾——比赛的开始和结束——安排在一个周末的海滩附近。斯皮尔伯格和布里斯招募了一定数量的自行车车手和观众到场。“在最后一个周末的拍摄，就得和天气打赌了，”达维奥这么回忆道，“可当时不仅仅是下雨，而是到了雨季了。”
“我们的钱基本都花光了，”布里斯说，“下雨对我们来说更是致命一击。我拍了查普曼摄影基座在淋雨的照片。这玩意租一天就750美元，还要算上司机。我们之前拍了不少很不错的镜头（在那个周末之前）——真的都棒极了，可那些还不够。我们有远景镜头、赛车镜头，6000到7000英尺的胶片（大概是一小时多点的电影），但我们还没有拍出最出彩的镜头。”
“钱用完了之后，史蒂文非常沮丧，”达维奥说，“在《随心逐流》之后，他试过用别人的模型去拍一部16毫米胶片的短片。我只知道他需要去做一点其他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公民史蒂文》是一部自传电影，这是斯皮尔伯格的妻子艾米•欧文为斯皮尔伯格1987年的生日准备的惊喜礼物，其中包括了《随心逐流》的45秒镜头，这部电影被半开玩笑地称为斯皮尔伯格人生中的“莫扎特之角”，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未完成的电影”。斯皮尔伯格和布里斯用来拍摄《随心逐流》的实验室被CFI没收，胶片也被扣留，因为电影制作方没能支付费用，而到了1987年，这部电影的胶片还躺在CFI在好莱坞的实验室里。后来斯皮尔伯格将胶片买了回来。虽然这部电影的命运是不幸的，但达维奥拍摄出来的那些活力十足和诗情画意的自行车赛车场景，揭示了斯皮尔伯格年轻时代的朝气。
在摄制组解散之前，斯皮尔伯格对学生记者乔•玛丽•巴佳拉说了一段他自己的拍摄哲学，带着他个人独有的谦逊：“我不想像安东尼奥尼或费里尼那样拍电影。我不只是想成为优秀的导演，我想让每个人都享受我的电影。打个比方，即便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在爱荷华州的苏城上映，人们还是会蜂拥去观看《地仙号快车》（1967年迪士尼的奇幻片）。但我要的是我的电影有个目的！我只想用我的电影来表达我要说的，我所亲近的东西，并以此传递给观众。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创造出了一种风格，那么这就是我的风格。我想要独创的东西，但有时候，即使是独创的东西也会成为一种模式。我现在觉得，这20年来我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去创建一种风格。”
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6月被刺杀后不久，广播电视网发出紧急通知，禁止他们的供应商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暴力内容。就在查克•希尔福斯为这个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斯皮尔伯格刚好出现在他面前。
“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兴致勃勃地准备好要对我说他正在做什么，”希尔福斯这么回忆道，“我直接打断他。我告诉他：‘史蒂文，我正在忙着处理一些问题。我没时间，因为这个（节目）会在几天后播放。我必须把这些内容都删掉。’我没有把他骂一顿或是冲他发脾气，但我的语气确实比较尖刻，我说：‘我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我没有时间听你说，史蒂文。我不想看你的样片，我不想听你的故事，我不想看你的零碎胶片。’他脸上的表情像是我要打他似的。‘史蒂文，下一次你要带35毫米胶片的彩色成片来给我看’——成片也就是指完成的电影。‘等你有了，你再打电话给我。’
“接下去的好几个月我都没再见到他。然后一天周日，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我问他，‘多长？’‘26分钟。’‘好，我今天下午订个房间。’我想我应该是感到内疚了。他开始不肯进放映室，他太紧张了，要么就是他不想有人对他提出问题。我一个人走进放映室，我看了《安培林》。而看完之后，至今我都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完美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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