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把穆巴拉克与卡扎菲比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能认为中国社会也处于类似的社会阶段，其实我认为可能这是个误解，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还是与西方有一定差距的。事实是，卡扎菲与穆巴拉克（乃至叙利亚）这样落后的独裁统治形式在中国实际上早在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审判就已经结束了，此后邓公开创的实际上是一种党内民主，这种政治形势与中国社会的适配性才造成了之后30年的繁荣发展。有些人认为中国也会来一个“阿拉伯之春”，而中国看来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中国在1976年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有过一个“春”，有效释放了这种力量，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既与西方不同也与阿拉伯世界不太一样的社会，历史地看是中国目前处于如此的一个“阶段”。从这些历史轨迹中也可以看出来，一个社会需要不断发展进步，落后的制度迎接的必将是暴乱与灾难，及时调整的进步制度得来的才会是和平与发展。

　　相对的基督教社会为何在近现代会领先于其他文化板块，是拙著《落后》中的主要分析目标，尽管本书核心是分析中国问题的，但同样可以利用欧洲的坐标去理解阿拉伯社会。要充分地理解这几个文化板块的发展节奏，需要深入地理解这几种文化的历史渊源。

　　8、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

　　李立勋：在您早期的一篇谈论民主与道德的文章中，曾提出过“道德与民族有着隐蔽的函数关系”之观点，时隔多年，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此话题总会沾染些时代意义，就当代中国而言，您如何看待民主、民族、历史与道德间的关系？

　　苏三：我已经忘记这篇文章了，应该是早期很随意的网络博文吧。最近的《落后》中有较为全面正式的解答，最重要的那才是我最近所想，并且现在看我就是潜在地揣着这样的难题去写作这本书的。在拙著中主要剖析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国家如何走向民主，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历史与文化、经济之间的差异，从而看出我们的位置所在，或曰问题所在。

　　总体我认为，文明层次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决定因素，民主仅只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现代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还要考量为何中国社会现代化落后的问题才更为周全。这本书的扉页里有一句话：“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而是整体性文明问题。”我相信文明整体性的认识将更有说服力。

　　9、河南地区的衰落是海洋文明的必然

　　李立勋：我也是一名河南人，作为您的老乡，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河南及河南文化的？另外，提到河南文化，总会有人做出一些历史与今朝的比对，进而发出一番今非昔比的慨叹，请问你赞成此论吗？

　　苏三：很高兴结识一位新老乡。

　　《落后》有一条主线，原先副标题就是《地缘传播与中国》，有大量的篇幅解释地理地缘变化给一个地区或文明板块带来的巨大影响，不过那些主要运用于更大的比如阿拉伯世界、欧洲、美洲以及远东等之间的比较，但放到微观的层面看，河南当然也面临这样的地理地缘变化问题。

　　一个地区往往在不同的文明时期因为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变化，更由于外界的一些因素变化而导致内部的巨变，所以不仅河南的文化地位在变，许多地方都在变，比如山东当初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发源地，孔孟等都出现在那里；还有西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甘青才是最辉煌的所在，所以西安附近长期积淀成为中国唐代之前的文化中心，但之后中国的重心一路向东奔向大海。这种变化基本上人力不可阻挡，只可顺应，是一种大文明的力量，甚至是一种隐蔽的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河南以及以上所提及的地区的衰落，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个海洋文明时代主导的必然。在现代社会里，沿海才是经济繁荣的核心区域，这个趋势目前还看不到改变的可能。但是我们应该分析并掌握这些文明发展规律，以有效地应对文明变换。仅只在我们这个时代，河南的变化不算最大的，例如长江流域的变化才是最为迅速明显的，比如湖北、江西等地，原先靠水还行，现在看来必须靠海才能发展。

　　10、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名声就近似于“河南人”

　　李立勋：提到河南人，社会上总会有一些微词，例如人品不好、素质差等，虽然现在河南人给人的印象有所改观，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绝大部分河南人都是蒙冤的，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作为一个有着1亿人口的大省，河南承载的屈辱太多太多；而作为个体的河南人，我们该如何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苏三：关于对河南人的微词，我觉得确实每个人都有个体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曾经有喜欢我的读者哀叹说：“苏三你为什么是个河南人啊！”似乎我假如不是河南人，事情就完满了。其实我从来不太拿这个话题当回事，因为我很少因此而受到歧视，而且面对每一次有关祖籍的发问我都会坦诚相待，甚至偶尔会有同伴外出旅行时提醒我，不要说自己是河南人，因为我的户籍已经是北京的，但我依然会坚持说自己是河南人。不是因为我觉得河南人特别好或怎么样，而是一种诚实的习惯精神。另外，我甚至偶尔会带些幽默地调侃这个“河南现象”，比如根本没必要提及我是河南人时，我也故意说我是河南人，我有几本书的作者简介里我都主动说我是河南人。这种坦然或坦诚之下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反思反省“河南人”，而非一味地抵制外地人批评河南人。如同我一直进行学术性的批评反思中国人一样，我也一直希望批评反思河南人，这才是最终真正解决问题的出路。

