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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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去长滩州立大学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是让他不用去越南，第二是为了使他的父母得到相对的慰藉。但是不久之后，他在校报上大放厥词说：“在这所大学里我什么都没学会。”
“我觉得我们谁都教不了他任何东西，”休•莫尔黑德这么承认，他是斯皮尔伯格上学时广播电视系的系主任。“史蒂文比系里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摄像机。他可以反过来到系里教导别人了。”
直到斯皮尔伯格离开后，“电影”这个名称才加入到长滩州立大学广播电视系的名字中。当时对美国许多大学来说，电影专业的学习只处于初期阶段，而长滩州立大学，因为其靠近好莱坞的优势，并不急于投资金钱和人力在这个专业上，也不想与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展开竞争。斯皮尔伯格在长滩州立大学的时候，从1965年9月到1969年1月，开设广播电视系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学生能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有一席之地，但学校很难在拍摄电影的设备上投入资金；电影制作课程使用的是8毫米摄像机，或是讲师从家里带来或干脆是租来的。为了练习剪辑，学生会购买劳莱与哈代电影公司的旧的8毫米的默片胶带，将它们重新剪辑。斯皮尔伯格需要的远远不是用一台家庭摄像机拍摄，或是将一个故事拍成电影。被高高在上的南加州大学拒绝后，斯皮尔伯格深受打击，感到他在长滩州立大学非但无法帮助自己在好莱坞的事业进一步发展，反而成了一个障碍。
“他一直很在意事情是不是如他所想，”莫尔黑德这么回忆道，“我们的电影课程没有他想要的、他认为自己该有的设备。所以他就会跑来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们应该开设那些课程，并且配有他想要的那些设备。那个孩子完完全全地着迷于电影。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脖子上挂着摄像机。他总是在拍摄电影。他对我们大学似乎没什么兴趣，确实如此。我觉得他正在往好莱坞的道路上前进。他应该去南加州大学。他在这里（长滩州立大学）只能停步不前，但在这里他也遇到了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人。他是个很好的孩子，是那种你喜欢和敬佩的人。”
成为大一新生后，史蒂文住进了他父亲在洛杉矶西部布兰特伍德的公寓。在父母离婚后的前几个月，他父亲一直和母亲一起共同抚养着他，而他们的关系在他读大学期间渐渐恶化。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的经济资助，使史蒂文能够一边上学，一边在摄影棚做没有酬劳的学徒，但对于在派里维斯基（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的计算机公司科技数据系统部门工作的阿诺德来说，他依然对史蒂文的专业的选择感到失望。史蒂文同意去长滩州立大学，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只是希望能更靠近好莱坞，尽管如此，我爸爸还是希望我读计算机工程专业”。阿诺德用挖苦的语气回忆说，史蒂文在读大学的几年间还是确实有正正经经地学过一些东西的，比如涉及拍电影的事情：“他到大学里开始学习，选择的是戏剧艺术、创作写作，什么都学就是不学理科。”
就在史蒂文开始上大学不久前，阿诺德给史蒂文的人生导师查克•希尔福斯打了个电话，后者说，这是他和阿诺德之间唯一一次比较实质性的、“生动有趣的”谈话。
“史蒂文会住在洛杉矶，”阿诺德这么对他说，“他会来长滩州立大学。如果你确保他按时来学校，那我会很感激的。”
希尔福斯告诉他这点他做不到。
“听着，关于电影的事情，你要明白一点，”他这么对史蒂文的父亲说，“为了让史蒂文实现他的理想，他需要一个重大的突破。必须有人投入很大的信心和一大笔钱，这样我们其他人才可以看看史蒂文到底可不可以成为他说的那种人。我是史蒂文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让史蒂文去导演一部自己的电影，我会建议他去做的，学校什么的见鬼去吧。在这个行业里，闪电不会两次同时击中同一个地方的，所以你最好做好准备。他们不在乎他是不是有学位，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他能在银幕上拍出什么东西来。”
正如希尔福斯回忆的，阿诺德反复强调“想要他到大学读书并获得学位。我的反应是，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种有才华的人，你不能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一个学位到底有什么用？那不是史蒂文要的。史蒂文根本没从他父亲那里得到多少支持，什么都没有。他父亲想要做他认为是对的事。我不责怪斯皮尔伯格先生，他是个好父亲，我并不对此表示怀疑。他所做的事情正是每一个好父亲都会做的事。而我只是不同意他罢了”。
