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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于狐突因忠而死的记载，是《左传》“有忠70见”中的第10见，此前9见(注),从忠文化的角度衡量，无论从文字量还是从指事、寓意等方面，都不能与此段同日而语。从春秋时文献所载忠文化时序的前后讲，这段史料的“父教之忠，古之制也”揭示：是时，忠已从意识阶段，迈进了文化殿堂，是父一代教育子一代的教化内容，而且已约定成俗、古传如制，成为一种行为规范。所谓“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则是说：策名而追随，委质为臣下，是不能改变的。如教之改变，那就开辟了二心之路，是教之不忠。狐突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可见在此时，忠就是“不二”，“二”便是不忠，这是人生准则，也是忠文化的内核。他告诉怀公，人臣不能事二君，如果我召回他们，脱离重耳，即是教他们心怀二志。做父亲的这样教育儿子，还怎么奉侍国君你呢？如此畅快淋漓的回答，狐突是在为忠献身，是在以自己视死如归的实际行动，践行忠文化、充实忠文化。狐突的这段话，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质内涵“不二”，讲出了忠文化的核心“唯一”。他的这个“不二”不仅仅是忠君，而是对人、对事的“不二”，是对忠的最简朴、最准确诠释。狐突的这一番表述和坚守，也进一步证明，至此，晋国的忠文化，大体臻于成熟。当然也说明中国忠文化到春秋的这个时段，已成为人臣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新的行为准则。经此史料佐证，中国的忠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和时段。忠文化，经过忠意识的雏形，跨入忠文化的早期阶段，这正是忠文化的发轫与滥觞。春秋初期的晋国，晋国的名臣狐突，为中国忠文化的诞生启幕。在中国忠文化的发展史上，镌划时代，青史留名，名不会朽。 狐突其人与狐氏地望在晋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晋献公，开启了晋国的勃兴。依《周礼》，献公的父亲曲沃武公，是不能临晋侯之尊位的，因为他是小宗，是庶而不是嫡。但是姬周之朝，东迁之后，礼、乐继续崩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草不休，诈伪并起”。曲沃武公承祖曲沃桓叔、父曲沃庄伯之志，继续与晋侯对峙，最终以67年之坚守，杀五君遂一君，以庶出之小宗，“犯上作乱”，取得晋侯之位，史称晋武公。志酬意得的武公，临位两年即崩，其子诡诸继位为献公。献公之手笔，强过乃父。他诛桓庄之族，除却国之隐患；扩建绛都，强化国之中枢；兼并小国，开拓国之疆土；融合戎狄，扩大国之影响。把个小晋国变成了大晋国。在一系列功绩之余，又与狐戎联亲，大戎伯行狐突成了晋献公的老丈人。至此，将载誉于晋国史上的大戎狐氏，鹊起晋土。 《国语·晋语四》有载：“狐氏出自唐叔。”这位代代生长于戎狄的大戎伯行狐突，乃是唐侯姬虞之后。或许正是当年叔虞封唐之时，成王命叔虞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策，不必拘泥《周礼》，相对松宽的国策，导致了叔虞之后中，有融于狐戎者，狐突正是这支姬氏之后。狐突之族虽多年生长繁衍于狄，却养育出狐毛、狐偃、狐姬等非常优秀的子辈。狐氏家族的实例，正好解除长期以来“戎狄必落后于华夏”的陋蔽之识。狐突率其家入晋为宦后，自己做了晋国大夫，晋太子申生的辅臣和老师。儿子狐毛、狐偃，追随晋公子重耳，成了后来晋文公的股肱之臣。狐突以其鲠介之行，忠诚之举，在太子申生失宠于其父献公，献公准备“废嫡立庶”，巧施“伐东山皋落氏”之计，陷害太子时，矢志不移，忠于职守，引述周王室35年前发生的灾难史事，告诫太子：“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闵公二年》）提醒太子，不应拘于自己是太子的身份，应对自己的人生之途，独辟蹊径，从太子位悄然退出，以顺应献公“废嫡”之意，以利于国安、民生。虽然太子申生，没有听狐突忠告，最终死于非命。但狐突却尽了为师之道，尽了为臣之忠。从智引古事，说服太子，到居理不退，拒招二子，狐突的生死进退，所作所为，昭然于史。在有限的关于狐突的文献记载中，每一载必有忠的内容，每一事必是忠文化之结晶。