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节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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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的童年也有阴暗面，由于经常受年长男孩的骚扰，且长期生活在父母的紧张气氛下，他心中的敌意与日俱增。“他有时候就是个小捣蛋，”住在街对面的西尔维娅•盖恩斯回忆道，“他经常在外面向年幼的小孩扔橙子。在他成人仪式那天（1960年1月10日是他家的开放参观日），他们不得不让孩子们走开——因为他在房顶上朝下丢橙子。我确信他是在发泄他的某些潜能。”
在史蒂文承认自己在电影院里上演呕吐恶作剧的那次采访中，他还讲述了年少时最严重的一次搞破坏事件：“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应该不难解决，但当时我却背负了6个月少年犯的名声。一天我和四个朋友去一家在建中的大型现代购物中心，向平板玻璃扔石块。后来才知道，打碎的玻璃差不多价值三万美元。”通常，当受挫沮丧之时，他便会欺负他“三个妹妹，把她们吓得尖叫”，还会欺负她们的小女生朋友们。
“每周六早上，父母都不在家，家中就只剩我们四个孩子，”安妮•斯皮尔伯格回忆道，“他们一出家门，我就会跑去堵住我的房门，史蒂文在外面使劲推门，然后冲进来打我。我的手臂被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如果苏和南希犯了什么错，那之后遭殃的便是她们。等他惩罚完毕以后，我们都乖乖地去帮他拍电影。”
有一件事让南希至始至终无法忘记：那天，她和妹妹们“正在玩玩偶，史蒂文在一旁唱歌，歌声就像收音机里播出来的。之后，他突然停了下来‘给我们传达重要情报’。他说龙卷风即将到来，然后他让我们转过去，头朝向安全的地方。如果我们看他，他就说再看的话我们就会变成石头的”。
“每当我安顿安妮睡觉时，”他们母亲回忆道，“史蒂文会躲在她的窗外，用可怕的声音说‘我是月——亮！’把安妮吓得尖叫起来……有一年的光明节，我给南希买了一个洋娃娃。一天晚上我不在家，他把洋娃娃的头切下来，放在铺满莴苣、点缀着荷兰芹和番茄的大浅盘里端给南希。当时，南希居然连脾气都懒得发。看孩子的人不愿到房间里来，她们说：‘如果你把那男孩子带走，我们就帮你看管女孩子们。’”
“我也被他吓得够呛，”住在他家后面的贾尼思•苏世文说，“当时我正和苏西在家附近沟渠旁的印度学校路上玩芭比娃娃。如果父母知道我靠近了沟渠，一定会关我禁闭了。我们把它当成大峡谷。史蒂文不停地骚扰戏弄我们，他说‘如果你们不怎么做’——很可惜，我忘记他当时要我们做什么了——‘我就把你们的芭比娃娃丢到运河里’。他一把抢走我的芭比娃娃，把头拧下来投入河中。当时，芭比娃娃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后来每次讲到这件事我都很伤心。最要命的是，我当时还不敢告诉家里人，所以我只好走下去，自己把头打捞上来。”
“史蒂文就喜欢这样——经常吓人，”邻居比尔•盖恩斯说，“他总能将那些小孩子置于他想要的情境中——当苏和安妮到我们家这边爬树、玩其他游戏的时候——他能很快地拍下这一幕。他的相机总在手边，便于捕捉各种镜头以备日后之需。他总是狂热地带着相机。”
在回忆自己如何对待妹妹们时，史蒂文承认：“我喜欢把她们吓个半死。记得电视上曾演过一个电影，影片中火星人将一颗砍下来的头颅放在鱼缸里。她们觉得可怕极了，都不敢看。于是我将她们锁在壁橱里，壁橱里还放了一个玻璃鱼缸。她们当时那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我至今还记得。”他还在壁橱里上演了另一场恶作剧，道具包括一个塑料头骨、一个灯泡、一副防护眼镜和他父亲的空军飞行员帽子。除此之外，史蒂文还在里面放了一个风干的二战飞行员头骨。他把妹妹们骗进黑漆漆的橱柜后，点亮骷髅里的灯，还播放之前录制的她们恐怖的尖叫声。
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恶作剧，所以长大后，他也喜欢将观众吓得魂飞魄散。他说《鬼驱人》就是“集合了我对妹妹们做的恶作剧”。斯皮尔伯格儿时非常喜欢破坏玩偶，还将番茄酱洒在墙上，让妹妹们以为是鲜血，这离他塑造出一个住在郊外的小女孩被家中的鬼魅绑架、杀人骷髅从后院的游泳池冒出来的场景只有一步之遥。而在《夺宝奇兵》系列中，斯皮尔伯格沿袭了儿时在基瓦电影院看的电影里的一些手法，女主人公要与蛇、虫、老鼠大战多个回合，历经重重艰险才能取得胜利，这无疑是他青春期时捉弄异性的一个延续。
