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三”的起源

　　李立勋：苏三老师您好！从关注您开始，便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您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苏三”？众所周知，“苏三”作为明代名妓、话剧里的著名角色，它代表着特定的历史文化符号，能给我们讲讲您与这个名字之间的故事吗？

　　苏三：主持人好！无数人问过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英文名叫Susan，所以是音译。

　　2、60后人有浓重的社会承担感

　　李立勋：看您的个人履历，曾学过文学、经济，也曾为人师表、下海从商，还在02年的时候毅然辞职回家读书，请问当初为何会做此选择？那段潜心读书的经历，是否是促使你后来从事专业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

　　苏三：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所有人都处于转型的漩涡之中，所以我们每天可能都在思考各种社会问题，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是60后人，我们这代人有浓重的社会承担感，与现在的年轻人有所不同。我个人由于是外语系出身，从年轻时就体验到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强烈冲突，所以一直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思考问题。最终进入历史或文明领域的研究，与以上都有关系，但研究“西来说”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如今看来我的西来说更多像是一种文化对比说。

　　最重要的是，我可能不愿意过那种从中年时期就能看到生命终结的那种安逸或一成不变的生活，所以断然决定辞职回家读书写字，所以就有了公众视野中的苏三。

　　3、旅游是一种生活态度

　　李立勋：据您所说，“好旅游，走马观花到过亚、非、欧、美，包括埃及和以色列。”在您的旅途中，有过哪些难忘的瞬间？您是研究文化的，您能分别用简短的话语，概括旅途各地在文化方面给您的震撼或感染力吗？

　　苏三：“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在我的一生中是个经过检验的真理，许多灵感与判断都来自于众多的旅行经历，特别震撼的倒是没有，多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感受。

　　国际旅行是近现代社会的现象，所以旧中国并不普遍，比如玄奘事迹被一再宣扬就是因为在古代国际旅行太罕见。我的旅游兴趣直接来自于外国教师的影响，在上学期间我就立下誓言，未来会将国际旅游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世纪末期我在外企工作，基本上是一挣够路费我就出去了，许多富豪今天也未必喜欢国际旅游，我甚至会适当借一些钱外出旅行。由于我花费了很多的费用在国际旅行上，偶尔我也会盘算是否值得，但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在国际旅游中的付出一定会得到回报的。今天看，假如没有这些疯狂的旅行，我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国际眼界的。在电子时代，许多人认为视野已经是很开放了，但是假如缺乏真实的游走，国际视野还是会受到限制。今天看，旅游是一种生活态度。

　　4、苏三名作“破译飓风系列”

　　李立勋：从03年开始，您开始了对文化的另类解构，就“破译飓风系列”而言，从三星堆、甲骨文，到地中海、红海，再到中东、西亚，您是如何完成这些异域间的文化跨越的？或者说，您是找到了哪个切入点，把它们给串联起来的？

　　苏三：这套系列作品共8本，前4本可能与《圣经》、犹太人的关系要大一些，后一些则走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整体的切入点，我想是文化对比，因为我从上大学开始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文化的差异，但也正是在这些差异的研究中，让我还发现了反向的统一。

　　另外，了解全球的文化对于文明宏观规律的认识也使我逐渐认识到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序列中的特殊关系，我常常对人说，在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大概只有学外语的人才能做“西来说”研究，其他人不具备这个天然的条件。

　　5、重新解读“西来说”，曾被指“文化汉奸”

　　李立勋：您自诩为西来说的倡导者，但从历史来看，近代学者也曾提出过零碎的类似概念（如南怀仁、拉克伯里、安特生等人），请问，您所倡导的“西来说”和前辈们的成果有什么区别或联系？同时，有学者评价你《汉字起源新解》这本书说道：“如果这本书的立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华文明，还有汉字起源的历史，都要全部重写”，您自己如何评价该书对汉字起源及中华文明的颠覆性“重创”？

　　苏三：有关中国文明西来说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可能18世纪前后已经引起西方人注意，主要是英法国家的学者乃至传教士的贡献。安特生这些人都属于后来者了，所以，西来说的倡导者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中外学者组成的大群体。

　　“倡导者”我实际上认为是个中性词，不是个褒义词，它有“率先提出和引导”的意思，假如寻找第一个西来说者，可能这本身就成为一门学术，那叫“首创者”。但当我们说倡导者时，指的是一种并未成熟的一种信念或理论的早期支持与研究者。