他的事迹给后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中国忠文化之滥觞，留下深深的印记，为太原的地域文化宝库，留下永久的篇章。他就是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标识。 关于狐突是何方人氏，狐氏地望在哪儿，史册勿勿，没有留下清楚的标记。《国语·晋语四》在交待晋献公之妾狐姬时有载：“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狐突之字）之子也，实生重耳。”这就是史书上说，狐突的儿子狐偃，是晋公子重耳之舅的依据。《中国史研究·论春秋中山与晋国关系》中，史家考：“狐氏出自旧族，与周同姓，姬太伯居于戎，故以狐为氏。”以此考论，春秋时白狄部之狐氏是周王朝姬姓宗族中，融于白狄部族的一支。所谓狄部族，是春秋时对文化相对落后，习俗有别于华夏的异部族称谓之一。先融于戎狄之唐叔一支“大戎狐氏”，在晋献公为侯时，又回归于晋，成为春秋时晋国望族。这是狐氏族群春秋之前的来龙与去脉。关于狐氏地望，较早出现于唐《元和郡县图志》。是书《卷十三·河东道二·太原府》之交城县载：“本汉晋阳县地，开皇十六年（596），分晋阳县置交城县，取古交城为名属并州。”还载：“狐突山，在县西南五十里。”这则史料可证，在唐朝时，习惯上仍以今古交为当地地名表述上的坐标中心。这条出自唐代的地理文献，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早在唐以前，就有以狐突命名的山脉，而此山就在当时太原府的属县交城。为什么要以狐突的名字为山命名呢？因为此山有狐突、狐偃、狐毛父子三人的墓地。可见在唐之前，此山还不叫狐爷山，也不叫马鞍山，而是叫狐突山。 无独有偶，在中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太原府》中（卷5220），亦有记载：“狐突山，（交城）县西北50里，亦名狐突岭，有春秋晋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坟庙存焉。”这则古载，又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狐突山还有另一个名字狐突岭，而狐突岭上不仅有狐氏坟，还有狐氏庙。为什么狐氏之墓地、祠庙，都要建在狐突山呢？显而易见，这里是狐氏家族的祖籍地望。或曰：空说无凭，何以见得？答曰：史书缺载，寻故事，唯有依古地名、古习俗、地域古文化，来分析、推断、考订。以中国古地名命名之习，凡以人名为地名，此人多为当地之名人，亦或是为当地民生作出贡献之外地人。以狐突之名为山名，便是明证。此其一。其二，中国古葬习俗，活，可行千里之外，死，魂必归故里。这是一条传承千载的民俗文化，狐突之墓陵，依俗建址狐突山，是“魂归故里”，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其三，山西狐突庙颇多，而以太原古郡最为集中。交城县、古交城县、清源县、徐沟县、文水县、祁县、太原县、阳曲县等等，凡太原府属县，多有构建。少者每县一两座，多者三五座。明清之后所建不记，仅宋金元所建者有：太原府城“利应侯庙，祀晋狐突”，“元大德元年（1297）建”；平晋城（在今小店）“狐突庙，金太和六年（1206）重建”；“清源县南白马峪，有狐突祠”，经考古专家考订，初建于宋宣和五年（1123），重修于元至之初，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太原府还有数处金元所建狐突庙，不再赘述。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建有这样多的狐突庙？答案只有一个，这里是狐氏地望，是狐突父子故里。这些庙就是为了纪念他们，家乡人民世世代代修建的。其四，清代著名经学大家阎若璩，在其地理名著《四书释地》中说：“大戎地在今山西交城县。……当春秋时，吾府（阎祖籍太原，遂称太原府为“吾府”）交城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谓祖鼻汾隅者，仅九十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在太原西山纵深处，组建河口工矿区，划交城县西北陲7个乡镇，阳曲县西南陲7个乡镇，合而归河口区属理。于是，原属交城县的狐爷山（即古狐突山）周边乡镇划入新区古交，组建了古交原相乡。