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政策以及师父在旧军队的经历等因素，申楚材被免除了一切职务。无奈中，师父主动报名去丹江口支援修汉白（汉口到陕西白水）公路。陈义文也被迫离开老河口去丹江务工。1959年，刻字社、钟表社又分成两个单位“老河口市雕刻工艺美术厂”和“钟表修理厂”。“钟表修理厂”由原刻字合作社监事主任全鸿普任厂长，业务还可以正常运转。但“老河口市雕刻工艺美术厂”让原刻字合作社会计薛天申任厂长后，因薛天申是店员出身，是师父申楚材创业初期招入刻字合作社任会计的，对师父申楚材感情很重。也是为了木雕厂能够更好地发展业务，薛天申就向上级领导回来，请回师父申楚材与其搭档陈义文回厂，让他们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上级领导同意后，薛天申很高兴就主动骑着自行车去丹江三次请申楚材，遗憾工地上都没见着申楚材。当时，师父在工地表现出色，丹江口铁路督察队也想挽留师父申楚材在丹江铁路部门工作，就不让他们见面。后来，薛天申使出一个绝招，让师母廖智华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带着大儿子去工地要人，规定申楚材不回雕刻厂，对方就不要再到雕刻厂上班了。这样，为顾全大局，师父申楚材再次“出山”返回到了雕刻厂。不久，陈义文也被对方要回雕刻厂上班，两个“友好弟兄”再次重逢在一个雕刻厂。

返回雕刻厂后，师父申楚材主抓雕刻、销售等业务项目，他与陈义文在工作中配合默契，技术上的点子两人总是想得到一块去，业余时间师父申楚材还举办两年夜校辅导陈义文等职工文化知识，提升了整个雕刻厂职工的文化素养。

据师父申楚材回忆：过去，雕刻行当有一种传统的恶习，就是几个单纯会刻字的师傅聚在一起，保守技术不说，还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甚至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些敢于创新的年轻人。光化县（现在的老河口市）雕刻工艺厂在当时的人民公社三分社领导下，在人民街（现在的商业街与惠风路口）搞了四间门面，后面一个大院子，前面是营业部。两边摆上刻字座椅，师傅们上班在后面院子内，那时候，雕刻厂主要产品是印章，附带产品是木章盒以及初级的民族乐器，还有工艺木质玩具等。师父申楚材坦诚地说：“从雕刻社到雕刻厂，从雕刻印章到最后专门制作民族乐器，几乎每一个技术个性品种都是靠自己感悟出来的，但也离不开陈义文这个好兄弟的帮助，因为木匠出生的他精通机械制作理论不说，该注重工作实践。那时候，凡是革新的产品，陈义文总是第一个亲临现场带头动手去制作，除他外，还有像吴占华、邴如意等精通木工的师傅在革新产品中，都给自己很大帮助，以至于厂里产品可以畅销国内外。”遗憾陈义文祖传的木板年画绝活，被埋没了整整四十多年不说。尤其在“文革”年代，缺乏雕刻印章技术的陈义文受歧视被安排管理木雕厂柴油机兼门卫。师父也是受歧视的对象，一切都与在旧军队一年经历以及“绅士”家庭出身有关。

有关“文革”前后因政治运动与其他人的恩恩怨怨事情，我劝说师父申楚材统统忘掉，也不公布于世。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那个狂热的年代，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计较过去真的无意义。故本文仅谈工艺美术业务，不谈个人恩怨，甚至不去关注一些政治人物与事件。我之所以答应帮师父撰写这篇传纪的目的，仅仅是记载一位民间老艺人的付出，传递师徒因《奇缘》结下的友谊而已，并非替师父报仇雪恨，更没有其他用意。

说起1939年出生的师母廖智华，师父愧疚不已。自从结为夫妻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一起经营《师竹斋雕刻书画社》期间，几乎是个文盲，却吃苦勤学，跟着师父的得意门徒刘保民（外号“小五号”是享誉民乐乐器界的人物）的爷爷“刘振汉”（雕刻厂技术级别最高的师父，六级工）学会了雕刻印章技术，这个“刘振汉”解放前在西安一带都是有名的篆刻家，后来因战乱流落到了老河口。1956年，廖智华成为老河口木雕厂唯一的一名女职工后，既要抚养孩子，还要完成雕刻厂的业务活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掌握了木漆与书画装裱的绝技。

