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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的生活又回到过去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记得自己对于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剧变表现得“无动于衷”：“我成长于60年代，但是我跟我其他朋友不同，我从来对“花的力量”或者越南抗议那些不感兴趣。我的兴趣一直都是电影。”在1978年接受《滚石》杂志的采访中，他说：“我从没参与过毒品文化。我从来没吃过致幻剂、迷幻药、可卡因之类的东西，我这辈子大概只抽过三支大麻烟，但我就这么度过了整个的毒品文化时期。我的几个朋友瘾可大了。其他人在那里爬墙的时候，我宁愿坐在房间里看电视。我一直很怕吸食毒品。我总是害怕失去对自己的控制……我从来不接触毒品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它会彻底控制住我。”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斯皮尔伯格喜欢的电影风格是大卫•里恩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古典主义，而非让•吕克•戈达尔和丹尼斯•霍珀的破坏偶像主义，他本身的“退缩”特质让年轻时代的他始终不能成为社会活动家。尽管如此，他还是比自己所描述的更加具有社会意识。
　　
　　斯皮尔伯格和麦克•奥古斯丁对民权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更有甚者，奥古斯丁回忆说：“我们希望变成黑人。我们希望把自己跟人们不喜欢的东西联系起来。我觉得老一代的一些想法必须淘汰，史蒂文也有这样的感觉。”奥古斯丁知道史蒂文的犹太人身份，也知道正是因为他在学校里是少数民族，所以他对歧视特别敏感，因而在1985年斯皮尔伯格拍摄了描写美国黑人的电影《紫色》的时候，他是少数几个没有觉得惊讶的人之一。他们的文化英雄伦尼•布鲁斯曾断言：“黑人都是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丁一直听伦尼•布鲁斯的录音带，尤其是他的《团结》专辑，他们模仿他嬉皮、破坏偶像主义的态度。让他们印象最深的新电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1964年的黑色喜剧《奇爱博士》，这部电影描述的是战争和核毁灭的疯狂。
　　
　　奥古斯丁说：“他吸引我，让我成为他朋友的原因是我总是对那些生活中有许多烦恼的人产生同情和爱。他需要有人成为他的朋友，需要有人为他站出来。我记得大家对他说过很多不好的话，我就会说：‘你怎么了，你是受害者吗？’我用幽默的方式让他开心起来。”
　　
　　斯皮尔伯格回忆起自己在萨拉托加的日子，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跟别人那么不同，为什么我会被孤立。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奥古斯丁记得：“有一次和史蒂文谈起为什么犹太人会碰到这么多麻烦。他曾经问我：‘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困扰？没人告诉我答案。我问我父母，我问了所有人。我们一定是做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才会这样。’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困扰，而是我们确实有这么多困扰。史蒂文很了解犹太人的历史，全部历史。他跟我说了马察达的故事，告诉我（公元73年，为躲避罗马人的迫害），犹太人在马察达是怎么跳崖自杀的。他说：‘这是事实，犹太人真的这么做了，而我也是犹太人。’我说：‘别这样，史蒂文，开心点。’我们都会说：‘史蒂文，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总是纠结于历史久远的（犹太人身份）。
　　
　　“我问他做犹太人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什么犹太人。他光明节的时候邀请我去他家。他带我去参加他们的庆典活动。吃过晚饭，他母亲和父亲就吵起来了。我被夹在中间。他指着他们说：‘这就是成为犹太人的感觉，你今天多喝了一杯酒，所以就可以对另一个人大呼小叫。’我们一起离开他家。我看到史蒂文有点尴尬，所以就走了。”
　　
　　奥古斯丁觉得史蒂文因为父母的婚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父母虽然已经走到了婚姻的尽头，而且对对方很生气，却还是忠于对方。说起这个，根据奥古斯丁的描述，史蒂文觉得他父母的宗教信仰很“虚伪”，因此对于犹太教就会有所争议，犹太教究竟“是否真正的宗教呢，也许人们可以谈论它，可以进行宗教仪式，但是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不接受犹太教是一种宗教。史蒂文跟我很像，他对其他宗教很感兴趣。他和我跟其他同学一起去参加天主教弥撒”。
　　
　　在伦尼•布鲁斯、迪克•格里高利、斯坦•弗雷伯格和对基督教大不敬的《幽默》杂志的影响下，奥古斯丁和斯皮尔伯格开始觉得嘲笑式的模仿是对付偏见的最好方式。奥古斯丁是奥地利和德国人的后代，他说他和斯皮尔伯格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扮演犹太人，而我扮演纳粹。有时候他扮演纳粹而我扮演犹太人。他非常擅长扮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先生（德语）’。他用德国口音说话，就像个演员一样，说：‘你这只猪！’我们会用很幽默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唐•舒尔说斯皮尔伯格对纳粹主义很“着迷”，在他凌乱的卧室里还有一顶正宗的纳粹头盔。
　　
　　斯皮尔伯格在高中时对纳粹的黑色幽默是他身为犹太人发泄对纳粹的愤恨和内心痛苦的渠道。嘲笑那些禁忌的东西，以及用黑色喜剧来表现大屠杀让他缓解了一些痛苦。尼采说：“笑话，是情绪的墓志铭。”在犹太人和纳粹之间快速的角色转变中，斯皮尔伯格在那段迷惑、痛苦和自我厌恶的糟糕时期里隔离了自己情绪上的感觉。这个孩子觉得“身为犹太人很耻辱”，“希望自己不是犹太人，却仍然想保留自己想成为电影制作人的巨大热情”。他也许有种强迫的想法，想要将自己代入敌人的角色里。
　　
　　斯皮尔伯格离开凤凰城后，他自己回忆道：“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度过了两年没有电影的时光，我想离开高中，想拿到好的成绩，进入大学。对于学习我是相当认真的。”尽管他在一个新的城市里念毕业班，这让他很难再去找一件像制作《火光》那样很有热情的事情，但他在萨拉托加的那一年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电影制作的热情。他利用拍摄学校橄榄球赛的机会练习拍摄技巧，他还制作了另外两部电影，虽然是低成本的电影，但是却充满了想象力。
　　
　　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是发生在斯皮尔伯格在凤凰城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这对婴儿潮那一代的人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清白彻底终结，也是民众对美国政府不信任的开始。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丁是过世的肯尼迪总统的忠实拥趸，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表达他们对于刺杀事件的痛苦和愤怒之情。“我有一张木制的肯尼迪摇椅，”奥古斯丁回忆说，“这张椅子是为1964年选举制作的，就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推出市场。你给它上好发条，它就会播放《快乐的时光又回来了》这首歌。我把它拿给史蒂文看，他觉得这个很讽刺，因为这是在总统遇刺后制作的东西。他觉得人们应该看到这里面的讽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