　　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名声就近似于“河南人”，比如我刚刚旅行回来的俄罗斯，他们肯定因为中国商人大量诈骗的出现很反感所有的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与河南人只是层级上的差异。这种反思就不仅仅是河南人的了。我发现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忏悔的仪式，所以自省的人很少，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河南人，我希望大家多发挥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这样中国才会有希望。

　　11、中国人的道德低下与宗教的缺失有一定关联

　　李立勋：请问您在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时，有没有试图从宗教方面着手，进而厘清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某些差异？当代中国人大都是无神论者，网上有一种说法是没有宗教信仰导致中国人道德溃败，您赞成此论吗？

　　苏三：拙著《落后》中大量涉及对于基督教的文化的分析。我认为了解西方文化的入口就是基督教，一个知识分子假如不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基本上等同不理解西方文化。

　　中国人的道德低下确实与宗教的缺失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个问题很复杂，这属于传统的偶然，今天假如想提升中国人的道德，简单地提倡宗教恐怕也不是个妥当的办法，因为我认为宗教也有时代属性，它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到了工业时代，宗教的黄金期就已经过去，中国人没有必要死板硬套。

　　李立勋：你是如何看待少林寺和释永信的？

　　苏三：少林寺属于佛教胜地，我去过几次，还见过一次释永信，并且与他谈论了一会文明话题，对话中我发现他是个和尚，不是个学者，但能够感到这个人异常聪明，并且现实中他看起来非常瘦弱，根本不是印象中那样丰满。至于少林寺了解不够多，现在更多大众认为这只是个旅游场所。基督教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变革，在这《落后》中对其变革的社会背景都有重点描述；佛教应该说进入中国后也有大的变革与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变革在我看来还不够，或曰其特性本来就是反城市化的，这也是中西方文化最终走向两个极端的一个潜在因素。站在现代化的门槛上，我甚至觉得基督教也会面临着一次更大的全面变革，佛教也会变，但如何变，让我们用开放的心胸去看吧。

　　12、于丹是个具有演讲能力的天才

　　李立勋：您看过于丹《××心得》系列的书籍吗？有很多人说她是在消费文化，当经典沦为一种文化快餐时，会对传统文化造成哪些伤害？

　　苏三：我与于丹认识，与他们夫妇是上世纪就结识的老朋友。我看过她的一些视频演讲，发现她真是个具有演讲能力的天才。原先她尚未出名前我们俩打电话她的表述能力就非常强大，我在她面前几乎是无语状态。中国人不是个擅长演讲的民族，所以对于演讲天才大概都很吃惊，要么特别佩服、要么特别厌恶，会去挑她的毛病。中国本来就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了，何以见得她天天讲孔孟反而就伤害了呢。还有人说我的研究伤害了历史学呢。在这个时代，大家对待新事物许多一些宽容心态。

　　我确实见到很多谩骂她的文字，正如同别人劝解我时说的：名人哪能没人骂呢！事实上是看人们如何看待一种现象，因为“世无完人”，于丹属于大众文化推广者，所以不合精英口味，精英自然骂她；我是外语系出身的历史研究者，那些喜欢新思想的人们把我推崇到天上，但体制内的历史研究者自然骂我是“胡说八道”了，一样的道理。

　　13、现在的天才都不再写武侠了

　　李立勋：请问，您对金庸的武侠感兴趣吗？以金庸先生的学识和见地，不搞文化学术研究，而进行通俗的武侠小说创作，是否有些可惜？

　　苏三：很遗憾我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但是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产品我也读过一两本，并且当时可能读的兴趣盎然。至于学术还是小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各有天分，我们不能“分配”一个人去干什么，在一个领域干得出色就好。金庸的作品给许多人带去了乐趣与享受，这就是贡献。

　　李立勋：现在的武侠作品泛滥，然而却鲜有人能超越金庸、超越“金古梁温”，除了这些现代作品中文化底蕴的缺失，是否还与当今社会风气有关？

　　苏三：至于现在的作品为何超不过金庸，我觉得时代变了，人们的表达方式也变了，现在的天才不再写武侠了，他们用电玩开发新的娱乐领域了。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每山都有不同景色，我们观众也需要适当地调整我们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