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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隔壁邻居唐•舒尔，他也是萨拉托加高中的新生，刚从圣何塞搬过来。“大块头唐”，就像他称呼自己的那样，他是个和蔼温柔的高个子，六英尺八英寸的身高足足比史蒂文高了一英尺。“史蒂文和我是对奇怪的组合——萨拉托加高中的默特和杰夫（美国动画片中的主角），”舒尔这么说道，他现在是一名景观设计师,“我从没把他当成书呆子看待，他只是有些与众不同，他很标新立异。我觉得我俩都像是离了水的鱼。对我们来说在萨拉托加被人接受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他，我才能够度过那段日子。”
　　
　　每个在斯皮尔伯格上学的年代里上过萨拉托加高中或是在那里教过书的人都用相同的词语来描述整个学生群体：“分派别。”学生中大部分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只有小部分少数族裔的学生。“这个学校很难容纳新生，”犹太学生肯德拉•罗森•汉森说，“如果你不是这个群体的人，而是一个异类的话，真的很难融入进去。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会更加感觉到被人区别对待。斯皮尔伯格觉得无法融入这个团体。做书呆子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的兴趣也不在学校里。他并不适合高中生活。他比其他人都成熟许多。”
　　
　　“斯皮尔伯格在这个奇怪的社会环境里感到窒息，”同班同学吉姆•弗莱彻说，“这不是个友好的地方。我记得那里的人会朝那些他们认为很低贱的女人身上扔硬币——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所学校都是一个很残酷的地方，很白人主义，很典型的私立预科学校——幼稚、奢靡、富家子弟的地方。”
　　
　　除了这些不好的地方，萨拉托加高中是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学校。最后所有学生都能上到大学，许多还去了斯坦福一类的学校。尽管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比在凤凰城的时候更加用心读书，但是他的成绩始终表现平平，大部分都只拿到B或C。“我对史蒂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萨拉托加的邻居苏珊•迪丁格•海宁斯说，“每当他父亲逼他学数学的时候，他就会说：‘拜托，爸爸，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导演。我才不需要学习学校里那些破知识呢。’”休•罗伯茨老师将史蒂文形容为“不太会表现自己的聪明孩子”，他说：“很少有那么有创造性的孩子喜欢这种东西。”他的新闻学老师，波特•菲斯特记得斯皮尔伯格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好学生，但是他不太会表现这些才华。非常特别的一点是，他偶尔会戴一顶软呢帽，很像印第安纳•琼斯戴的那顶。这种东西一般都是上一辈的人才会戴的。他跟整个高中氛围格格不入。他一个人离群索居，我并不是想说他这样不好，只是他心里一直想着别的事情。所以我也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班上有这么聪明的天才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斯皮尔伯格常常和唐•舒尔去萨拉托加剧院、圆顶的二十五世纪影院和圣何塞市中心的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总是会对电影进行一番批判，”舒尔回忆道，“他大部分讲的都是导演而不是里面的明星，而我根本搞不清谁是导演谁是制片人。他总是会想出很多能让那些电影变得更出色的办法。他把我搞得累死了。
　　
　　“他的想象力简直奔流不息。我们从山下往家的方向走的时候，他会在脑中构思他电影的整个画面，从没拍出来的电影，但是他脑中可以全部想象出来，他会在我们走回去的路上痴狂地跟我描述那些场景。我记得有一个场景是和外星人、军队有关的。这个画面跟后来的《第三类接触》很像。
　　
　　“他后来告诉我他能看到山边的轨道车，还有抬着飞碟的人，以及所有的工作场景。我会说：‘你开什么玩笑！’他说那是个很陡的山坡，所以用了很多机械设备才能将摄影机架到液压吊杆上，周围都是直升飞机的嗡嗡声，工作人员都戴着头盔。我可以看到这幅彩色的画面！那个飞碟就跟《火光》里的一样，像是两个馅饼盘子贴在一起，在火光中摇摇晃晃地飞着，但是在《第三类接触》中，这个景象看起来更像是某个城市。我在电影拍摄的很多年前（在萨拉托加的山边）就看到了整个电影场景，飞碟并没有播放音乐，而是在完成毁灭的工作，就像在《火光》里一样，电影里他让演员穿上银色制服就像外星人。太好玩了。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舒尔的祖辈是瑞典人和德国人，他在路德会的环境下成长，因此是公理会的教友。当斯皮尔伯格曾遭受反犹太人主义的欺凌的争议爆发而出，他写了一封信给《圣何塞水星报》，坚称：“关于他被打，被反犹太人主义欺负云云，我从未见过，也没从史蒂文嘴里听说过这些事。另外，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史蒂文是犹太人，就算他们知道了，我保证也不会在意这回事的。他一直在隐瞒事实。
　　
　　“如果谁打了史蒂文，我一定会知道的，我保证会去找那些人谈的。我告诉你：这些事情都没发生过……
　　
　　“所以为什么史蒂文对萨拉托加的回忆那么不快乐？这可能跟他家庭破裂以及从亚利桑那州搬迁过来有关。
　　
