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史观，共产党政权的正统叙事
　　
　　玛雅：执政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今天中国政治中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执政党本身也在试图做出回答。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曹锦清：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叙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也是共产党的正统叙事；另一种是王朝循环说，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再加上天命说，形成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还有现代化叙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自由主义叙事。这个叙事分两种观点，核心是对毛时代30年怎么看。一种观点对30年是肯定的，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
　　
　　玛雅：马克思主义叙事，也就是共产党的正统叙事，具体含义是什么？
　　
　　曹锦清：共产党为其政权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这个建构过程的完成，以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确立，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的。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何处，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就是，中国曾经经历了和人类其他社会一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导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下在哪里？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我们未来要走向哪里？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这个过程是毛泽东完成的，康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有完成。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要一步一步往那儿走，但他没有用一个史观来加以解释。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也没有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康有为有个史观，为戊戌变法辩护的，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和《礼记》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经过小康到达大同社会。但是这个叙事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少有人提起。之后的革命派兴起后，理论基础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吸收孟德斯鸠、卢梭的自由主义理论，属于自然法。自然法没有史观，以前的历史都是迷误，要用理性重新发现人本身的东西。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中根基那么浅？我觉得和缺乏史观是有一定关联的。
　　
　　而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重建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套在中国这个龙的身上。不管套得怎么样，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的、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些人当然能够打败已经丧失了政党理念的国民党。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史观。因为有这个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玛雅：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宗教创造教义，哲学创造各种主义。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城里人生活在陌生人的社会里，不讲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有个家，知识分子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逐步的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就是重建史观。重建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的话语。马列中最强大的我觉得是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合法性。这个传统的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合理的包装，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它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很快就被正处在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收集到一个党里，到延安去。
　　
　　正统叙事陷入困境，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
　　
　　玛雅：毛泽东构建了革命史观，毛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正统叙事的结束？
　　
　　曹锦清：这个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东欧解体而陷入困境。原来是讲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苏东的解体使这个信仰开始解体，毛时代的执政自信也逐步失去。共产党现在只有承诺让老百姓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好，更富裕，用民生问题来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
　　
　　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执政者统治的合法性。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的学说，其渊源是自然法，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引起很多不便，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交给一个统治者。还要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执政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执政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共产党的叙事和由自然法引伸出来的自由主义叙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共产党讲人民民主，这也是一个叙事——群众，群众里面分阶级，阶级有先进的和落后的，先进阶级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里最先进的是它的领导核心，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列宁讲，群众、阶级、政党并行，领袖可以发现群众眼前和长远的利益，可以引领政党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凡是共产党革命，它的合法性都要建立在整体利益的判断和一个历史的叙事里面。整体和历史，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玛雅：现在这个叙事中断了，自由主义掌握了话语权，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需要重新被认识、被接受。
　　
　　曹锦清：中国现在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叙事非常简要，从1979年开始，以前的历史它不解释。1979年以后，从计划到市场，从公有到私有，从所谓的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接下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而且这个叙事切中权力在推进市场化过程中的腐败，不是一般的腐败，是大面积的腐败。现在这个叙事似乎是左右两翼一个共同叙事，以自由主义者为甚。
　　
　　左右翼中都有非常激进的，认为目前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都是由于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是政治集权、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原因。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左右翼对自由主义叙事皆有一种忧虑，是对这个叙事本身的一个反思，就是中国现在推行民主宪政，会不会乱了？这是百年之忧。凡是要搞民主的人都有这个百年之忧。早年立宪派和革命派争论的核心就是，现在搞民主会不会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给乱民暴民以可乘之机？立宪派说稳一点好，目标是民主制，立宪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孙中山是共和制的代表人物，也讲军政、训政和宪政，也是渐进的民主。
　　
　　中国现在左右翼都担心：如果现在就推行宪政民主，会不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好的经济发展局面？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是不是别有更深刻的原因？会不会引起中国这个政治大国的分裂？如果说，右翼比较多地代表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或者资产阶级的利益，大资本的利益其实也需要中国稳定。所以他们对宪政民主的后果、对民主会引起民粹主义的复起深感忧虑。左翼一般有民族主义关怀，万一中国乱了，中国百年的振兴，最近20－30年为最好时期，就会被中断。所以他们希望向中国特色的民主渐进，而不是把现有体制加以变革，以保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是一个关键要素。这是中国国情，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一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玛雅：这些观点与执政党的立场并不矛盾。
