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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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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是个犹太人,是吗?”斯皮尔伯格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对基恩•史密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史密斯回答说不知道。
  
  “你没有注意到我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吗?”斯皮尔伯格奇怪地问他。
  
  那也没有引起史密斯的注意。
  
  “斯皮尔伯格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对我真的很有教育意义,”史密斯回忆说,“我觉得这件事无非就是‘你父母周六去犹太教堂。我父母周日去长老会教堂。我们来换个话题聊聊更有趣的东西吧’(史密斯的祖上是瑞典人,在当时是个‘真正的不知论者’)。但我意识到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我在想他跟其他高中里的孩子一样,想搞清楚自己究竟信仰的是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形成了宗教,我也觉得他并不清楚信仰犹太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父母已经不那么信教了但他们必须假装很虔诚。那时候我也觉得他对宗教并没有那么信仰,但是他很在意他的‘犹太人身份’。”
  
  史密斯对斯皮尔伯格种族背景的认识以及他对斯皮尔伯格与学校格格不入的共感让他对他的朋友初入萨拉托加就碰到的问题格外敏感,这些问题是其他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史密斯记得斯皮尔伯格在某个星期一早上来到学校图书馆,看上去“很失落”,图书馆里的另一个人问他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
  
  “你看上去就像刚参加完你母亲的葬礼一样。”那个人这么说。
  
  “我周六的时候碰到很不愉快的事情。”斯皮尔伯格这么回答。
  
  当被问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只多说了一句:“我碰到了学校里的几个人。”
  
  这件事可能就是斯皮尔伯格后来写信给《圣何塞水星报》时提到的那件“不幸遇到几个毕业班学生的事件”。他写道这件事就发生在圣何塞附近,但没有提到细节。史密斯记得斯皮尔伯格提到说碰到那些“学校里的人”的地方是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这是斯皮尔伯格第一次碰到被揍脸这样可耻的侮辱,他还说:“我的世界彻底崩溃了。”
  
  史密斯还记得,斯皮尔伯格还在其他的一些场合说出“‘你知道吗,我这段时间真的很痛苦’这样的话。他在学校被欺负了。总是有人去找他麻烦。这不是(我们谈话的)主要话题——就比如‘噢,这些混蛋’,然后就说我们继续谈我们的”。史密斯还记得斯皮尔伯格告诉他那些学生“在更衣室里欺负他”。斯皮尔伯格的朋友麦克•奥古斯丁说大家“在体育课上对他很恶毒。他很瘦小很畏缩,不是那种体育型的人,大家都说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关系,人们就是爱做这种事”。
  
  有一件事是史密斯亲眼目睹的,那天他和斯皮尔伯格一起走进学校的走廊,“我们的一个同班同学朝地上扔了几枚硬币。他(对斯皮尔伯格)说:‘去把它们捡起来!你想要这些钱的不是吗?你可以拿走。我不要了,这些都给你。’说话的态度很刻薄,很欺负人。
  
  “我在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是有什么私人恩怨或是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他告诉我说:‘这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对这种事其实很迟钝,就问他这又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犹太人被他们认为就是向钱看的人。’苏格兰人也是这样,至少我的概念里他们是这样,但是没有人会对他们做出这种事。我问他这样的事发生多久了,他说是最近开始的,这是欺负他的新方法……如果那个时候这种事是发生在黑人朋友身上,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将此定性为恶意的种族歧视。但是我当时不敢相信在1960年代,这种反犹太主义会在萨拉托加掀起什么风波,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记得有听到过反犹太人主义的概念。我觉得其他人也没有听到过。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大家对史蒂文的欺负并不能归咎于反犹太人主义。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显然不是这样。”
  
  大家用咳嗽音说出“犹太人”这个词的时候,史密斯跟斯皮尔伯格在一起。斯皮尔伯格在从走廊向教室走去的路上经过那些人,他们会假装打喷嚏,一边发出“啊……啾(音同犹太人)”的声音,或者会说:“噢,我觉得我看到了……(咳嗽)‘犹太人’。”


  
  “那时候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斯皮尔伯格一直在默默忍受这样的侮辱,史密斯回忆说:“这个男孩身上像是燃烧着怒火和紧张。那种感觉不仅仅是伤心,而是完全的毛骨悚然,虽然表面没有怎样,但是内在却隐含着怒火和厌恶。其实现在想起来比当时的感觉更让我觉得可怕,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私人恩怨,但现在我理解了那真的是因为反犹太主义。”
  
