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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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在长滩州立大学的学业上的所有失败,都没有他在霍华德•马丁的电视制作课程上的打击来得大。他得了个C。“我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他在课堂里的分数,和他的实际才华无关,”马丁这么说,“我也希望当时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广播电视系配有一个完整的电视摄影棚,还有一个控制室,适合训练用三台摄影机拍摄制作的基本过程。但是马丁逐渐意识到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兴趣到电视台去做一名编导。我给他C是因为那个年轻人对他手头的功课缺乏注意力。在很多方面,他和很多其他学生的起点就不一样。我认为他学习电视课程是为了增加一点额外经验,他在乎的是如何离开这里做他想要做的事”。
马丁确实在一个课堂作业上看到了史蒂文的才华——《羊脂球》,一部由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戏剧,这是一个讽刺的故事,讲述了普法战争期间,一个妓女在公共驿站为了帮助一些伪善的社会成员而做出的英勇牺牲(约翰•福特1939年在他的经典西部片《关山飞渡》中借用了这个故事)。这一个小时的电视故事是在课堂外由大家志愿制作的,由马丁负责导演,演员是从戏剧专业招募来的学生。制作班底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排练和拍摄,接着又花了一个礼拜布设场景和安排节目。
斯皮尔伯格操作三台摄像机中的一台。这台学校的摄像机又大又笨重,还没有变焦镜头。在拍摄运动的镜头时,摄影师只能推着摄像机,并小心地伸缩镜头,以保持焦距,保证画面的清晰。由于有着十年多的拍摄电影经验,斯皮尔伯格已经掌握了如何使用摄像机的技巧。马丁不太了解斯皮尔伯格的背景,所以他看到之前不是很用功的学生在摄影棚里发表看法,这让他颇感到吃惊:“他经常这么说:‘我有个建议,这样效果更好。’而事实是他的建议也确实达到了更好的效果,尤其是在第三幕。我们在脚本里标记了修改,并加入到场景里去。如何取景、焦点该放在哪里、摄像机该怎么移动,或是一个特定的角色怎么走位,等等,他在摄影棚里显得镇定自若。”
马丁在当时或许不是很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建议。也许正是因为他在拍摄《羊脂球》中的额外努力和付出,让斯皮尔伯格对自己得到C感到很吃惊。“对于不能改分数这件事,他感到十分沮丧,”系主任莫尔黑德这么回忆道,“他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好的分数,但我那时候并不在意。我真希望当时我就知道他以后会变成这么个大人物,那我就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注意这一点。”
有关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的实习,最生动的叙述是他在1965年6月写给唐•舒尔的一封信,那时他刚刚高中毕业。信里的语气调侃,幽默而自嘲,但也展现了斯皮尔伯格身上早熟、有魅力、大胆和不可动摇的的决心等特质,这些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得到了进入环球影业摄影棚的机会。
斯皮尔伯格这封意识流风格的信,是他在混合酒精的作用下写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本)。他承认自己有段时间沉迷于酒精,这种全新的体验经常导致他呕吐。他同样夸张地暗示他在日落大道(那里是南加州嬉皮士心目中的夜间游玩圣地)认识了一些女孩,并把她们带回家搞一夜情。可能是由于讨好环球影业带来的压力,致使他做出这类不符合性格的享乐主义的行为。但他应对好莱坞的样子,仍然像是一个迷失在糖果店里的小孩。舒尔记起斯皮尔伯格“谈论起很多好莱坞的小明星。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大进步,他明白了这是认识漂亮女孩的渠道。这确实起作用了。我本来以为这不会起作用”。