史蒂文所在的社区里，并不是每一个女孩都怕他。
“在那些年长的男孩中，史蒂文是最友好的，因为他只是想给我们拍照而已，”比史蒂文小四岁的演员琳达•卡特说道，“至少他会和我们互动，不会把我们绑在树上折磨我们。他总是拿着他那台8毫米摄像机到处摄像。我和妹妹帕梅拉经常在后院表演——唱歌跳舞——有的他会拍下来。我们曾经恳请他拍我们，他便说：‘好吧。’他确实叫我们做了些疯狂的事情，如挂在树上，但他从未让我们受伤。”
同学妮娜•诺曼•瑞福拉说，尽管史蒂文在女孩面前“很害羞”，但他却爱上了社区里最漂亮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在他隔壁班，他“曾在她身上尝试一些电影的想法”。他的朋友德尔•梅里尔说史蒂文七年级的“女朋友”是一个“龅牙黄毛小姑娘”。但史蒂文觉得他的第一次浪漫体验颇受打击：“我绝不会忘记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那时我五年级。我父亲带我和我的小女朋友去汽车电影院看电影。她的头就靠了一会儿我的肩膀，紧接着第二天我父母就教育我小小年纪必须行为检点。”
也许正因为此，他在亚利桑那州上高中时，对女孩子大多有所保留，尽管那时他有异性朋友，并和她们在学校演出以及自己的电影中有合作，但大家都不记得他曾和她们正式约会过。身为朋友的另一位电影制片人克里斯•匹斯切克觉得，史蒂文之所以没有去约会，是因为他“疯狂地迷恋拍电影。如果去约会的话，便会增加开销，花在电影上的钱自然会减少。正是由于史蒂文的这种执著——除了拍电影，其他的一概不顾，才成就了他今天的辉煌”。
“我觉得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些女孩子喜欢他，”安妮•斯皮尔伯格说，“我有些朋友非常迷恋他。如果看到他的照片，可能会觉得他呆呆的、留着平头、耳朵大大的、瘦骨嶙峋，但他有非凡的人格魅力，能让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他能把正在做的事情说得很有吸引力，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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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尔赛德读八年级时，斯皮尔伯格用自己的创意拍摄了各种流派的电影，包括参加帕特丽亚•斯科特•罗德尼“生涯探索”项目所拍的西部片、校园剧的录像，与同时出演本片的罗杰•希尔合拍的《可怕的空洞》，还有一部低俗喜剧。这部喜剧里有学生把脑袋从树的两侧伸出来的特效画面，有快速的追赶和其他滑稽的动作表演，让人想起马克•森奈特的二卷制短片。1960年万圣节前夕，学校举行年度户外筹资狂欢节，在操场上一个拉着“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家庭电影”标语的展位上，斯皮尔伯格播放了该片。电影将展映一个季度。
那一学年，斯皮尔伯格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电影——明确预示他未来走向的作品——是一部二战飞行题材的电影《战斗广场》。他从上七年级就开始拍摄该片，那是当时为止他最引以为豪的一部作品。电影主题本身对住在史蒂文家一带的小孩来说并非与众不同。“我们都拍过二战题材的电影，”斯皮尔伯格说道，“主要是因为父亲参加过二战，壁橱里有很多道具：纪念品、制服、旗帜和一把锁住的、没法射击的左轮枪。”决胜的关键在于史蒂文拍摄的方式，他们用极少的预算就将二战场景生动地搬上了银幕，看过《战斗广场》的人无不感慨万千，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这部15分钟的黑白电影，既有二战中空中激战的纪录片剪辑镜头，又有史蒂文在当地机场拍摄真实战斗机的镜头。“如果我们打算拍一部飞行题材的电影，”巴里•索隆伯格说，“我们绝不会想到说‘去（机场）用真的飞机拍那些镜头’。但史蒂文就通过申请，进入驾驶舱进行拍摄。他还站在机翼上拍，感觉飞机真的飞起来了一样。”