　　
　　曹锦清：这个叙事这些年来在党的文件中也看到。但是共产党对民主法制始终没有清楚的界定——村选举、扩大党内民主、政务公开，等等，但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一直没有提供理论说辞，不清楚以中国标准界定的民主制到底是什么。偌大的一个国家，从集权制向民主制转轨，相应地从人治向法治转轨，法治一方面意味着对权力要有限定，另一方面对自由也要有制约。中国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要有一个过程，平稳过渡。
　　
　　左右两翼，包括一部分官员和新生资产阶级，对大陆发生台湾式的民主也深感忧虑。台湾的经济社会转型在1980年代已经大体完成，它现在完全是工业化社会。市场经济一套规则基本建立起来了，底层的政府官员也比较专业，所以政治就被拿来给老百姓玩了。有政治野心的人都来玩选票，煽动情绪，操弄民意，实际上政治不作为，也无法作为。但经济上还在运转，社会秩序大体还存在，底层公务员系统还在比较有效地运作，所以政治不作为对经济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中国出现台湾的情况，我认为将是根本性的影响。
　　
　　玛雅：共产党原来的叙事是引领这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叙事的中断，要求执政党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重新做出解释。共产党是怎么适应这种语境变化的？
　　
　　曹锦清：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解释说，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社会性质没关系。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过计划经济。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就看到，市场经济和所有权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亲私有权，所以苏南的集体经济模式就宣告结束，都采用温州的私人经济模式。1997年中央宣布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中小企业关停并转，都被卖掉，私有化了。
　　
　　国有或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不是不能有效运行，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有很多的制约条件。因为市场经济信奉个人——我这个集体厂长为什么要为集体奋斗？为什么自己可以拿到更多不去拿？所以在集体企业旁边，他的老婆孩子就搞一个私人企业，各种优势、好的资源都往他自家的企业送。这样长时间下去，不仅集体企业拖垮了，人的积极性也拖垮了，最后卖掉完事。所以，对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轨，共产党必须做出解释。用的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叙事，因为它知道这个不能丢。但是它要修正这个叙事，重新进行解释。第一步修正是把社会主义的时间拉长，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邓小平那种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根据。它没有抛弃原来的历史叙事，只是加了一个初级阶段。意思是说，因为是初级阶段，所以可以那么干。中国迫切需要把计划经济废掉，向市场经济转轨，同时默许公有经济的破产，默许私有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变成一支重要的力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给执政党带来理论上的灾难
　　
　　玛雅：这种修正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了什么影响？
　　
　　曹锦清：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原来的叙事里接受了市场和私有制，来为当代的现实改革服务，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经济上也是有效的。但是，它所带来的理论上的灾难是深重的，极其深重。
　　
　　玛雅：为什么这么说？
　　
　　曹锦清：意识形态必须能自圆其说，以让别人信服。黑格尔说过这个话：意识形态和衣服不能相比，衣服破了打补丁还好穿，意识形态破了只能扔掉重建。现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信服的人很少，因为大规模搞私有经济。我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认为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他们谅解共产党——共产党在保护他们发家致富，挂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羊头可能还有点用。但是他们认为共产党就是在搞资本主义，而且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像日本，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还要多。有的甚至说，全世界只有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的社会主义比中国还要多些，它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美国也不允许把上万个国有企业破产，几千万人往大街上一扔了事。日本和欧洲就更不可能了。而我们说翻脸就翻脸了，1997、98、99这几年，每年1000万人下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它自己的阶级说，我是代表你们长远利益的，所以现在你们要付出牺牲。这话能说服下岗工人吗？
　　
　　另外“初级阶段”在理论上也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计划经济的30年怎么解释？是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把这个民族误入歧途的30年？是搞错了的30年？这个好像说服不了人。有的理论家当时就动脑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外资进来，这些情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4种经济成分并存有点相似，于是就把计划经济的30年割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到这30年前。但是怎么割得掉呢？30年毕竟是30年，一代人呀。所以那些人就讲，1953年以后进入了“早熟的社会主义”，文革后变成了“畸形的社会主义”。
　　
　　玛雅：这两个词造出来，有说服力吗？
　　
　　曹锦清：在理论上也没有说服力。现在共产党第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它的历史被断裂了，无法进行有效的叙事。因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可以逻辑地推导出，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然后还要导向共产主义。它没有宣布废除共产主义嘛。那就是说，共产党现在的存在，是要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奋斗的，只不过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这个发展阶段非常长，以至于初级阶段就要100年，共产主义非常遥远。
　　
　　但是“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没有出现在1987年以来的任何官方文件里，因为如果对这个叙事加以强调的话，那么新生资产阶级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怎么办？但是逻辑要求你回答。人们要问：中级阶段怎么样？高级阶段怎么样？如果你把初级阶段延长，让人们不去问中级和高级，不去问共产主义，那么你的信仰支柱在哪里？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叫做信仰渺茫。如果在初级阶段的实践里——大量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货币的作用蓬勃发展，影响到一切认知，把所有人的生活要义都简化为挣钱和花钱，而且货币可以购买一切，并且这已成为共产党承认的一个基本现实，甚至共产党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还鼓吹消费主义，尤其还放长假鼓励消费，到了这个时候，再去鼓吹共产主义信仰估计也不行了。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原有的历史叙事被自身的实践和逻辑的矛盾所颠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因为毛时代30年我们解释不了。如果30年无法解释，那么按照现在自由主义的叙事，共产党就只有搞选举。不选举怎么行？所以我觉得，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的保护壳没有了，它对未来若干年领导权的维系，唯一的就是给人民以小康。
　　
　　玛雅：但是这种维系能不能持久呢？
　　
　　曹锦清：原来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结论是共富。现在看来，先富的人怎么会带后富？贫富分化严重已经成为基本事实。区域分化，城乡也分化，现在的修正就是搞和谐社会，城乡、区域、贫富要协调一点，但基本上还是在分配领域打转。前20年重点放在生产上，现在放在分配上。光在分配上能不能解决问题？暂时可能，恐怕不能长久。因为现在农民一亩三分地给他了，还能出来打工，也自由了。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去说，但是至少目前还比较稳定，没有其他更高的现时要求。
　　
　　一个政权有力量如此大规模地进行二次分配，从原来的政治统治转向管理，转向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使各个阶层满意，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光靠这个不行，还要让老百姓感到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在哪里。现在共产党执政缺乏意识形态的辩护，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需要有个史，被很多人所接受的史观。我现在所不知道的是，是不是用历史的叙事，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是不是搞市场经济，个人更多独立，个人主义更多兴起，在市场中意识到个人独立的那些个体，已经摆脱了整体和历史？是不是只要按照现在所谓的社会确认的叙事，按照自由主义的一套为当代政府提供合法性依据就可以了？
　　
　　“末世心态”产生，造成权力腐败严重泛滥
　　
　　玛雅：你前面谈到执政党信仰渺茫，这对其自身建设造成了什么后果？近年来权力腐败严重泛滥，应该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