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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引起的人类疾病有两类：一类是呼吸道感染，感冒和“非典”都是属于呼吸道感染；一类是肠道感染。这次“非典”病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有严重的腹泻。 冠状病毒感染在全世界非常普遍，人群中普遍存在冠状病毒抗体。不同的国家人群抗体阳性率也各不相同，比如我国人群的冠状病毒中和抗体阳性率为30%—60%，而原苏联地区的人群冠状病毒中和抗体阳性率则高达53%—97%。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冠状病毒感染高峰是秋冬和早春时节，每2年—4年会有一次冠状病毒感染的暴发性流行发生，目前冠状病毒的感染尚无特殊治疗手段或相对应的疫苗注射预防。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也就是一种变异了的冠状病毒。 1月28日上午9时，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接到广东省中医院的报告。报告称该院对照省卫生厅有关“非典”的文件，发现其呼吸科（内三科）所收治的9例病人符合省卫生厅所定的“非典”的诊断标准，怀疑为“非典”病人，其中两例危重，请求防疫部门协助处理。 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接报后即派人进行调查，并上报了广州市疾控中心。市、区两级疾控中心所进行的调查证实，广州市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发现于广东省中医院。 这里又出现一个有意思的日期，即广州第一例“非典”病人发烧也是1月2日。这是一位49岁的男性患者，姓黄，职业为工会干部。1月4日曾到广东省中医院门诊部就医，经服中药后病情好转。1月5日，自觉已经痊愈了的黄姓患者到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又觉畏寒。1月8日，回广州又到省中医院看急诊。9日，病情加重，经X光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将其收住院后，病情进一步恶化，曾转抢救室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于17日后病情逐渐好转，1月30日治愈出院。 我于5月20日到广州市疾控中心采访时，王鸣副主任向我详细介绍了广州市疾控中心进行的严格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拿出了当时原始的调查报告。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患者未接触过同类病人，无不良嗜好，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居所通风卫生。女儿曾养过小松鼠，11月份小松鼠死亡。患病期间，家中曾有多人在医院轮流照顾患者，后只有其妻子于1月17日发烧，经过短期治疗康复。据了解，患者单位和其妻子单位均没有出现“非典”病例。 后来，曾对黄姓患者留院观察的省中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包括其主管医生有6人发病并确诊为“非典”病人，且疫情进一步扩大到其他科室。为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认为：“该病例显示较明显的传染性，导致省中医院的院内暴发疫情。” 中山二院，悲壮的二月 谁也没有想到“非典”的肆虐，最先是从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身上开始的，而感染医务人员的正是他们在救治的“非典”病人。一位人称“毒王”的“非典超级传播者”，一连感染了三家医院的几十位医务人员，其中两位死亡。而最先遭受重创的就是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中山二院。 2003年的1月30日，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日子，这一天广州第一例本地“非典”病人，在广东省中医院病愈出院。同一天，从事海鲜批发生意的周老板，因为发烧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山二院。 周老板进院时病情还不算太严重，腰间仍然系着一个收有货款的钱包，好像还是从生意场上直接来到医院的，住进病房后还和老婆在一起点货款。他发烧已经多日，温度不算太高，但就是不退烧，这两天又伴有咳嗽。周老板是广东湛江人，来广州闯荡已经多年，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好不容易创下一片海鲜批发生意。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周老板仍然事必躬亲，每天都在海鲜批发市场上忙进忙出。到了2003年1月30日，已经是年前的最后两天了，春节市场购销两旺，这几天生意当然特别好，所以周老板虽然已经病了好几天了，但由于生意放不下，总是没时间来医院认真地检查检查。还是应了那句话：“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 周老板那天由于感到身体特别疲惫，没有做什么重体力劳动，却浑身上下都酸痛，咳嗽也比前几天严重了，体温好像也升高了，连说话都有点气接不上来，所以他在老婆的催促下来到了中山二院。 无论是医生还是他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为罕见的“非典”病毒“超级传播者”。据后来卫生部门统计，被他直接感染的参与救治他的医务人员就达56人，其前来探视的亲友有24人被感染，最多时有18位亲友和他同住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里。入院时和他一块儿数钱的老婆，也因受到他的感染而同他一块儿躺在重症监护室内进行抢救。夫妻俩都经历了九死一生。被其感染的医务人员和家人，有多人死亡。广东省最初在抗击“非典”中被追认的三位烈士，其中有两人因在抢救他时被感染而殉职。因此，后来周姓患者被传媒称为“毒王”。