“我觉得史蒂文把我当成导师，但我不是，我也不想成为他的父亲。但斯皮尔伯格先生也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他认为我应该成为他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我不想扮演他父亲的角色。他只有一个父亲。我的角色是（在他大学的这几年里）一直在他身边鼓励他。基本上这就是我唯一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次他有新故事的灵感，拍了短片和样片的时候，我总是充当他的听众。”
当被问到为什么他付出这么多来帮助史蒂文的时候，希尔福斯的回答很简单：“我喜欢他。我珍惜这块未被雕琢的璞玉。当史蒂文在谈及或做着和电影无关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不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所以有两个不同的史蒂文，一个是拍电影的史蒂文，一个是不成熟的史蒂文。我认识的其中一个还会成长，而另一个已经差不多没救了。”
当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史蒂文不会专心在大学学业上，而是会一门心思追逐电影事业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了。“他父亲一直是一个态度，快找到份工作，然后从公寓搬出去，”史蒂文的朋友拉尔夫•布里斯说，“史蒂文和他父亲的关系不太好，他父亲基本上不想看到他。我觉得他不支持史蒂文想要做的事。我肯定他觉得史蒂文没有好好利用自身的特长和潜能。他（最终）还是把史蒂文赶出来了，在那之后我们住在了一起。”
唐•舒尔在史蒂文读大学的前两年，时常会去探望史蒂文和他父亲，他更同情阿诺德的立场：“史蒂文开始走烧钱的艺术家道路。他几乎把什么都投进去了，而他没有收入，只能依赖他父亲。很明显，史蒂文只是利用他父亲作为他的经济来源。我去他们家的最后几次，总是只见到阿诺德一个人，我和他两个人一起吃饭，而史蒂文却不在。他父亲忙着替他付账单，而史蒂文却忙得连和他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给他买了车，还给他地方住——而这些他的母亲肯定都没有做。”
利亚住在亚利桑那州，她也赞同阿诺德，同样对儿子在大学里平淡无奇的表现感到担忧。长滩州立大学广播电视专业老师丹•贝克尔这么回忆道：“史蒂文的母亲会一直打电话来，对我们说她有多么担心他儿子不注重学业。她会打电话给（系主任）休•莫尔黑德，询问他：‘他最近怎么样了？’休会告诉她：‘说实话，不是很好。’她对他不认真修学位很生气，可他对学位不感兴趣。”
斯皮尔伯格当时确实和一个广播电视专业的老师结下了友谊，他叫比利•乔•兰斯顿，得克萨斯人。一个叫霍华德•马丁的老师回忆说，乔•兰斯顿“很关心”史蒂文，并且同史蒂文的关系“十分密切”。之后斯皮尔伯格在他1974年的故事片《横冲直撞大逃亡》里，向兰斯顿表示了深切的致敬，这部影片发生在得克萨斯，围绕一个被绑架的名叫兰斯顿的婴儿展开。但是休•莫尔黑德觉得，相对那些少量的初学者级别的广播电视课程，斯皮尔伯格对英语课更感兴趣。他尚未被发掘的写作才华，被他的英语老师罗纳德•福特激发了出来。莫尔黑德回忆他自己和福特“谈论起这个非同寻常而才华横溢的孩子，都觉得史蒂文在英语上是个出色的学生”。“他对写作很感兴趣，”丹•贝克尔同意这个观点，“他的脑子里盘旋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他经常把这些小故事的灵感写在一起。他的电视剧《神奇故事》就是（这些点子）其中的一个。他一直说，写作对他来说就和其他事一样重要，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贝克尔说，在广播电视系，斯皮尔伯格有两个外号，“强大的演说家和强大的操控者，他能够说服别人，说学校应该建立什么项目。他会出入各种地方，让事情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对我来说，他并没有显示出责任心和将一件事做到底的持久力。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轻又不太可靠的孩子，他需要更成熟一点”。
斯皮尔伯格对自己当年没有在大学学习上投入更精力表现出了些许的后悔。“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天，我要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1984年他这么说，“那是我当时的目标：首先我会读四年大学，让我父亲开心。而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好好学习就好了，因为大学学习确实可以帮助我。如果我投入更多精力学习，而不是将精力都花在拍摄电影上，这或许会耽误我几年的职业生涯，但是我认为我会得到更好、更系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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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安排了他的课程表，这样他能够每周花费三天时间在环球影业，观察电影人们是如何工作的，并尝试认识他们。他经常睡在摄影棚的办公室里，他在那里准备了两套西装，这样一来，他每天早上洗漱完毕之后，就不会让人看出来他是睡在办公室里的。
