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节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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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夏天，史蒂文刚读完五年级，“忙着评选鹰级童军和获得其他奖章，他对如何获得奖章有点摸不着头脑，”他父亲回忆道，“我说：‘他们有摄影奖章。你为何不拿着电影摄像机，到荒漠里拍个西部片呢？再看童子军团长是否评选你。’于是，他拿着我给的三卷胶卷，到荒漠里拍了这一小段西部片。”
这段影片没有名字。之后，史蒂文称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电影式的叙事，取名为《最后一次枪战》、《最后一枪》和《最后一次激战》。这一部简单的西部短片，是在摄像机里编辑的，演员包括童子军团友和其他伙伴，吉姆和巴里•索隆伯格也在内。
“社区里的一群小孩和史蒂文的父亲一道，坐着旅行车来到名为高峰牛排露台的餐厅（斯科茨达尔的西部牛排馆），店前还停靠着一辆红色驿站马车，”带头的吉姆•索隆伯格回忆道，“史蒂文的父亲负责摄像，几乎全程都是他在摄。我们还小，没法操控摄像机。拍这个电影是史蒂文的主意，他负责执导，摄影机就像是他的玩具。
“我扮演的是土匪，头裹大花布，手持玩具枪，抢劫了两个人。由于摄影机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即使没有马也看不到。人们把钱撒到台下。接着便上了车，仓皇逃出了荒漠。我记得有一幕，如同老西部片的桥段，我的牛仔帽也被吹掉了。我们保留了那一段，在后来的一幕里，我又戴上了自己的帽子。电影的结尾，是我中枪后滚下了岩石（吉姆滚下山崖的那一幕，实际上是由穿了衣服和鞋子的枕头替身完成的）。史蒂文和他父亲将番茄酱洒在岩石上来充当鲜血。但我没法严肃起来，笑得合不拢嘴。这些年还常听他们抱怨，说我躺在那儿装死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笑个不停。”
早些时候拍的西部片让史蒂文觉得“自己可以向那些本来对自己不友好的孩子指手画脚，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回味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没有摄像机，那些只能成为回忆”。
在下一周的周一晚间团集会上放映了那部电影。史蒂文回忆道：“看着我拍的电影，童子军们欢呼雀跃、拍手称好、哈哈大笑。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我就是想让他们开心。”
之后，只要有童子军远足活动，史蒂文就会带上他的相机，把路上发生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孩子们上下车，坐车去参加体育锻炼，以及露营时搞的恶作剧全都囊括在内。当他在团集会和巡逻会上放映拍的影片时（有的会议是在他房间里开的），他很喜欢看“大家惊讶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因为他们自己出现在画面中”。
刚开始的时候，史蒂文拍了许多无声电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训练视觉叙事的绝佳机会，大导演们，如希区柯克和约翰•福特，也经过这样的训练，通常也是从无声电影做起，之后在有声电影时代完善自己的作品。史蒂文的朋友特里•麦施林也有一个家用8毫米电影摄像机，在读7年级时，他和史蒂文连续两个周末在麦施林家的后院里制作了一部向福特致敬的无声电影，该片由同学史蒂夫•斯威夫特担任主演。“本片动作场面很多，情节扣人心弦，故事情节是直接的抢劫与追踪，一间商铺被抢，警察局长奋力追劫匪。很多镜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麦施林回忆道，“有一部电影，我俩都非常喜欢——约翰•福特的《搜索者》——我们都觉得可以效仿那部片子。”
斯皮尔伯格记得自己用8毫米摄像机拍了差不多15或20部业余电影，但这也只是对完整的剧情片的估算，还有在成长过程中拍摄的很多连续镜头没有包含在内。他的电影有时候没有剧情，仅仅是训练拍摄手法。麦施林说：“对他而言，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镜头捕捉下来，然后看看是什么样的。”史蒂文甚至把摄像机固定在手推车上，然后装在他的可卡犬雷鸣身上。小狗拖着小车在社区里晃悠，之后他便把拍到的视频命名为《小狗雷鸣的一天》。
史蒂文“对待胶卷的态度和我不太一样”，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我出身那会儿正赶上大萧条。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贵。我用胶卷时，恨不得把每一个边角都拍满。而他光是试验就要用上好几卷胶卷。他要试验特写、停帧和慢镜头。我还常说他：‘史蒂文！胶卷你省着点用！’他说：‘爸爸，我得先试验。’”电影摄影师艾伦•达维奥说阿诺德是史蒂文的“第一位制片人”。“没错——‘我负责管钱！’”阿诺德笑着说，“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夺宝奇兵》系列影片的制片人）也负责这个：卢卡斯负责控制他重拍的次数。现在，史蒂文自己也能行，他知道如何管理了。”