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是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而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835年的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之所以被称为“孙逸仙纪念医院”，是因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早学医的时候，是于1878年以“逸仙”之名进入博济医院的。如今，走进中山二院的大门，首先就会看到一块纪念碑，碑上书着：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这是1935年医院建立百年纪念之际所竖，并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揭幕。 中山医科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后，孙逸仙纪念医院改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中山二院。 如今的中山二院已经发展成为有1000多张病床，1000多名医护人员，平均每日门诊量达4000多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有几十人的临床各专科设置齐全，拥有现代化的诊疗与医学研究设备的大型综合医院。 中山二院是一家综合性医院，但没有传染科，因此于1月31日的下午4点收到省卫生厅通知后，决定第二天将“非典”病人送往4家定点医院之一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当天晚上，周姓患者病情加重，剧烈地咳嗽，血氧饱和度降至68%，面色发紫，呼吸困难。医生马上给他用面罩吸氧，并且上了监护仪，症状开始缓解。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上午10点按照原定计划将病人送往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李建国亲自送病人下楼。在电梯里，他一边密切地监视着血氧脉搏监护仪，一边拉着病人的手号脉，观察他的脉搏和心跳，一直将他送上救护车。这时，李建国戴着12层的口罩。 救护车司机范信德这时已经戴着口罩和手套等在车旁。 范信德看见病人已经送了下来，就迎了上来伸手帮忙。由于已经在中山二院干了几十年，他也熟悉救护病人的一般常识。他帮助把病人抬上了救护车后，还伸手调节了一下车厢内的氧气瓶阀门，这才跳上驾驶室开车将病人送往中山三院。 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车程也就二十多分钟，就是这二十多分钟缩短了范信德的人生历程。 2月3日（大年初三），李建国给呼吸内科里的同事们打电话拜年。可是打给这个说在发烧，打给那个也说在发烧，这事引起了李建国的警惕。因为年前医院已经转发了广东省卫生厅《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通知，得知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新疾病传染性强，已经感染了多名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1月30日下午，大内科主任伍卫和他已经分别在大内科召开的教学与医疗座谈会上做了通报。而“非典型肺炎”，从专科分工上属于呼吸内科的疾病，呼吸内科年前已经收治了几名“非典”病人，因此这时的李建国对于科内同事的发烧非常担心。 2月4日，李建国发现又有几位同事在发烧，这时科里总共已有8位同事在发烧了。他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顶头上司伍卫主任。 2003年5月14日上午，我在中山二院采访伍卫时，才发现她是一位女性。伍卫是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心血管方面的专家。伍卫主任告诉我，“2月4日早晨接到李建国的电话时，我仍在睡梦中。在电话里听到李建国说，呼吸内科昨天有3名护士发烧，今天又有5人，千万别是染上了‘非典’啊！我一听立即清醒了，意识到事态严重，马上通知有关科室负责人到医院开会，并且将情况报告给医院医务科长许怀麟和预防保健科长陈庆瑜。” 中山二院主要由3幢楼组成，中间是建于1935年的“博济楼”，两边分别是建于1985年19层的“中山楼”和建于1997年26层的“岭南楼”。 伍卫主任火速赶到医院岭南楼14楼的内科办公室，和已经赶到的几位主任、护士长、教授在一起分析疫情，商量对策。分析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初一上午转往中山三院的周姓患者可能是这次的传染源。面对医护人员发病来势凶猛，估计情况严重，马上向医院领导汇报。 大年初四，院领导值班的是副院长王景峰，他立即与有关科室联系并向院长黄洪章报告。紧急商量后，决定先将感染了的医护人员暂时集中到岭南楼12楼的呼吸内科住院部隔离治疗，立即向省卫生厅和省疾病控制中心汇报。 情况远比他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第二天下午，参加过头一天会议的李建国就开始发病了，都是“非典”症状：发烧、畏寒、全身酸痛。从事呼吸内科专业的李建国知道自己也被感染了。其实他已有心理准备，因为他是那样近距离地接触了周姓患者，危险性肯定是最大的。他一边采取自我隔离措施，戴了两个12层的口罩以防传染别人，一边抓紧时间和伍卫主任、呼吸内科副主任江山平等同事们研究对策，安排科里的工作。“非典”属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而呼吸内科和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是最早和这种一开始我们还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遭遇的，因此，各医院最早倒下的也是呼吸内科和传染科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第三天，李建国再也撑不住了，他是被同事们用担架车推进隔离病房的。据说，在进隔离病房前的那一刻，李建国强露微笑，费力地伸出自己的食指和中指，做了个“V”形手势，鼓励科里的同事们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