　　“整件事对史蒂文来说就是个噩梦……不能拍电影，没有赢得拍电影的奖项。在萨拉托加没有未来。然后他父母还发生了很悲剧的离婚事件。疯狂的母亲和妹妹们都不想待在萨拉托加。不快乐的父亲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家庭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听起来的确是段‘最恐怖的时代’。但是这跟他是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舒尔的信，还有其他质疑斯皮尔伯格声称自己被侮辱的声音，在《水星报》上立刻得到了另一个同学的回应，那就是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的朋友基恩•沃德•史密斯。他回忆起和斯皮尔伯格常常在自修室里一起讨论电影、科幻小说和其他话题，史密斯写道：“我们所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他的犹太人背景。”他认为“他说没有告诉别人他是犹太人是假的，要不然大家都不会知道……很明显对他来说，犹太人的身份成为他定义自己的重要部分。
　　
　　“而且，大家都开始知道这件事，并且以此来嘲弄他。我觉得有些孩子并不是因为不喜欢犹太人而这么做，他们是觉得这样做能够给史蒂文捣蛋。不管怎样，这的确是反犹太人主义。仇恨的种子就此萌生。
　　
　　“为什么舒尔没有看到这些？我认为不管他知不知道，他确实是史蒂文的保镖。”
　　
　　斯皮尔伯格写了封信给《水星报》对此作出了回应，这封信于1994年1月11日刊登出来：“我读到一封来自我的老朋友唐•舒尔的信，他住在萨拉托加山坡上，跟我家在一条路上。我很有幸去了解唐眼中的我的生活，因为我觉得那些孩子包括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跟他们所看到的一定不一样。
　　
　　“无数的记者问起关于我童年遭到的反犹太主义对待的问题，本来那是个大秘密的（我瞒着唐•舒尔、其他一些朋友，包括我的家人），那些关于我在萨拉托加高中的那个学期所遭受的欺负，在周末，在假日里，甚至在圣何塞，只要我不幸碰到那些高年级学生……
　　
　　“我对唐•舒尔的印象很好，但是他对我以前所遭受的事情所知甚少，他不会知道的。
　　
　　“实际上我还记得有一次，有几个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打我，唐在球场上和他们争了起来。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唐的眼神凶狠得让对方不敢跟他对视。对方只打了他一拳，他默默承受了，然后还是站在原地，继续死死地盯着对方。然后他们就被吓跑了。
　　
　　“这是我在年轻时见证过的最英雄的事情，但是这让我觉得很惭愧——我也应该如此面对这样的事情。”
　　
　　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舒尔说：“我不太记得这件事和史蒂文是犹太人有关，但是我记得史蒂文这小子被欺负了。这是我不能容忍的。我记得我妈妈告诉我永远不要去打任何人，因为我会把他们的头打下来的。我就跟那几个人说：‘快滚。’所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史蒂文回忆说他把在萨拉托加高中碰到的麻烦都向家人做了隐瞒，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承认：“我从来不知道他碰到这些事情。我那时候在IBM简直忙疯了，这些事情我几乎全不知道。另外，那时候我面临离婚，所以压力很大。我和妻子关系很紧张，所以没有注意到那些小细节。我那时候每天七点半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所以家里的事都是利亚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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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恩•沃德•史密斯现在是一名数学系教授，承认自己是比他的朋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更像“书呆子”的人。史密斯是个戴着眼镜的小胖墩，是个“常常被找茬、被排挤的孩子。欺负他的人也正是欺负我的那些人”。史密斯对数学和科学很有天赋，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在学校图书馆里按自己的进度研究微积分和广义相对论。他在那里跟斯皮尔伯格常常可以交流。
　　
　　斯皮尔伯格让史密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看待事物的方式非常特别：“他有很多想法，有很多坚定的观点，他很有创造性。他对我看待电影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跟他谈话能学到很多东西，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我觉得他是未曾打磨的钻石。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觉得他是我唯一最好的朋友，他这样的朋友我从未遇到过，以后也不会再遇到了。但是，他很难受别人影响，他很坚持自己聪明的主见，这也是他这个人那么有趣的原因之一。我因此有点嫉妒和恨唐•舒尔，我跟史蒂文后来就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好了。”
　　
