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节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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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利亚回首过去，她认为，在史蒂文成长的那些年，除了家人遵守的安息日和犹太节日之外，犹太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毫无分量”。
“利亚的父母还是犹太教正统派教徒时，他们参加保守派教堂，”阿诺德说，“但他们遵守休息日。他们在休息日的时候什么事也不做，除了在大萧条的困难时期，波斯纳先生必须去工作。利亚和我结婚的时候，最初我们都遵守这些，但后来她说：‘我没法再坚持戒律了。我想吃龙虾那些东西。’然后我们会不遵守戒律。我们会坚持一会儿然后又不坚持。但当她嫁给第二任丈夫伯尼•阿德勒之后，因为他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所以她后来一直保持正统派的戒律。”
离开辛辛那提之后，斯皮尔伯格一家通常只在拉比和利亚父母来做客的时候才遵守戒律。史蒂文称之为“门面戒律”。有一次，利亚正准备煮三只活龙虾做晚餐，这时他们听到拉比的车停在了他们家门前的车道上，史蒂文把龙虾藏在了他的床底下，直到拉比离开。
如果利亚和阿诺德因为被衰退的家乡环境和传统主义限制或阻碍，并且他们敢于远离甚至放弃自己的身份，敢于离开那里，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间，他们正是那一代开始成家立业的美国人中的典型代表。
“在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的沉重打击后，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梦已不再是从社会和政治中实现个人自由，”大卫•哈伯斯坦在《五十年代》中写道，“而是在经济中渴望迅速成长为中产阶级，年轻男女们选择了物质生活，尤其是通过有保障的工作所带来的富足。对于年轻并渴望成功的退伍军人来说，他们凭借士兵福利法案上了大学，并且刚刚毕业，生活的保障意味着在一家具有包容性的大公司里找到一份稳定的白领工作，结婚生子，在郊区买套房子。在那个普遍带着美好意愿和扩大财富的年代，很少美国人会怀疑这个社会的本质美好。”
32岁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当时刚刚从辛辛那提大学毕业，1949年6月受雇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从费城跨过特拉华河，在新泽西卡姆登的生产工厂工作。“我以为RCA雇我去电视台工作，”他回忆道，“可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让我去电视台工作。他们说：‘你去做军用电子。’我其实是去做电路开发，接着我进入了计算机技术方向的高级电路开发。我们当时要研究‘我们用不用电子管？我们用不用电磁？’这些问题。当时刚刚开始使用晶体管，我们就要研究‘我们用不用晶体管’，我们会争辩哪种技术会更适用于计算机设计，这些都是早期新兴的事物。在大学的时候，除了模拟计算机之外，我几乎不懂任何计算机相关的东西。我在RCA工作之后才开始对计算机技术感兴趣。”
阿诺德选择的电子产业在当时还是一个受欧裔新教徒支配的产业，但RCA的主席大卫•沙诺夫是一个犹太人，这使得RCA比其他公司对犹太人都更加友好。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和苏联在冷战和科技上的竞争不断加剧，在美国科技和高级教育领域，许多长期针对犹太人的限制开始降低。阿诺德也是这些变化的受益者之一，他在这个全新发展中的领域也成了一个成功的榜样。但由于追随事业的发展机遇，以及后来计算机产业的向西迁移，他不得不带着家人不断地搬家。阿诺德的家人为这种漂泊不定的境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刚熟悉一个学校，刚习惯一个老师，刚交到一个好朋友，”史蒂文回忆道，“家门口的草坪上就会插着一块‘房屋出售’的牌子……然后就是那些无法避免的离别场面，在车棚下、火车站或者飞机场，收拾行李准备去往别的地方。我的朋友都会来跟我们道别，目送我离开。我这辈子经历了四次这样的离别。我长越大就越难以接受这样的场面。《外星人E.T.》充分表达了我的感受。当艾略特发现E.T.的时候，他很依赖E.T.。他非常坚定地宣布：‘我要留下他。’而且他是认真的。”
正如斯皮尔伯格说的，“我从四岁就开始咬手指甲”。他第一次搬家所引发的焦虑，也许正是导致他咬手指甲的原因。他从家乡辛辛那提搬到新泽西的时间正是他三岁的时候。