史蒂文的8毫米家用电影摄像机很快便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隔壁邻居小比尔•辛普森说，“我走进浴室，发现他正在水池里制作音效，从水里发出不同的声音。”吉姆•索隆伯格记得在他们13岁那年，史蒂文和他一起做的另一个试验，更是非同凡响：“我演的是一个丑恶的入侵者，晚上，我顺着他家门廊，径直走到他的卧室里。他用8毫米摄像机拍摄——宽银幕摄影镜头。他在购物目录里发现了一个能使图像变形的镜头，便买了回来，这样就可以把画面压扁。他在摄像机和投影仪上各安装了一个适配器。拍摄过程中，他基本上都是躺在地上，从下往上拍摄。他还买了一个聚光灯，太热了，照得我受不了。我拿着一把大屠刀，他拍得很有效率——我就这么挥舞着屠刀，他便已经很快地拍摄了好几个镜头。”
史蒂文上8年级时，帕特•罗德尼老师设计了一个“生涯探索”，鼓励学生展示他们今后打算从事的工作。史蒂文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荒漠里拍了另一部8毫米西部片，还附上了比较粗糙的配音。他的老师记得史蒂文同步播放着录有“对话、尖叫声和急速行驶的磁带。他们在荒漠里射击、抢劫。我还记得，为了让影片看起来更真实，他还用零用钱买了道具，买了血液袋。当时我们很开心——将电影重放了几次，大家都很激动地叫出声来。我们知道他很有天赋。”
“长大后我要拍电影，”史蒂文告诉全班同学，“我要当导演，当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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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4岁的时候，我开始展示自己的作品，”斯皮尔伯格回忆道，“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父亲的家庭娱乐室里，以做慈善为目的，播放了16毫米摄像机拍摄的电影。那些在慈善会上播放的现成电影，如《大卫•克洛科特》、《托比•泰勒》或者（其他）迪士尼电影，并不是我拍的。但当我看到孩子们如此沉醉于那些电影时，我感觉那些电影仿佛是我拍的……我想开一家自己的一流电影院。我感觉自己是这个行业里的一份子。”
其实，那几次去看过电影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史蒂文确实放过自己的电影，通常是在好莱坞故事片、卡通和电视剧之前播放。盈利作为建校基金捐给当地的智障儿童学校——佩里学院。1962年7月，《亚利桑那共和报》写了一个专题，报导史蒂文一天中放映的如《大卫•克洛科特：荒凉国度之王》在内的四部影片。“史蒂文•斯皮尔伯年仅15岁，已兼任制片人、导演、编剧和摄影师，如今，又向企业家方向发展。”专栏记者麦琪•萨伏伊写道。史蒂文向记者透露，自己本打算放映自己的电影，但社区里的孩子基本上都看过了，而且“不过，那些电影也不怎么好，没有明星担任主演——都只是我的朋友们”。
史蒂文用父亲办公室里的油印机制作海报、印刷广告传单。他父亲带回一台通用电气公司的16毫米投影仪。安妮和苏则负责检票，以及在幕间休息时，在小吃摊卖爆米花、巧克力棒、冰袋和冰棍儿。“利亚通常会离开——她不会在那里待着，”史蒂文的朋友道格•泰斯回忆道，“他们商定好，等全部结束以后，史蒂文负责打扫干净。”夏日的夜晚，史蒂文发明了一种类似于汽车电影院的观影方式，他将床单挂在后院里母亲的晒衣绳上，这样，坐在他家露台上的孩子们便可以看电影了。
在电影放映之际，史蒂文还会观察观众的反应。他以社区里的小孩为观察对象，恰好与当今好莱坞所谓的“目标群体”相类似。对于新生代的导演而言，这种反馈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有助于他们了解如何去迎合大众。由于亲身体验过参展电影放映时的情形，他能在较少咨询专家意见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好莱坞作品的行销和发行进行很好的监督。史蒂文从小就有很好的商业悟性，巴里•索隆伯格对此印象深刻：“他出租《弗朗西斯》（又名《说话的骡子》）。我觉得那部电影很傻，但附近的小孩很爱看。他把孩子们爱看的、好卖的影片通通拿来出租。”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史蒂文放映电影的初衷是“为自己的电影集资”。当他开始拍电影时，史蒂文说：“我父亲给我的电影提供赞助——每部电影差不多20美元。”当史蒂文习惯于拍电影时，他觉得自己需要增加收入。出售电影放映期间的特许权，所得金额“用于他购置胶卷”，阿诺德解释说，“他给妹妹们一小部分钱，其余的拿来买他想要的胶卷。我不允许他把钱存起来去申请播放许可。我说：‘你不能那么做。我们用的是别人的胶卷，并未经授权。’所以他把钱捐给了专门教育智障儿童的佩里学院，并对此举进行宣扬。我说：‘比起你把钱存起来买胶卷，捐给佩里学院更能获得大家的称颂。’”