　　史密斯认为电影只是给精英人士看的，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当斯皮尔伯格说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这个概念当时还未在美国广为传播——的时候，史密斯大吃一惊。他很惊讶于斯皮尔伯格对于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奥逊•威尔斯的电影的喜爱，他“最崇敬”的导演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我还记得他总是在说希区柯克的电影——他会不断地说着《西北偏北》，这部电影我没看过，还有《迷魂记》。他还会谈到《精神病患者》和《后窗》。我记得他说过很多电影。他阅读很多关于希区柯克的书籍，还喜欢说摄像机的移动方式等那些东西，但我其实根本不懂得他究竟在说什么。他说：‘我称他为大师。’我会说：‘哇，那可真是厉害了！’我会看《纽约客》和《周六评论》去看看别人的观点。影评人会谦虚地赞扬希区柯克的作品，但嘲笑他电影的主题。我对他的看法和现在人们对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看法一样——能够创造精彩的娱乐性电影，但缺乏深度。我觉得斯皮尔伯格不是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对希区柯克有这些热情。他喜欢他，就真的是因为喜欢他。这让他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
　　
　　在斯皮尔伯格说起他对希区柯克超凡的技能的欣赏时，史密斯开始意识到斯皮尔伯格对希区柯克的喜爱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也预示了这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和人生信条：
　　
　　“斯皮尔伯格说电影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因为它能让大部分人受到感动。他认为电影能够在普通人、平凡人身上制造出巨大的反应，他对希区柯克将平凡人置于不平凡的情境的做法非常感兴趣。斯皮尔伯格想让所有的观众都能有所反应。他不希望电影只是给一群卓越人士看的。他更希望电影能够影响到整个大众。他说：‘电影能触动你的心灵。’这是他欣赏希区柯克的一个方面。斯皮尔伯格一直坚持认为电影媒体可以服务于普通大众，而且这并不需要用很高端的手段才能做到。在当时这个想法是非常激进的。这种大众主义的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电影的缺点，在斯皮尔伯格眼中却是优点。
　　
　　“斯皮尔伯格教会我如何欣赏电影本身，以及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将电影看做是书籍的低级版本。我听斯皮尔伯格总是在说要赚钱。但是他最终不是想要触到他们的钱包，而是他们的心灵。”
　　
　　史密斯明白，斯皮尔伯格对大众观众的强迫症，这种作为局外人想要被社会大众接受的强烈愿望，其深层原因是源自他在萨拉托加高中度过的那段艰难时光。
　　
　　“我觉得他想要被社会大众接受和喜欢，”史密斯说，“他想要被人喜欢，但他却不善于此道，因为大家都跟他不是一类人。他不喜欢用很势力的方式做人。我也不喜欢势力。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很聪明，但是在某些方面却不够智慧。他不符合我对人的划分，我将人分为两类——‘他们这类’和‘我们这类’——‘我们这类’是聪明人，‘他们这类’是不那么聪明的人。对我来说，他是‘我们这类’的人，却想把自己变成‘他们这类’的人。”
　　
　　他们共同的爱好是都对科幻小说有极大的热情。史密斯记得斯皮尔伯格“是我科幻小说方面的好朋友。我会在萨拉托加的图书馆把标上科幻小说标签的书都看了，他也会在凤凰城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会谈论那些大家——罗伯特•海因莱茵、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C.克拉克——还有许多不是那么出名的作者的名字。”
　　
　　从小，斯皮尔伯格就是很喜欢克拉克和雷•布莱伯利。在他1968年的电影《安培林》中，斯皮尔伯格就让男主角在吉他盒子里放了一本克拉克1953年的小说《城市与星星》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斯皮尔伯格对布莱伯利诗一般的作品做出的评价是他将魔幻带入了现实。电影《第三类接触》上映以后，斯皮尔伯格问布莱伯利：“你喜欢这部‘你的’电影吗？如果不是我小时候将《它从外星来》（1953年）看了六遍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这部电影。”斯皮尔伯格也很欣赏J.J.R.托尔金的《双塔奇兵》（《魔戒》三部曲的第二部）以及科幻小说 J.G.巴拉德的作品，他1984年的自传式小说《太阳帝国》后来被斯皮尔伯格拍成了电影。
　　
　　少年斯皮尔伯格“怪就怪在既博览群书又阅读甚少”，史密斯通过观察介绍道，“在科幻小说领域，他的确阅读了很多奇幻冒险类的东西，但是在这个领域之外，他的阅读量就很小了。我一直想推荐他读那些书——我会谈到拉尔夫•艾利森的《隐形人》，这个是我们再谈起H.G.威尔斯时我提到的。我也想跟他聊聊詹姆斯•鲍德温的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可能还有《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和《土生子的札记》……我应该没有提起《乔万尼的房间》，虽然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我只要提起类似《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类书，他就会表现出他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马上又移到别的话题去了。他还是会津津乐道于科幻小说。我一直试图影响他，但是都没有用。比如我想让他读读乔伊斯的东西，例如《尤利西斯》这种书，虽然不是科幻类的书，但是也很棒，而且我推荐他的时候还斟词酌句不想让他觉得这种书很艰涩难懂，但是就是说不动他。我从没想到过其实他是一个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