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6年，古交狐氏文化研究会，编辑了一套小丛书，共5辑，10万余字。专述狐爷山与狐突。书名依次为《狐爷山——中国忠文化发祥地》《狐突后裔遍华夏》《狐突是古交人》《狐氏文化拾萃》和《狐爷山景区开发纪略》。这些小册子，流溢着作者对家乡的挚爱，对家乡文化的执著追求。尤其是打头的那一辑，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的发祥地！这个题，撞击了我的眼球，引起了我的思忖：果真是这样吗？带着这个疑问，我迫不及待地将此书一口气读完，然后又复读一遍，掩卷而思。是书论点鲜明，但所引之史料，所论之论据，所述之内容，都难以支撑其结论：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发祥地。此后的几年中，每当触及太原春秋时代的史料，每当翻阅先秦史籍，这个命题，便蓦然于脑际，挥之不去。待一直忙在手头的《太原历史文献——辑本》和《龙城三章》先后付梓、出版，聊作调整后，便投入中国忠文化资料的收集中，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文化，发轫于什么时代？究竟与太原有无关系？关系深否？其源头是否确在太原之古交？
　　
　　以我管见，探寻中国忠文化之源流，更具体地说，寻究忠文化是否源于太原古交，似需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弄清中国忠文化滥觞的时代和地域。二是弄清忠意识、忠文化之间嬗变的拐点。三是进一步了解狐突其人和确定狐氏地望。四是论清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五是解决好上述四个方面与太原古交的确凿关系。把这些问题和关系搞清了，中国忠文化的发祥之地自然脱颖而出。
　　
　　古文献中关于忠的记载和揭示的问题研究过往史事，去疑解惑，寻求本真，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史存实物，包括世存的或出土的。如果两者均无，留下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文本研究”，即从现存的古文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研究分析，寻找答案。忠文化属精神文明范畴，很难寻到史存实物为证，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文本研究一条出路。
　　
　　前几年，不少专家、学者，对忠文化产生于何时，作过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忠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已经产生。他们找了很多依据，而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尚书》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为使人信服，他们把《尚书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有关忠的文字段落，悉数录出，配以洋洋洒洒的论述，诉说己论的正确。此不揣繁赘，分列于下，供分析研究。
　　
　　1.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辱亡。
　　
　　2.居上克明，居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3.敢有辱圣言、逆忠道、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4.焚炙忠良，刳别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5.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
　　
　　6.惟乃祖乃文、世笃忠贤，服劳王家，厥有成绩。
　　
　　7.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
　　
　　《尚书》是儒家经典中的至尊，而《尚书正义》又是《尚书》诸版本中，最权威者。上录7句，句句有忠字，句句出《尚书》，可谓字镌句铸，虽与夏代无涉，却都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显证。如是，中国之忠文化，发轫于三代，当毋庸置疑了。然而，当我们索检章句之出处，依句找出各句之篇目，准备核读原文时，发现它们出自的《商书·仲虺之诰》《商书·伊川》（有两条）、《周书·泰誓上》《周书·蔡仲之命》《周书·君乐》《周书·冏命》等6个篇章，全是伪《古文尚书》25篇所属。所谓伪《古文尚书》，早在清初康熙间，已被时人誉为“汉学第一人”的阎若璩考实，乃是魏晋间好事之徒所冒作，欺世盗名千余载。如此定谳之伪作，岂能鱼目混珠，引以为证！出于慎重，我们又拜读《今文尚书》28篇，试图从中找出载有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结果大失所望，竟无一处、无一句。据此，似可确认，《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之二的《尚书正义》，除伪作之外，无忠所载。以此而论，中国忠文化之滥觞，当与《尚书》无涉。所谓忠文化之发轫于三代之说，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左传》和《国语》是研究春秋史事的重要文献，为此，我们又采取通读之方式，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中查询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读录过半，情况急转直上，录出不少事关忠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之发轫时代、地域，端倪初现。