要想说清楚师母如何学会上述绝技，还需要提及师父申楚材招艺徒之事。像1985年11月10日，《湖北日报》副刊刊用的《容大千世界于精微之中——专访我省微雕艺术家常世琪》》一文中常世琪，就是师父在1958年成立钟表刻字社时招收的第一批学员（艺徒）。常世琪乳名叫圆儿，他入社后，开始学习修理钟表。与师父的大侄女申家珍都是卢海珊师傅的艺徒。在那个年代里，组建的雕刻钟表合作社，业务收入很不稳定，又遇上自然灾害，社员工资都不能维持。于是，师父申楚材与卢海珊常常挑着工匠担子，带着常世琪到乡镇赶集，流动服务。不是在张集摆摊三天，都是在朱林桥摆摊两年。常世琪与师父申楚材很投缘，感情非常好。也算的上是“忘年之交吧！”后来，受师父申楚材感染，常世琪由修钟表改为雕刻印章，后专攻玉雕与微雕。以后雕刻厂与玉雕厂分开，师徒两个虽然在不同企业，却都成为对方企业的“顶梁柱”。比如：1970年，“文革”期间，常世琪代表玉雕厂用绿松石塑造的毛主席半身像，经过专家鉴定完全合格。师父申楚材创作的民族乐器四大京胡，同时参加七十年国庆献礼，用户两方桌子抬着游行，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和支持，为老河口争光不少。类似1959年左右，师父带出不少艺徒，像姚淑珍是第一个被师父招进木雕厂的女艺徒，其弟弟姚国安也跟着来学雕刻技术。后来，还是师父申楚材将姚国安送到湖北艺术学院刘正德教授门下学习雕塑艺术，毕业后又回到木雕厂担任技术员。

由于形势的发展，即便招收艺徒，单靠雕刻印章已经无法解决职工工资问题了。这个时候，嗜好拉京胡的原光化县唐县长也很着急，就提议：“小申：商量个事行不行？那个‘书呆子’郭夫之（原来国民党第五战区文书上尉参谋，河北人，‘阴阳书法家’，曾任老河口市政协委员。）被下放到朱林桥罗湾改造，还在拿着锄头在麦地里写字，干活也不行，干脆要他回来帮你们厂写书法，搞不好他作品能够销往外地，解决你们职工待遇问题。”就这样，被定为“右派”重点改造对象的郭夫之也到了木雕厂，还别说这老夫子书画经过河南装裱师父装裱后，在河南、陕西等地很畅销，顿时为厂里赚回不少资金，而且廖智华也在服务老夫子过程中，学会了河南装裱师傅的书画装裱技术。这种状况维持不久，还是解决不了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趋势。

1965年，老河口市木雕厂里决定上民族乐器项目，专门派师父申楚材去上海乐器厂学习。为何挑选申楚材这个“被歧视的对象”呢？与师父技术全面有关。早在1952年师父从旧军队返回老河口摆摊期间，都自己制作不少京胡、曲胡、板胡等乐器，甚至老河口第一台古筝也是那个时候研制出来的。说到这里，师父申楚材的才干，离不开“金大爷”与“王直夫”两位前辈的精心培养。“三儿：你娃子会作京胡，三弦会吗？这把名家赠我的三弦赠给你做样品，琢磨着制作一把三弦如何？”“三儿：这把古筝也是跟随我多年的爱物，赠给你研制新乐器如何？”上述两位国乐名家又是赠乐器，又是帮师父申楚材校正音调。因为师父不识谱，制作出来的三弦与古筝都离不开上述两位老前辈的点化与帮助。可以说，组建刻字社以及后来成立雕刻厂前，师父申楚材掌握了三弦、龙头二胡、曲胡、板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制作技术，与上述这两位热心扶持后人的老艺人有关。

尤其是王直夫前辈特别有意思：“文革”时期，听说申楚材被批斗，六十多岁的他穿着长袍大褂子，拄着拐棍去找厂领导，进屋都说：“做人要凭良心，没小申这娃子当年创业，你们这个企业也不会走到今天，如今昧着良心批斗人家不该啊！”

1965年，尽管会制作乐器，但为了学会大城市现代化机械制作乐器技术，师父申楚材还是拿着老河口市木雕厂介绍信，扛着被子，到湖北省二轻局换去上海的证明（那时代，出县市都要开证明，否则无法出境，即便外出也无法住旅馆，更谈不上对方接待。）湖北省二轻局详细询问老河口市木雕厂生产情况后，建议没必须去上海学艺，改为到武汉市民族乐器厂跟班学习三个月。对方见面后很热情，就把申楚材安排在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休息。本来安排师父申楚材第一个月，跟着武汉的师父在琴杆车间学，制作各种琴杆技术；第二个月，跟着武汉的师父在琴筒车间学，制作各种琴筒技术；第二个月，跟着武汉的师父在油漆中车间，学习油漆以及装配各种乐器技术。岂料，师父第一个月都完成三个月学习任务不说，还被对方选拔到厂技术革新核心班子里去了。师父还协助对方完成各种革新乐器的机械设备图纸设计任务。不久，这个企业因“文革”像全国其他乐器厂一样，处于瘫痪状态了。