“他几乎成了墙纸的一部分了，”舒尔这么说，“没人会拦住他，没人会提出任何问题。他总是看上去很体面。门卫都认识他。他说：‘就感觉像是这个地方是我的。’像他这么做真是疯狂到一定境界了。”
尽管斯皮尔伯格从没有在ThetaChi兄弟会建立的学生联谊会会堂住过，但是无论是海豹滩还是之后的长滩，他的社交圈子仅仅局限于大学里的联谊会会堂。舒尔认为史蒂文“总是在想办法交际”，他还加入了兄弟会里的整洁会，作为发展自己职业化的另一种渠道。身在一个大型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居多的大学里，而且这所大学还位于极端保守的橘子郡边上，毫无疑问，对一个来自亚利桑那的缺乏社交安全感的犹太孩子来说，这是一种保护罩。
尽管如此，加入兄弟会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是他年轻时代渴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表现，这让他从某种程度上扩大了眼界，在学生生活中体验了不同的文化。斯皮尔伯格进入大学的时候，学生联谊会已经被很多学生所厌恶了，这种兄弟姐妹式的希腊生活的社交价值观似乎已经完全过时，并且当时正受到反对越战和嬉皮士初期运动的影响，学生都在打破过去的旧习。许多学生联谊会和女学生联谊会那种过时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运动，同样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长滩州立大学的一些联谊会以歧视犹太人而出名，校园里有一个犹太人联谊会，叫ZBT，是ThetaChi兄弟会的分会，这个联谊会在斯皮尔伯格入学前几年，由布里斯所说的“宿舍楼里的呆子们”建立的，分会的成员“歧视一切不是白人的人”，分会的34名成员中没有黑人。但是布里斯说，会员是不是犹太人“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斯皮尔伯格在1965年秋天，被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查尔斯•布彻•海斯介绍进这个联谊会。布里斯很快就和斯皮尔伯格结下了持久的友谊，并在此期间逐渐意识到史蒂文对自己种族身份的复杂感觉。
“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他对于自己是个犹太人这个事实很少谈及，”布里斯这么回忆，“他从不过多谈论这件事。但是他的小妹妹（安妮）给过他一个小小的薄片百吉饼。他戴在脖子上，直到那个东西变绿。我知道他的希伯来名字叫舒默尔，我曾这么叫过他。他会说：‘别这么叫我。’这算是会让他不高兴的事情之一，我当时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前有蓝黑色和蓝白色条纹的浴袍，我每次穿他都会显得很畏惧。他告诉我说，他爷爷以前在集中营的时候就穿着这样的条纹囚服（斯皮尔伯格的祖辈们没有进过集中营，不过斯皮尔伯格也许是指某个他死于大屠杀的亲戚）。我从未想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叫我不要再穿这个了。而我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
斯皮尔伯格在新人派对上遇到布里斯的时候，布里斯是个英语专业的大三学生。他总是对娱乐行业感兴趣，在圣贝蒂纳诺长大的时候，他曾进行魔术表演。他在长滩州立大学学习电影鉴赏和电视制作课程，但他却想要上法学院。斯皮尔伯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足以让布里斯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了。
“你看起来就像是个制片人。”斯皮尔伯格这么说。
当布里斯问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说他身上穿的泡泡纱夹克，让他想到了他在环球影业看到的制片协调员。
布里斯对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有点书呆子的小个子，但是他身上有种很独一无二的东西——他对电影的那种投入和激情。他身上有种神奇的魅力，让你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看了斯皮尔伯格业余导演的电影后，他的这种喜欢之情更上一层楼。布里斯只在法学院读了一个学期，就辍学去追求在电影行业的发展。“真的是因为他，我才来到这里，”布里斯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是该感谢他还是诅咒他。”
1967年，他和斯皮尔伯格搬到洛杉矶西部的棕榈区，在那之后，他们在西好莱坞和北好莱坞也一直住在一起，直到1971年斯皮尔伯格买了第一间自己的房子。除了他们两个对电影的共同兴趣，他们的友谊也是典型的互补型。