  6
  
  这样的状况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实在太糟糕了,以致他看待萨拉托加的几乎所有事、所有人时都戴上了有色眼镜,这样的感觉很快侵蚀了他的自尊。“就好像是所有人都讨厌史蒂文一样,”麦克•奥古斯丁争辩说,“史蒂文总是觉得他们都是这样。他这个人其实挺吸引人的——他的性格还不错,很幽默也聪明。他的这些性格表露出来以后,女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她们不会说‘啊呸’,但是他也不知道她们喜欢他。他总是很焦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也很担心自己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史蒂文是有点畏缩,但是他把自己想象成更加畏缩的样子。”
  
  史密斯很失望,因为斯皮尔伯格“不肯听我的建议在人前站直了,适当做一些反抗。我发现这种做法可以减少自己碰到的麻烦,而且我在萨拉托加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发现我已经可以很好地掌控局面了。但是他总是想要抓住偷走蜂蜜的苍蝇,而不是用醋治治它们”。史密斯也觉得斯皮尔伯格宁愿跟大块头唐•舒尔在一起好让他“保护”自己,也不愿让自己更好斗一点。
  
  后来斯皮尔伯格自己也承认,在萨拉托加高中的时候,他把怒火都压抑起来,“这也是我最惭愧的一点——我没有自己站起来反抗”。
  
  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培养出来的一个应对策略是幽默。
  
  在远古时期,幽默的回应就被受到迫害的人作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方式。这种传统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最能体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偏见和歧视,让弱势者得到强势的感觉。“无法抵抗压迫的时候,他就大笑。”阿尔伯特•麦米在《犹太人的解放》中写道。里奥•罗斯腾在《意第绪语的乐趣》中也提到:“幽默也是一种受到折磨后对情绪的补偿,这是一种大脑战胜恐惧的象征性胜利。犹太人有一句格言是:‘当你饿了,就歌唱;当你伤了,就大笑。’这种对强势者、富有者、和没有善心的权力者的回敬式玩笑是人类尊严得以存活的最后壁垒。”这样的传统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喜剧,在二十世纪成为了主流模式,对斯皮尔伯格后续的人格发展和艺术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没有被人们意识到)。
  
  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的时候就表现出“极犀利”的说话态度,还有唐•舒尔认为他“快速反应出来的幽默言辞”更加恶化了他所遭受的侮辱。拥有超凡智慧和机智的人其聪明的头脑本身可能是他受到欺负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天赋会遭来嫉妒和敌意。对于被欺负的人来说,究竟是默默忍受,等待欺负他的人由于没有得到他的回应而放弃,还是站出来反抗,希望自己能够战胜自己的懦弱,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种间于沉默和身体反抗中间的折中方式,也就是口头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麦克•奥古斯丁,在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做校报的时候开始跟他走得很近,他回忆说:“他讽刺式的幽默是我喜欢他的原因,这种‘黑色’幽默有很多优势,就像伦尼•布鲁斯。他喜欢给人们带来惊喜。他就好像个小丑,模仿那些试图打击他的人。就好像他必须这么做一样。他们骂他骂得很难听的时候,他本能性地会用那种幽默的语句进行回敬。所有人就都大笑起来,然后他就走开了。”
  
  尽管奥古斯丁觉得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的生活比之在好莱坞的日子显得更加“抑郁”,也知道那段时间他父母正在办离婚,但是他不觉得那一年里他过得特别不开心:“如果他真的那么不开心,他有幽默感保护着自己。他并没有被那些事情彻底压垮,他还有挺多开心事的。”
  
  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丁在的波特•菲斯特新闻学课上相处得很好,他们每天见面,一起筹备校报《猎鹰报》。奥古斯丁是学校的前橄榄球运动员,担任体育版的记者,而斯皮尔伯格让人出乎意料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前者的非正式助手。他们一起写大学橄榄球赛事的新闻,斯皮尔伯格甚至还自己写大学低年级篮球队、棒球队的新闻,当中有些赛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占过如此大的版面,比如游泳,还有越野赛跑。


  
  虽然高中毕业那年的班级同学去向表上面的信息说斯皮尔伯格在毕业后会进入《纽约时报》工作,他对新闻的热情其实更具有社会意义,而非专业意义。奥古斯丁指出,当时斯皮尔伯格是在9月入学,“学校里的小圈子都已经结好了。除了新闻班没有其他班还对他开放。并不是说我们很喜欢体育,而是我们很喜欢做报导。史蒂文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件事中去,因此即便他不擅长体育,也能够做好这件事。做一个记者,他会自我感觉很好。他之所以对新闻班比对其他班都感兴趣是因为这给他更多跟大家一起玩的机会”。
  