有时候，为了增加放映电影的收入，史蒂文会去“打工”，给果树刷上防虫蛀和防高温的涂料。和其他小孩一样，他也会为了15或20美元花上几个小时，为邻居院里的树刷涂料。还有一次，他去斯科茨达尔，到他家里人常去的美发师保罗•康帕内拉的店里，说道：“这里需要人干点活，我知道我能赚50美元，让我先看看有啥干的。”保罗•康拍内拉说：“他到处看了看，然后走进女卫生间，查看了一番，说道：‘这里的女卫生间简直太脏了。我来帮你打扫干净。’然后我说：‘行，你把卫生间都粉刷了吧。’第二天早上，当我去检查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水龙头、马桶把手、水池下面的存水弯、水沟周围的小孔以及镜子周围的铬合金都粉刷了一遍。”
斯皮尔伯格所做的这些事，“并不是真为了赚钱，”道格•泰斯说，“那不是他的目标。他在家里放映电影，甚至也都不是为了赚钱。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支持他对拍电影的热爱。”
“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拍电影是为了赚钱，为了取得成功，”1992年，斯皮尔伯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但我拍电影绝不是为了那个，我的决定绝不是基于钱。”
自从他买了乔治•佩尔1950年的科幻电影《登陆月球》的原声专辑以后，他便疯狂迷恋上了收集影视原声专辑，且一发不可收拾。他拥有几百张原声专辑，其中包括一些很稀有的专辑。他对经典电影作品的乐谱和作曲家非常了解，这在极大程度上有助于他将电影场面与音乐融为一体，以及与他长期的搭档约翰•威廉姆斯更好地交流音乐语言。“在很小的时候，我会结合其他电影作品如（埃尔默•伯恩斯坦作曲的）《大逃亡》或（米克洛斯•罗萨作曲的）《爱德华大夫》的电影原声乐谱，根据音乐创作8毫米摄像机拍摄的家庭电影。”
比尔•霍夫曼说道：“我还记得夏日的下午，外面骄阳似火，我待在史蒂文的房间里听原声专辑时的情形。”在高校音乐剧中，他弹钢琴而史蒂文则吹单簧管。汤姆•西蒙斯“永远不会忘记”史蒂文到他家去的情形，史蒂文发现了他的木琴，然后“敲击、演奏了许多歌曲，歌曲都源自电视上播放的众所周知的西部片，如《荒野大镖客》【此处指1955年的电视剧《荒野大镖客》（Gunsmoke），并非赛尔乔•莱昂内导演的那部《荒野大镖客》（AFistfulofDollars）】。、《赌侠马华力》和《夏安族》”。
由于受母亲爱好音乐的影响，史蒂文加入了英格尔赛德雷鸟乐队。几年间，他在学校的典礼、独唱会和足球赛吹奏过单簧管，还身穿黑白制服，头戴金色高帽，在斯科茨达尔人口未达到10万以前，参与过当地的年度游行。乐队的保留节目包括约翰•飞利浦•苏萨的标准进行曲和《桂河大桥》里的《柏忌上校进行曲》。
“他是个很有活力的年轻小伙，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乐队主管罗德尼•格亨说，“他很听话，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而且他也有原则。我总是给他打最高分。但是，他选择了现在做的事（拍电影），也是件好事，因为他可能成不了音乐家。不过，也许他能行。他很有创意——只要一拿上乐器，就能演奏得很有感觉。感觉吹奏单簧管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释放。”
当史蒂文读五年级下学期时，海伦•巴顿老师去找理查德•T.福特校长告状，称史蒂文对电影太过痴迷，到了她无法忍受的地步。“他都快把她逼疯了，”福特回忆道，“他在学校里也拍，而且还经常谈论。我记得曾在我办公室里和他谈过一次。他进来后——我记得他好像把摄像机也带进来了——跟我讲了讲他所做的事情。我告诉她：‘天哪，你别关注那孩子了，随他去吧。’我鼓励他并不是因为他拍电影，尽管我很想那么说——而是因为他很积极，因为他这个小家伙总是有事可忙，并且也不影响他人。我喜欢孩子追寻他自己的梦想，为梦想而努力。如果一个孩子就想坐在墙边，仰望云朵片片飘过，我觉得也没什么。总得有点时间来做做梦吧。”
当被点到在课堂里大声朗读时，史蒂文会很不好意思，他“读得很慢”。直到今天，他还觉得自己对读书没有像对拍电影这么有激情“挺遗憾的”。他的视觉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阅读困难，反之，他对视觉的极度依赖，又是多大程度由阅读困难所引起的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通常会走神，也会自娱自乐，在书的边角画上小人，然后连续翻动书页，观看他自己制作的“动画电影”。
尽管史蒂文从来没有登上过荣誉榜，但在小学最后的两年里，他对历史无比感兴趣，以至于社会学课老师帕特•罗德尼都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好学生”。也正是在她的课上，这位未来《辛德勒的名单》的导演第一次看到了演纳粹集中营的电影片段。她放了一部关于纳粹的纪录片《扭曲的十字》，“里面全是真实的记载——尸体挂在铁丝网上——真的非常震撼。在放这部电影前，我还特意征求了家长的同意。这几年，我一直坚持播放这部影片，而且每次都会邀请当时在集中营里亲身经历过大屠杀的人到现场”。
到波兰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斯皮尔伯格告诉记者，称自己虽然有一个亲戚在大屠杀中丧命，而且他也认识一个辛辛那提市的大屠杀幸存者，但在看《扭曲的十字》之前，他都不相信那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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