恰恰，这个时候师父申楚材学艺归来，研制出武汉民族乐器机械设备，并且教会全厂职工采取现代化设备研制普二胡、中档二胡、三弦、曲胡等二十多种乐器。赶上，全国各地都在演“样板戏”，唱现代京胡《沙家浜》等，这些产品面世后，立刻被国内外客商一抢而光。这种景象也引起襄阳二轻局领导关注，专门派人到老河口市木雕厂蹲点总结经验，在全地区工艺美术厂推广。

至于“文革”中师父如何白天革新技术，晚上被批斗等事，甚至被抄家，名人书画、印章、古玩等全部被洗劫一空的事不再提及。因为我劝过师父这段历史还是忘掉为好。也还是在“文革”期间，襄阳地区二轻局局长李克农下来视察，建议老河口市木雕厂除了兼顾乐器制作外，上黄杨木雕项目。师父申楚材又被派到浙江黄杨木雕厂学技术，回来后立刻拿出襄阳地区第一个黄杨木雕样品《大肚笑佛》在襄阳地区展览三天后，送到广交会被印度客商买去，从此海外订单源源不断而来。以后，在师父申楚材带领下，该厂先后研制出大小木雕沙发、琴头、屏风、衣架、盆景、大中小圆桌木雕等四十多个品种产品，赚取外汇几百万元。

正是由于师父申楚材与其他老艺人们的付出，这个企业当年才会成为全省第二大民族乐器与木雕厂，经常参加全国专业会议，而且那个癫狂的时代，还盖起了楼房，师母廖智华也学会了木漆等技术，甚至带出了刘比健、刘保民、石有社等当今木雕、乐器界的精英团队。1974年左右因师母廖智华装裱老河口木雕厂郭夫之与画家陈新洲作品技术出色，被襄阳地区国画厂相中，特意借调去工作。也就这个期间，老河口的边广兰、沈小喜，谷城的鞠太运等也被招入襄阳地区国画厂。当时，襄阳国画厂因拥有王树人、曾仲涛、吕圣毅、席与瑾等一大批书画家，加上廖智华、边广兰等一批出色的技术骨干，在广交会上一度风光无限。后来，老河口木雕厂担心人才流失，又要回廖智华，就这样师母再度回来从事木雕厂技术工作。

第五章 献计擂鼓墩  国宝入故宫

1978年2月的一个夜晚。

武汉东湖之滨湖北省考古队的队长谭维四正在伏案写江陵楚国古墓发掘调查报告，窗外传来呼唤声：“谭队长！快！长途电话，襄阳来的。”

电话那边襄阳地区博物馆王少泉急切地说：“随县（现在随州市）文化馆电话报告，城郊公社团结大队境内一座小山岗上，解放军雷达修理厂扩建厂房，开山炸石，发现了像是人工铺砌的石板，他们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我们准备去调查，并先向你们报告一下。”不久，大致1978年3月25日，一份由省、地、市、县联合勘察小组署名的“勘探简报”送到了原湖北省省委书记韩宁夫手里。韩书记当即批示：“请告国家文物局。并同意组织强大有力的发掘队，从事发掘。”4月中旬，由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刑西彬为组长、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雄、随县县委副书记程运铁、武汉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刘梦池、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彭金章、襄阳地委宣传部部长张恒等12人组成“发掘领导小组。”历经一个月，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发掘领导小组”决定从5月1日开始，分五个步骤开始发掘：一、清除残存填土，显露棺材；二、取吊棺木盖，取出浮在水面上的器物；三、排除积水，清除淤泥；四、清理棺木，取出文物；五，动用武汉空军飞机进行航空摄影。发掘工作实施中，直升飞机光临擂鼓墩，把随县县城关以及附近的群众都惊动了，每日前来观光者成千上万。为了防止意外，发掘队干脆上半夜睡觉，夜深人静后起来干活。等取出9吨主棺材内，曾侯乙编钟后顿时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七大考古奇迹之一”。除编钟外，古文字学家说：“这座曾侯乙战国古墓不仅仅是地下博物馆，更是一座图书馆、档案库。因为240枚竹简、墨书6696字、石磬刻文696字、木器刻文296字，还有其他朱文等总计1296字，战国文字一次出土如此之多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