  除了新闻班,在学校里斯皮尔伯格就只有一个课外活动了,那就是在高年级演的戏剧《十二个愤怒的陪审员》里担任工作人员,这是男女合演版本的《十二怒汉》,由谢尔曼•L.赛杰尔根据雷吉诺•罗斯的电视剧版改编的同名舞台剧。1965年3月,英语老师奥登•彼得森在学校餐厅组织演出,但是效果不好,那之后,斯皮尔伯格就开始帮忙灯光以及帮助演员丹•胡博伊和奥古斯丁对台词。
  
  斯皮尔伯格还是“在女生中很笨拙”,舒尔补充说,但是他已经有勇气挣脱在萨拉托加的枷锁,参加校园舞会,也开始约会了。他约会的其中一个女孩子是舒尔的妹妹凯西,她那时候是一年级新生,后来夺得萨拉托加小姐的桂冠。回忆起史蒂文,她说史蒂文是“很幽默的人”,她回忆道:“其实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恋爱。我们在车里亲热过几次。所以我记得那是冬天,我们弄得车窗上都是水汽。我那时候才14岁,这段关系对我来说是一种尝试。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聊天。他喜欢跟别人说故事。他很好玩,是个很忠诚的朋友,但我们并不很适合对方。他有点矮,我五英尺十一寸(一米八左右),所以我们走出去就像是默特和杰夫一样。我觉得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男子气概。如果从1-10打分的话,他应该是4分。”
  
  萨拉托加高中的大部分女生可能都会同意《猎鹰报》的编辑博妮•帕克所说的话,她认为史蒂文“真的很像书呆子。打字部的女孩子们说他每次都蓬头垢面地走进来,她们会给他把梳子让他把头发梳一下。在我的姐妹圈里(她同时是高年级橄榄球队的公主),谁都不会想到他是可以约会的对象。那种年纪的女孩子,会想跟那些长得帅、最受欢迎男孩子约会。橄榄球队里的球员很有魅力。所以这么想的情况下有时候就会错过真正最好的人”。
  
  为《猎鹰报》体育版写新闻稿并不仅仅让斯皮尔伯格可以在学校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种保护自己免遭运动员欺负的方法。“他们都选择喜欢他,”基恩•史密斯说道,“他们不会想要去烦他,因为他会在校报里写他们。”但是斯皮尔伯格选择去给运动员写成长史的功利性让史密斯很受伤:“其实就是这种运动员在嘲笑他是个犹太人的。我就想:‘你为什么要去拍他们马屁?’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个叛徒。他背叛了我们这个聪明人的小组。但是那时候我也明白他不希望被同学们排斥。那是一种健康的态度。后来运动员圈子就接纳了他。他以前不敢跟他们接触,后来却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斯皮尔伯格用他自己独到的方法来为校报写大学生橄榄球新闻。“我得把那些画面录下来。”他告诉奥古斯丁,后者回忆说,“我用纸笔记录他们做了哪些动作,而他就一直用摄像机跟踪拍摄,在场边跑来跑去。他把拍好的片子拿给球员和教练看,我们稍后会一起坐下来把整个事件写出来。他超爱这么做。”
  
  斯皮尔伯格在《猎鹰报》体育版的散文写作风格混合了对体育赛事的流水账似的描述、对学校的热烈拥护以及对一些表现不好的运动员的苛责。斯皮尔伯格在10月末的一篇关于低年级大学生橄榄球赛的报导是这样开头的:“时间如飞流逝,空气都仿佛静止了一般,紧张的神经就像是游走在地狱的边缘,希望无处不在,只是未必有必胜的决心和信念。”斯皮尔伯格指责球队“不应该的失利”是因为“缺乏决心的火焰”。来年3月他在报导一场大学棒球比赛的时候,棒球队在第九局领先的情况下被反超比分,斯皮尔伯格刻薄地描述“一团乌云”笼罩在萨拉托加队员的头上。
  
  身为记者的时光虽然短暂,却为斯皮尔伯格日后与媒体打交道打下了基础。他学到身为记者是怎么把一个故事整合在一起的,还有最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怎么做适当的引用。他还知道一场有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威胁。最后,斯皮尔伯格想要让自己融入萨拉托加高中的运动员圈子以失败而告终,正是由于新闻的职业道德以及他对运动员潜在的痛恨。有一天他告诉基恩•史密斯:“他们打我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写在校报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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