斯皮尔伯格在进入好莱坞之后,他的社交生活的转变,就和宝琳•凯尔所观察到的他那一代的年轻导演一样:“一个从未特别吸引过女性的男人,现在发现他成了老大:每个人都在等着他的指令,而只要他点头,女人就会是他的……导演很容易有艳遇,他们很受追捧。”
但在环球影业的早期时候,斯皮尔伯格很难在“风流快活”的同时保持他的正面形象。他开的车是一辆1962年的活动折篷汽车,舒尔回忆说,斯皮尔伯格觉得“把这辆车开到环球影业门口有些丢人,所以他总是把车停在五个街区以外”。
1965年的某个夏天的早上,天气很好,斯皮尔伯格走着来到环球影业大门前,努力表现得像是这个地方是他的一样。他穿着装饰整洁的蓝色运动外套、黑色裤子,戴着围巾和太阳眼镜。但他发现大门口有建筑卡车滴下的污泥,斯皮尔伯格谨慎地决定绕过去。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一辆加长林肯开过十字路口时压过一个坑,溅了他一身泥。
斯皮尔伯格接受了门卫好心的建议,趁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之前先把污泥洗掉,不幸的是,斯皮尔伯格在去洗手间的路上,坐着观光车参观环球影业的游客都看到了他。观光车司机对着他拍了几张照片,还大声对周围的人挖苦他,说他是不是化了妆来演什么电视剧,说不定是希区柯克的电视剧。斯皮尔伯格在洗手间也没能把这些污泥给洗掉,好在之后摄影棚的服装部门为他提供了一件新衣服。
那天他本来约好了和山姆•史匹格会面,而后者却没有出现。山姆•史匹格是斯皮尔伯格最喜欢的两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桂河大桥》和《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制片人。当时他还没有从欧洲回来。但是有迹象表明,环球影业的人已经挺重视斯皮尔伯格了,作为代替,他们允许他与传奇导演威廉•惠勒,以及惠勒最新影片《蝴蝶春梦》的一位制片人裘德•金伯格会面。
在环球影业的一天,开头不太吉利,而之后斯皮尔伯格还得到了和查尔顿•赫斯顿一起吃午餐的机会。那一年的早些时候,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的露天片场,花费很多时间观察赫斯顿的电影《战神》,此片导演是弗兰克林•斯凡那。赫斯顿回忆起斯皮尔伯格,说他是一个“有决心的年轻人,总是不停地混进片场,虽然一次次地被拒绝。弗兰克之后终于被他的毅力磨得妥协了,让他在一边看”。在他给舒尔的信里,他愤慨地叙述了他第一次把自己介绍给赫斯顿时的情景。那个演员冷落他,无视他的存在。但就在赫斯顿听说这个年轻人是个前途无量的电影制作人之后,他转变了态度,并且接受了斯皮尔伯格共进午餐的邀请。他们在摄影棚的餐厅里见面时,赫斯顿有些讨好地对斯皮尔伯格的背景表示兴趣,这个明星甚至还付了账。斯皮尔伯格却感到受到了轻视,他觉得赫斯顿是在卖他人情,希望能参演他未来拍摄的电影!在与这位老牌明星的交谈中,尽管对方并不尊重他,但斯皮尔伯格还是表现出了异常成熟的投机主义,因为他觉得也许对方会是他未来职业的一个重大机会。
同赫斯顿的午餐只是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摄影棚游荡时为自己争取到的机会之一。他告诉舒尔,他经常在摄影棚里找那些演员、导演和制作人一起吃午餐,加里•格兰特和洛克•哈德森是其中两个接受他的邀请的人。舒尔听到斯皮尔伯格说哈德森是同性恋的时候,他整个人都震惊了。虽然钦佩于斯皮尔伯格越来越广的交际圈,舒尔还是感到有点受伤,因为他的朋友似乎更加沉迷于好莱坞的大公司了,“他更看重桑尼和雪儿这样出名的人物,”舒尔这么回忆道,“他总是去桑尼和雪儿那里。”斯皮尔伯格还和拉尔夫•布里斯一起去参加这对流行歌手组合的各种电视节目。舒尔最终在1967年左右和斯皮尔伯格失去了联系:“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总是很忙,根本就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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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或电视公司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欢迎参观者的,所以有时候当斯皮尔伯格在配乐舞台后面冒出来的时候,人们会说:“这孩子是谁?”