至此，关于春秋时晋国大夫狐突的故里，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忠文化发祥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忠，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经过忠意识的潜滋，到忠文化的滥觞，是社会发展的结晶，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是春秋的大变革催生了它。 西周初创，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主国家，宗法制度是其国体。周天子是大宗，是天下唯一共主，各诸侯国是小宗，须唯宗主马首是瞻。大家共同遵循的是《周礼》，而《周礼》是姬周维护尊卑国序的精神武器，是文化软实力。在周王朝众多诸侯国中，晋国是个个例。从它的立国到称霸，充满了传奇。“叔虞封唐”，有失《周礼》之尊严，儿天子用剪桐叶的游戏，便封了个儿诸侯。明明是一派戏说，却能载入正史，作为正事，传承数千年。这是为何？初封之唐，不过“百里之国”，却因地处戎狄间，享有“一国两制”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周天子的丰、镐，也处戎狄间，怎无此说？唐侯叔虞死后，燮父继位，就因境有晋水，便自改国号为“晋”。国是周天子封的，国号是周天子定的，燮父何德何能，竟敢自更国号？这仅是西周之初，有关晋国二三事，哪一件不是有悖《周礼》之举！这些特殊之事，发生在西周初创，或许无碍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常有特殊事情发生，需要特殊对待，对宗主周天子，未必是好事；对国家之长治久安，未必是好事。事关晋国的这些特殊，终于导致了西周衰微的周宣王四十四年（前785），晋国庶出小宗殇叔，乘其兄晋穆侯之卒，豪夺晋侯之位的悖行。这是晋国又一次目无宗法，犯上作乱，挑战晋国嫡宗，挑战天下共主周天子，挑战世行道德规范的行为，本应天下共诛之。然而，周宣王这位所谓中兴之主，对此置若罔闻。晋太子仇无奈，只好自筹力量，组织家奴、死士，暗杀殇叔，夺回侯位。把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义之行，用鸡鸣狗盗的手段完成。 这就是西周行将灭亡，周礼崩坏，宗主地位、宗法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西周初以来建立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见《左传·桓公六年》）“五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见《左传·桓公六年》）“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见《左传·隐公三年》）等，约束人们道德观念的行为准则，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已不能维护行将寂灭的宗主国家，已不能挽救病入膏肓的腐朽体制。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春秋，悄然却迅捷地到来。在这个大动荡中，先是晋武公以小宗灭大宗，晋国国号不变，江山易主。接替武公的晋献公，从小在晋国大宗与小宗的公族倾轧中濡染，在公族间尔虞我诈的阴谋中熏陶，深知国之存亡，族之祸福，不在卿大夫，就在公族内部。他登基为国主后，自除公族，灭桓庄之后；放逐子弟，重卿士大夫。改变了国家与公族的关系，培养了官僚阶层和士阶层。为他服务的几无公族，他与官员大夫们的关系，已经不是血缘关系，而维系君主与臣下关系的忠文化，迅速发展风靡晋土。他之后的晋文公，更是视公族为草芥，信公卿为己出，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无一公族，全为当年追随他逃亡的私属、家臣，所谓赵（衰）、狐（偃）、颠（颉）、魏（犨）、贾（佗）、先（轸）、狐（毛）、司空（季子），无一公族。这种崭新的君臣关系，忠是最好的纽带。在献公、文公的竭力实施下，忠思想发扬光大，忠文化迅猛发展，晋国正是在忠文化这种软实力的武装下，建立起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出现所谓的“君明臣忠”，“上让下忠”的优势，引领了整个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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