“我比较浅薄和古怪，”布里斯这么回忆，“我这个人比较嬉皮，而他是比较直接的人。他总是很刻板又很有干劲。史蒂文从不喝酒，他也从不碰毒品。他在那个时代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后来他从呆子变成了国王。之前你没办法帮他找到女朋友——而现在是女孩子都争着要他。
“我们同住一个公寓，但我们并不经常一起出去。事实上，我们过的是两种生活。他认为我的生活都是嬉皮士类型的，所以我们一起生活时一直都有点尴尬。我总是把女孩子带回家。他会变得很抓狂，因为她们会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这会让他感到尴尬，但这也让他感到很有趣。我记得有一次，两个加拿大来的妞朝他扑了过去，她们都很‘饥渴’。”
关于大学生涯，斯皮尔伯格有些夸张地回忆道：“除了看电影和拍电影，我几乎什么事都没做。”
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就是影迷的天堂。斯皮尔伯格在长滩、海豹滩和西洛杉矶的电影院里观看新电影，还经常出没在重建的剧院，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的新艺术影院和麦克阿瑟公园附近的流浪者剧院。在那段时期，他频繁地接触外国电影，因而审美观拓展了一些：“只要不是美国的东西都能震撼到我。有一阵子我去看了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我想他拍过的每一部电影我都看了。简直是太棒了！你可以用一周的时间去电影院看伯格曼的电影，而你下一周还会去同一家电影院再看……也许是雅克•塔蒂的电影。我超喜欢他！特吕弗也许是我最喜欢的导演。我在学校里看了所有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法国电影。”
但斯皮尔伯格很难找到真正将他当做电影制作人的人。当他试图说服环球影业的高管观看他的《火光》和其他8毫米胶片的电影时，他们表示不感兴趣，除非他提供的是16毫米或35毫米胶片。斯皮尔伯格默默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在咖啡馆打工或做一些其他零工来打工赚钱，直到赚到的钱足够多，能够租一台别恩斯-索耶公司的16毫米摄像机，再利用周末出去拍摄实验短片……我曾拍过一部电影，里面讲的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追杀。但是逃跑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以至于他都忘了到底是谁在追杀他。我还拍过关于梦的一部电影——一点都不连贯。我制作了一个画面，雨水在落地时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能代表我个人想法的小电影”。
由于缺乏电影学校的资源，斯皮尔伯格依赖于兄弟会来作为他的演员和制作人员。“他把我们划作他的苦力池，”布里斯说，“他有那种吸引你去帮助他做事的能力。”布里斯最喜欢他的那部16毫米黑白电影《偶遇》，这是斯皮尔伯格在他大一那年，在他的兄弟会会友布彻•海斯的帮助下拍摄的。“看到这部电影，我才真正地对斯皮尔伯格产生兴趣。我在其中看到了他很出色的才华。”《偶遇》是一部关于存在主义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短片，长达20分钟，显然就是斯皮尔伯格所说的，某个人把逃命作为他“精神上的愉悦”的那部电影。兄弟会会友罗杰•厄内斯特同样出现在斯皮尔伯格的学生电影里扮演了一名商船上的水手，他遭到了一名神秘袭击者的袭击。在水塔顶楼的刀与枪的对决之后，影片以一个逆转式的结尾结束，很像是希区柯克的电视剧结尾——策划这场袭击的凶手（ThetaChi兄弟会的彼得•马飞亚），就是袭击者的孪生兄弟。
一个艺术性小得多的项目让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拍摄活动引起了校报的注意。《淘金者报》在1966年2月报导说，这部叫《疯狂竞赛》的喜剧短片“起点是上周在校园里的咖啡馆”。并说“斯皮尔伯格已经在环球影业实习了一年学习导演”。学生记者布鲁斯•福特恩还写道，这个像《启斯东警察》一样粗制滥造的黑白闹剧，由斯皮尔伯格和布彻•海斯一起合作导演，罗杰•厄内斯特和海琳娜•荣恩泽克——海斯的身材娇小的俄罗斯女友担当主演。这部16毫米胶片的黑白电影，“还有原声音乐配乐”，内容是“一个年轻男人和他的女朋友吵架，并且追着她在校园里跑。这部电影要拍一整个学期，所以在他的追逐过程中，斯皮尔伯格计划将所有的校园事件融入其中……海琳娜和罗杰跑过拥挤的走廊、校园大楼、皮特峡谷还有兄弟会的厕所，进行竞赛。”皮特峡谷是一个由学校社团临时选出来的乡村小镇，用来举行每年一度的学校49人游行活动——一个慈善基金会出资举办的娱乐活动。作为庆典的一部分，ThetaChi兄弟会会举行一场肥皂箱赛车比赛，学生会骑在肥皂箱上的马桶上比赛。
斯皮尔伯格的与大二学生合作的《疯狂竞赛》受到了众多学生的欢迎，就像他在萨拉托加高中拍的《高年级校外活动日》，这是一种受到同学欢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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