或者“这小子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他从来不会碍事,”后来担任环球影业剪辑的托尼•马丁内利对史蒂文很友好,他在1994年这么回忆道,“他从不打扰任何人。他不感到害羞,但也不爱出风头。”尽管如此,摄影棚的一些人还是很明显地抱着敌意。“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扔出摄影棚,”斯皮尔伯格这么说,“这样的话我就回我的办公室去了。”
他记得最清楚的侮辱是“被一个老牌导演、制片人从配音室赶出去,还有一次在希区柯克的片场被一个导演助理赶出来”。当时的希区柯克正在拍摄《冲破铁幕》,这部电影从1965年9月到1966年2月在摄影棚里拍摄。没能看到拍摄,让这个年轻人无比失望,要知道他可是将希区柯克称为“大师”。“这个故事让人伤心的地方是,你以为你马上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观察一个伟大的导演拍电影,结果却失之交臂。”
在成为片场的“钉子户”之前,斯皮尔伯格建立了几段重要的私人和职业上的关系。
1965年秋天,他去拜访了“大腕时代”片场,那里正在拍摄本•戈扎那的电视剧《为你的生命奔波》的其中一集,导演是莱斯利•H.马丁森,三年前斯皮尔伯格看过他拍摄《PT109》这部电影。节目的其中一位嘉宾是一个外表整洁、吐词清晰的男演员,名叫托尼•比尔,之后他成了一名导演和制片人。他比斯皮尔伯格大6岁,他在1963年的《吹响小号》一片中出演法兰克•辛纳屈的弟弟。在1967年,长滩州立大学的学生报纸上对斯皮尔伯格的采访里,比尔谈到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斯皮尔伯格“和我说了他的那些电影。我看了其中一些,然后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什么帮助就来找我。我觉得他有才华,而他需要有人在他身上施予无条件的帮助——而我们周围这样的人并不多。史蒂文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他有着一双充满了创意的眼睛——而我觉得这是每个导演首先必须具备的特质,而这也是学不到的东西。不管你有没有……反正史蒂文身上有这种东西”。
看到斯皮尔伯格业余的电影时,比尔已经“对这个年轻的电影制作人产生了兴趣,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一些电影节,去考察一些新的电影制作人。当时是实验性电影的全盛期。我对那些和我年龄相仿、品味相似的人很感兴趣。对年轻的追求后来(在好莱坞)就没有了。年轻和独创性被人轻视,因为当时的电影并不都是拍给我这个年龄的人看的。弗兰基•阿瓦隆和安妮特•富里切洛一起拍过一部关于年轻人的电影。史蒂文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比我年轻的人。他开启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很吸引我。史蒂文是不怕难为情、直截了当的人。他表达的东西直接而形象。和很多人相比——很多半途而废的人——他清晰而又实际。所以这让我对他的能力和直觉有了信心。这差不多是我说这样的话的原因:‘听着,如果你需要帮助,我随时愿意效劳。’”
史蒂文确实急需要帮助。“他真的是个挨饿的学生电影制作人,他没有家庭背景,”比尔这么回忆道,“而我是个成功的演员,我有房子和妻子,我们可以照顾他。”比尔还把史蒂文介绍给了他的非正式的年轻独立电影人圈子。“当时的情况对我们在电影行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太保守了。我们是唯一可以彼此交谈的人。我们有一个群体,彼此热衷于互相了解。斯皮尔伯格和弗朗西斯•科波拉通过我的介绍认识了。史蒂文身上的自信,和我当时在弗朗西斯身上感觉到的一样。”
史蒂文加入的另一个圈子,是被他称作为“环球影业摄影棚中心的长发电影社团”,由编剧、制片人杰罗德•弗里德曼领导。斯皮尔伯格说,弗里德曼“雇用了一些编剧、导演和看黄色书刊的人”,而后来斯皮尔伯格在他手下担任了《精神病专家》这一电视剧集的导演,他们也共用一间办公室。1966年早些时候,演员杰夫•科瑞在这个片场拍摄另一个电视剧《为你的生命奔波》,这位演员记得弗里曼在把他介绍给斯皮尔伯格的时候说:“杰夫,这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总有一天他会买下这间公司。”