在解释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他依然保持基本的乐观心态时，斯皮尔伯格说：“我觉得成长中的我没有其他选择。也许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周围有太多这样消极的事物，我别无选择，只有保持积极的心态。我想这有点像我家的传统，因为我妈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我还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最早学会的其中一个词，我最早学会说的其中一句话就是‘值得期待的’。这是我妈提醒我的，我自己根本不记得。这句话经常用在我祖父母身上。我非常喜欢他们从俄亥俄州来到新泽西看我们。我妈每次都会说：‘这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还有两个星期他们就要来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妈又会说：‘真是值得期待，他们一个星期之后就会来了。’”
在新泽西的头三年，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一所很大的复式红砖居民楼里，卡姆登南29号街219号的华盛顿花园公寓。虽然这座复式居民楼看上去像一座简陋的工房，但它却被认为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住所。正如家庭世交米丽娅姆•福尔曼所描述的，“那是所有年轻犹太夫妇会选择居住的地方”（现在那里大部分住着美国黑人和拉美裔人）。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的时候，史蒂文最大的妹妹安妮于1949年圣诞节出生于费城。
1952年8月，斯皮尔伯格一家搬到了几英里之外的哈敦乡，毗邻哈敦菲尔德的郊区。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富足乡村，18世纪住着1.7万名英国和爱尔兰贵格会教徒。许多RCA的员工和RCA合作公司的员工也住在哈敦菲尔德。虽然斯皮尔伯格一家是从卡姆登迁移到哈敦乡的年轻犹太家庭之一，但他们搬到郊区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从文化角度来说，这意味着进入一个更为混杂的社区，犹太人需要被同化才能为居民所接受。
“自1945年之后，美国犹太人的社会和经济情况都转变得跟美国理想极为相似。”爱德华•S.夏皮罗在《治愈的年代》中写道，“……美国犹太人在战后的流动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们迁移到了郊区，进入了中产阶级。在反映国家发展趋势的同时，这些人口的发展方向在犹太人中显得更为明显。历史学家亚瑟•赫茨伯格估计，在1945年至1965年之间的20年里，每3个犹太人当中就有一人离开大城市搬去郊区，这个比率比其他美国人都要高。犹太人倾向于群居在郊区，但一些勇敢的开拓者却选择搬到了一些只有少数犹太人居住的郊区。”
在20世纪50年代的十年间，整个美国目睹了旧都市垂直紧凑的居住模式突变成万花筒般排列的郊区住房。有草坪和后院，有洒水装置，还有供迅速降生到这个世上的孩子玩乐的场地。在这种快速复制莱维特的模式后面是一种麻木的统一。这种理智上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并且最终只剩下虚幻的安全感，在20世纪50年代末不断地被谴责、讽刺并且遭到质疑。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出现散发出一种更加刺眼的光芒，照耀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中产阶级美国生活的排他主义和父权主义之上，代表了典型郊区的到来。因此，很多在1950年代郊区长大的人，都会带着一种既怀念又厌恶的矛盾情绪去回首看这种环境。而斯皮尔伯格这个“郊区的诗人”，在他的电影里充分表达了这种矛盾的心理。
我们无法想象约翰•福特从没看过纪念碑谷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也无法想象马丁•斯科塞斯从没走过纽约的穷街陋巷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同样，我们更无法想象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没有在郊区长大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从来都不会嘲笑郊区，”斯皮尔伯格曾这样说过，“我的生活就源自那里。”然而，尽管他表达了自己对郊区的感情，斯皮尔伯格并不完全相信它和它的价值，更没有在荧幕上热情地描绘它。在《飞轮喋血》、《第三类接触》和《外星人E.T.》这些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当中，他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努力迁入的郊区，在他的电影中却变成了不满足现状的中产阶级人物渴望逃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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