申请飞机的拍摄权主要由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负责。“这些飞机一般用于完成消防、空投之类的任务，”他说，“我们得到批准，可以趴在上面，甚至坐在里面，但没有钥匙，不能启动飞机。史蒂文通常顺着梯子爬到机头那里，对准驾驶舱拍摄，一个小孩则戴着头盔扮演飞行员。当表现飞机转向时，他便拿起相机，（迅速倾斜），就这样，感觉就像擦边而过！他自己设计剧情，我则帮他准备一些道具。”阿诺德采用背景色和风声机，用在后院拍摄的驾驶舱实体模型特写镜头帮史蒂文补充了在飞机场拍摄的画面。
比史蒂文小四岁的道格•泰斯在回忆他参观史蒂文卧室的时候说，房间里贴满了电影照片和海报，摆放着摄像器材、道具和面具，以及飞机模型。“当看到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坐在战斗机里，并且那架战斗机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时，你不禁会说：‘等等，你是怎么做到的？’时至今日我还是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我问过他，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史蒂文很友好，但那些拍片的秘诀，他是绝不会说的。”
“我会买七八卷（城堡）胶卷，选出所有精彩镜头，围绕它们编一部电影，”史蒂文在1978年接受《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采访时说。“如果我需要一个年轻飞行员拉后P-51飞机操纵杆的镜头，那么我们就去凤凰城的空港机场，钻进一架P-51（等父母得到批准后），我会近距离拍摄操纵杆被拉后的镜头。然后切入一个已有的镜头，表现飞机被拉起。接着，一个特写镜头，我14岁的朋友露出残忍的笑容。再接着，就是他的大拇指点击按钮的特写。最后，一个已有的镜头，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我就是这样把它们整合起来的。”
扮演小分队队长的吉姆•索隆伯格说斯皮尔伯格也在电影中扮演了一名飞行员：“斯皮尔伯格演一个德国佬——他的作品里总有德国佬，但没有日本鬼子。斯皮尔伯格喜欢拍纳粹题材的电影，说实话，多年以后他才在《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和《辛德勒的名单》中把他们塑造成真正的坏人，着实让我有点意外。在《战斗广场》里，斯皮尔伯格中弹，在飞机坠毁的那段时间，他拼命挣扎想逃离驾驶舱。他身体前倾，黑色、蓝色的食用色素从他嘴里冒出来。那一幕是我拍的，我站在机翼上从侧面拍摄驾驶舱，以便营造出一种飞机正在坠毁的效果。我逐步倾斜镜头，拍出机头朝下的感觉。我记得，史蒂文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因为我把相机晃动得太厉害。他只想让我轻微摇晃，而我却摇得太猛。我认识他那么多年，那是头一次见他发火。”
“你知道八年级的孩子是什么状态吗——他们成天鬼混胡闹，”演员麦克•麦克纳马拉说，“他说：‘大家静一静——我们正拍电影呢。你们得这样做、那样做，不然就走人。’其他人把拍电影或多或少当做一个游戏，而他却很认真，对应该怎么拍、拍出什么效果非常在意。拍电影是他的生活。他精力高度集中得让我觉得吃惊，真的难以想象，认真得让人生畏。”
1961年5月26日，在英格尔赛德小学的毕业典礼上，帕特•罗德尼老师为史蒂文所在班级写了一份班级预言书，猜想50年后全班重逢时的情形：
“岁月不饶人啊，有些人已经认不出来了。那么，我们就花点时间，再做一个介绍……那边戴着便帽和眼镜的那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先生，他采用嗅觉技术导演了多部经典的电影作品。”
派特•罗德尼坚持认为她只是对当时的嗅觉电影和香味电影表现手法（使气味飘荡在电影院内的手法）的展示效果开了个玩笑而已，而且表示她并没有任何取笑“臭斯皮尔伯格”洗澡习惯的意思。然而，其预言显然已切中要害。
在被问及当史蒂文在好莱坞获得成功后她感觉如何时，他最喜欢的小学老师如是说：“我对他从事电影制作一点都没感到惊讶，他生来就是个电影工作者，他很早就表现出这一倾向，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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