刚刚从长期的好莱坞黑名单限制里解放出来不久,科瑞就接管了一个颇有威望的表演工作室,位于好莱坞梅尔罗斯大道的一家店面电影院里。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他的学生有詹姆斯•迪恩、杰克•尼克尔森、理查德•张伯伦和卡罗尔•伯内特,还有一些导演和未来的导演,包括罗杰•科曼、厄文•克什纳和罗伯特•唐恩,他们都是来学习如何导演的,托尼•比尔参加了科瑞的表演课程,还把斯皮尔伯格一起带去了。
“他来的时候正好是那一年比较好的时期,”科瑞这么回忆道,“他总是不参加表演。他会坐在后面——很安静也很专注。有时候他不是坐着,他会站在后面。我总是不停地烦他,让他加入到表演中来。他会说:‘好的。’但他还是不演。他对导演感兴趣,他想要看着我和那些人一起合作,并借此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怎么影响他们的表演的。”
斯皮尔伯格在科瑞的课上所学到的东西是幽默而即兴的,是大胆而又突破常规的表演,让人们反对常规,表演出自然的行为,这极大地帮助了他应对电视导演的压力。帕特里克•麦吉利根在他为杰克•尼克尔森写的传记里说,科瑞教导他的学生“不要情绪化地直接切入一个场景,而要拐弯抹角地处理一个场景的内容”。罗伯特•唐恩回忆道,通常来说,“他给出的场景,会与教科书上写的完全相反,这将是对演员的考验,通过解释他们遇到的不同的场景,来从字里行间理解这个场景的内涵,而不是依赖场景本身”。
大概就在他遇到科瑞的那时候,斯皮尔伯格遇到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表演老师,他当时去拜访了“热浪”片场,那里正在拍摄一部电视剧《鲍伯•霍普出品之克莱斯勒剧院》的其中一集,是由罗伯特•埃利斯•米勒导演,利奥•G.卡罗尔、威廉•夏特纳和约翰•卡萨维蒂主演的。斯皮尔伯格记得卡萨维蒂是“我在好莱坞遇到的第一批愿意抽时间和自己交谈的人之一”。
看到斯皮尔伯格在片场的时候,“他(卡萨维蒂)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想要做什么?’而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导演。’他说:‘好的,我们每拍完一段,你就负责告诉我我哪里做得不对,你再给我指导。’我们真那么做了。我当时18岁(其实是19岁),而环球影业摄影棚的一个专业电影公司在拍摄一部电视剧集,可在那之后,他每拍完一段,就从所有其他演员面前走过,从导演面前走过,直接走到我面前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该怎么改进?我有哪里做得不对了?’而我会说:‘天啊,这太尴尬了……卡萨维蒂先生,别当着大家的面问我,我们就不能到角落里去谈谈吗?’”
对卡萨维蒂来说,在好莱坞拍电影和电视只是他的日常工作,目的是支持他的独立电影拍摄项目。他邀请斯皮尔伯格参加他的电影《脸面》的拍摄,这是部低成本电影,他在1965年1月开始拍摄。卡萨维蒂在将《脸面》这部电影形容为“家庭电影”的时候,并不是在比喻:他是在他自己好莱坞山庄的家里和他岳母家里拍摄的这部电影。此片使用了16毫米黑白胶卷,剧组是由一小群志愿者组成,并由导演的妻子吉娜•罗兰兹担纲主演。《脸面》于1968年发行,这部电影受到了美国新现实主义的影响。雷•卡尼在《约翰•卡萨维蒂的电影》里说,这是一部简单直接“描述在文化影响下心理变态杀人狂的电影”。
斯皮尔伯格免费为卡萨维蒂工作,“在几周内将我作为《脸面》的制片助理,就在一旁观察他怎么拍摄这部电影。相比他自己在摄像机前,约翰对故事和其他演员更感兴趣。他热爱自己的演员。很多年来,他都把演员当成自己家庭的一部分。而我真的感觉自己找对了路子,在我观察卡萨维蒂怎么处理电影公司的事宜的时候,我还学会了怎么和演员打交道……而我认为成为一名导演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和演员们待在一起,向演员做出保证,呈现高品质的结果,用你的眼神表达你的观点!这是我从约翰身上学到的另一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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