恰在此时，又得到一个绝好信息，有学者在研读《左传》《国语》时，对两书所载之忠，进行过统计：《左传》中“有忠70见”，其中属晋国内容者居多，“达21见”；《国语》中“有忠50见”，出自《晋语》所载者最多，“达28见”。并两书之统计：70+50，共120处，其中晋国所占：21+28，达49处。春秋之诸侯国，小者不计，仅按“十二诸侯计年表”，另加宗主国东周，共13国，而只是1／13的晋国便占比率达41%。端的是独占鳌头。所得史料和所获信息，向我们提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识，最晚在春秋早期，已经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中下游广袤的土地上滥觞，而最繁荣、最活跃、最集中的中心地域，就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就在晋国汾河中游的河谷平原——古老的太原盆地。
　　
　　从忠意识的萌生到忠文化的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论清，中国最早的经典著作《尚书》，没有忠意识的痕迹，更没有忠文化的纪实。这不是《尚书》的疏忽，而是在它成书之前，忠意识还没有萌生，忠文化还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而发展进步的。当西周行将灭亡，苟延残喘到周平王必须东迁的时候，姬姓周朝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宗法观念、宗法制度，受到极大挑战和严重打击，作为宗主国的东周，已与当年的西周难以同日而语。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在萌动、在发展，势不可当，它就是忠文化的先导——忠意识。
　　
　　忠意识并不是凭空而生的，它从传统的孝文化中滋生。传承弥久的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孝”来规范约束人们，即所谓的孝治天下。随着社会的变迁，宗法制度春风不再，宗族势力日暮途穷，孝已经难以满足新型社会的需求。而从“孝”母体发酵生发的忠意识，应时而出，成为非常适合的潜规范。它补充了孝的不足，与孝一道为社会需求服务。当然，忠意识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在长期的潜滋暗长中积蓄，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壮大。诚如文化发生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观念和意识的产生，往往比口头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述来得早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忠意识是忠文化的先兆，忠文化是忠意识滋生、积累、发展的结果。《左传·隐公三年》在说到卫国公子州吁的不道德行为时，列举了“六逆”和“六顺”，这是春秋早期道德观念的写照：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唯独不见忠的影子，也丝毫没有忠意识的流动。尤其是“君义”“臣行”两顺，君只有义，臣只有行，完全没有一点忠的意思。可见，在当时卫国的道德行为准则中，还没有生成忠意识，更谈不到忠文化了。用今天的话说，上述所引之“六逆”，是礼崩乐坏的揭示，而“六顺”是维护道德行为的规范。
　　
　　然而，在晋国，忠意识却已盛行。请看《国语·晋语一》所载：
　　
　　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前710年，曲沃武公，以庶反嫡，杀晋哀侯。劝哀侯之臣栾共子，归顺自己。并诱以高官大权。而栾共子不为利诱所惑，奉哀侯于一。最终战死。全篇没有一个忠字，而“事之如一”“报生以死”“故壹事之”，都是忠意识的流动，都在表述着忠的意思。可见，在当时的晋国，忠文化还没有生成，而忠意识已广泛存在。这种“事之如一”的尽忠意识，只差一个忠字的出现，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变。这是一个生动的从忠意识，向忠文化迈进的实例，是没有忠字的忠意识流，是忠文化诞生之前夜。
　　
　　伴随着忠意识向忠文化的嬗变，感性的忠意识向理性的忠文化逐渐靠拢，融合为一，在这个拐点上，忠文化的早期雏形，走上了定型。还以《左传》中有关晋国的一段史料作进一步的阐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载：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这段史料，在本文中至关重要，译为今文：公元前637年，九月，晋惠公死。怀公即位，下令臣下不准追随流亡在逃的人，并规定了归期。到期不归者，罪无赦。时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流亡秦国，不肯遵怀公召回之命。是年冬天，怀公拘捕狐突，说：“召回你的儿子，立即赦免。”狐突答说：“儿子步入仕途，父亲就要把忠的道理教给他，这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把名字写在简策上，当作礼物进见给主子，如果再三心二意，那就是罪过，现在臣下的儿子，名、身在重耳之处已经多年，如果再召他回来，那是教他三心二意。父亲教儿子心存二志，还怎奉事国君？不滥用刑罚，是君主的贤明，臣下的希望啊。滥用刑罚，以图一时之快意，又有谁能无罪（意为‘欲加之罪’）？臣下听到你的命令了。”昏君怀公最终把狐突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