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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离埃文代尔的传统犹太小区，选择在一个非犹太人居住的环境中养育自己的孩子，“这是我犯的一个严重的错”。回想起史蒂文在欧裔新教徒郊区长大期间便开始遭遇公开的反犹太事件，利亚曾经这样说道。虽然这主要是因为阿诺德的职业发展迫使全家不断地迁移漂泊，但利亚却认为从1950年起，全家逐渐地搬到越来越少犹太人居住的小区是她的责任。“我不想加入任何带有标签的社区或事件，”她解释道，“就算是跟一帮人去旅行，我也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但在史蒂文和他母亲的记忆中，斯皮尔伯格一家的生活环境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分明的。他们会有一些非犹太裔的邻居，有些会以毫不掩饰敌意的方式对待他们。不过在新泽西、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他们也不缺乏犹太邻居的陪伴。各个居住地的差别很细微，这促进了史蒂文不断发展的个性。
　　
　　对一个出生于战后最初几年的小孩来说，住在一个像埃文代尔这样的犹太人社区，生活可能充满了像噩梦般的记忆。但在一个偏僻狭隘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对史蒂文来说是有好处的。这种像蚕茧一样的环境能够保护他，不让他遭受来自中产阶级犹太区之外更残酷现实的伤害。犹太人和少数的非犹太邻居之间，表面上对彼此都很礼貌，但暗地里并非不存在紧张的状态。
　　
　　“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了解他们。”安娜斯塔西娅•德尔•法维罗承认道。她是一名意裔美国天主教徒，跟三个孩子一起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隔壁。“大部分犹太人，他们都是好人，但我们确实不了解他们。以前那里是有一家人，带着一个孩子。但我当时太忙了，我有三个孩子，我丈夫也起早贪黑，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交际。”
　　
　　“很可惜，我完全不记得史蒂文。但我当时十几岁，估计也不会去注意两岁大的孩子。”安娜斯塔西娅的小姨子德洛丽丝•德尔•法维罗•哈夫说，她也同样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隔壁。“我没有给他做过保姆，他们是犹太人。我在埃文代尔长大的时候，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我没有交过犹太朋友。犹太小孩都跟自己那群人玩。他们不愿意跟非犹太小孩玩。我估计是教育的问题，应该是。我想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会打招呼，但至于一起玩或者一起去看电影，我没尝试过。”
　　
　　迈耶•辛格曼，一名陆军航空队退伍军人，跟斯皮尔伯格家仅两户之隔，曾经在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工作过。虽然他记得埃文代尔的居民和辛辛那提的人一样排斥美国黑人，“我觉得黑人没办法搬到我们家和斯皮尔伯格家之间”。但他也说：“我不记得我们家有涉及过任何反犹太的事件。如果你还很年轻，又住在一个犹太社区，其实你是看不到真正的世界的。”史蒂文的表弟塞缪尔•格特曼出生于1949年，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说不管史蒂文在辛辛那提遭遇过什么样的反犹太事件，也不过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闹着玩而已”。
　　
　　在史蒂文的近邻中，没有多少跟他年龄相仿的孩子，大多数都是中年人。因此，史蒂文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成年人一起度过。他的父母、祖父母及亲戚朋友，珍妮的海外学生以及商店和教堂的工作人员。史蒂文出生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生活在一个被佩姬•辛格曼描述为“文化很先进”、米莉•堤格形容为“聪明人的温床”的环境里。从小小年纪开始，就学习如何跟比自己大的人打交道，史蒂文无疑会形成自己的另类感、早熟的自制和严肃。不管善意与否，有些比他大的人都认为他“很不一样”，是一个很少跟其他小孩一起玩的孩子。他学会了当有人和他说话的时候才说话，学会了跟自己的想象力独处。他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从他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行事方式。
　　
　　除了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和母亲的音乐之外，史蒂文在辛辛那提的经历可能大多数都隐藏在他的潜意识里。家里人的疼爱，尤其是母亲的疼爱，无疑促进了史蒂文早期认为自己非比寻常的想法，认为他的与众不同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特征。通过这种想法，他才能免于遭受那些他能意识到的、传统和偏执的邻居认为他“不一样”的消极感的伤害，但他也会不由自主地将他们敬而远之的影响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