　　截止目前，西来说在中国依然是受到排斥的阶段，而且在文革前后中国学术界彻底并且是正式推翻了“西来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学主流依然不承认“西来说”，所以今天还在探索与呼吁阶段，这一个学科还是处于最初的时期。我的身份是在西来说被大陆学术完全否定之后重新提出翻案的第一人，最开始研究时的刁难与谩骂多如潮水，05年我还被网人选为“中国最大15汉奸”之一，说明在中国无论主流还是民间都对“西来说”的研究不认同，因而这种倡导远非一种现成的荣耀，而是一种尚存争议的学术流派的客观身份定位。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西来说的研究尚处于“倡导”阶段，所以这一阶段的西来说研究者都是“倡导者”。

　　但似乎有人认为“倡导者”是个褒义词，并且很在意我将其用在我的微薄身份认定上，此事非常出我意外。甚至有人严辞批评要我拿下这个词汇，我觉得既可乐，又无聊，就没理会。但同时也感到西来说经过我这许多年的呼吁可能已经产生了作用，从最初人们的仇视谩骂到了觉得这是份荣耀。

　　我开始研究西来说是从三星堆现象开始的，与传统的研究没有任何关系，但以前肯定见到过西来说这三个字，当时不太留意。最初为了避免受到传统的影响，拒绝触及一切以往旧的西来说的资料，仅从个人的文化对比知识中抽取对这一学科的支持，当然从三星堆开始。而且，我认识到，既然中国学界已在文革中推翻了西来说，说明原先的西来说研究是有缺陷的，我决心要闭门造车、另辟蹊径。目前我依然认为原有的西来说从宏观上看是有些问题的，这些我在一些早期的书里提到过，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限于早期资料的不方便获得，人们看问题比较僵硬，不够全面，而且史前史本身就是一门“假设”学科，所以出了很多问题——这也是很正常的。假如综合起来看全球的文明发展，西来说就相对容易解释一些，比如中国地区的文明西来并非是来自于一时一地，而是四面八方不同时代一直受到影响，这可能是我与传统研究的一个较大差异，前人多从微观着手，我从宏观判断。由于与传统观念的抵触，还有远古资料的难以获得，这项研究的困难是超乎一般人相像的，当然它也必然会呈现漏洞百出的局面。

　　6、“比柏杨都狠，疼痛得看不下去”

　　李立勋：在您的新书《落后》里，您是试图从精神层面，还是试图从物质层面传达一种“落后”的隐喻？该书的副标题是“从地缘传播看中国”，文中也列举了近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些差异，那么，从汉文化里衍生的日本文化，最后却出于蓝胜于蓝，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苏三：顺便做个广告，拙著《落后》上个月电子版刚刚在苹果商城（多看阅读）面市，7月下旬安卓系统的客户也可以浏览得到。9月可能会见到纸质书（可能整体更名）。

　　《落后》这本书最终的副标题更改为《中国文明及其命运》，是一种札记，不是规整的学术著作。不知道为何，一谈到这本书我就会想起鲁迅或柏杨这样的前贤，有的读者看了之后说“异常沉痛”，有的甚至说“我比柏杨都狠，疼痛得看不下去”，总之这是一本通过剖析中国文明来认识中国社会的书籍，与传统认识有较大的不同，可能是书中采用了一些地缘传播的分析方法，所以还有一定的“科学性”，而非文学性。至于“落后”可以看成是将错就错的理解，因为普通中国人老说“落后”，这样最直观，但从学术上是不严谨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这本书分为三个章节，分别讲述了中国、欧美与日本的历史文化，将中国放置在一个国际坐标下去重新认知中国的文明文化。我不认为日本文化是完全从汉文化中衍生的，这在拙著里说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是个中国人的普遍误解，实际上我就是冲着这种误解而写了有关日本的这一章。日本人现代化的成功，我更多从传统文化与地缘传播的角度入手谈论，可能有人反对，但也可能大家会发现一些新意，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7、中国的社会制度还是与西方有一定差距的

　　李立勋：亚、非、埃及、以色列等地，历来给世人一种动荡的感觉，特别是两年前由突尼斯暴乱而引发的阿拉伯之春，一方面使人对这些地区的稳定堪忧，一方面又使人对民主潮流多了些期待，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场阿拉伯之春的？随着穆巴拉克、卡扎菲、阿萨德等人的倒台或即将倒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正越来越少了，您认为这会为促进中国民主进程提供某种契机吗？

　　苏三：有人说我在《落后》一书中执历史线性发展论，我确实认为世界文明是总体向前发展的，阿拉伯世界与远东社会一样。

　　这场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大家都看到了，而且在继续发展。从《落后》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向来是从宏观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我认为这既是西方现代化通过地缘传播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一种必然冲击。这种来自欧美的冲击实际上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全球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冲击与影响之中博弈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