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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近人们已经明确了“西方”在国族主义式的言说中所扮的角色，历史的各种排他主义的陈述所呈现的狭隘特性，也受到了挑战，而且，跨国族的历史已在向我们显示，有一些经常被当作典型“西方的”来加以处理的现象，其实却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互相依存的结果。为了进一步对抗那些泛滥人心的成见，本文对现代史中最神圣的规范性范畴之一“人民”的历史进行了探究，并认为在考察中采用跨国族的多线索梳理方式，将能够为这一多元化现象提供或许不太规整，但却更加丰富的见解。 “国民性”这一模式要不是到了21世纪还在延续的话，以上的一切本来可以被人当作好听的故事来听。但在西方，至今有关中国的书报文章中，还充斥着中国的失败何以不可避免的说法，比如亚洲人何以不能懂得“反抗权威”这类所谓“西方”理念。这一切已经成为文化理论中的老生常谈，更不用提大众媒体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历史学家们应该更注重色彩斑驳、不那么规整的历史记载，而不是新闻报道的寓言手法所塑造的单一化的形象。其实，这种对社会实践的探索，使我们更易于了解在斑驳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地方对跨国、跨文化挑战的具体回应是如何进行的，而不简单地将发生的一切归属于某国的国民的特性。让我们回到周臣的画卷来说明这最后一点。 再说流民图 为什么周臣把人民描绘成生活在悲惨世界中的不幸者，而不是像柳宗元那样，把人民作为团结起义的英雄来描绘?周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注释，只是留给了我们这幅画。周臣的描绘是如此生动，不会给人以说教的感觉，然而，周臣画中的人物却能使人联想到一篇出自晚唐一位激进派 的经典文章中的一个形象。笔者指的是“捕蛇者”(图6)，是柳宗元的散文中的主人公。像周臣一样，柳宗元在那篇文章中用艺术来表达人民，同时将自己表现为人民声音的传达者。 柳宗元以个人经历的形式来写此文，追述他遇见一位怎样冒着生命危险，以捕蛇来纳税的捕蛇者的故事。柳宗元主动提出帮助他回到正常纳税名单上，以逃避蛇毒的危险，但是捕蛇者却被吓坏了，哀求道:“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他接着又描述了他那些纳税的左邻右舍由于总是遭受到官吏的骚扰不得安宁，而一个个死于饥渴。柳宗元在文章的篇尾感慨道：“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结束语 和米什莱一样，柳宗元将自己表现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且和米什莱一样，他也会假定，人民可以拒绝接受在他们心目中丧失资格的统治。从这点出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历史中的能动力量归因于虚构的国民性，我们至少可以建构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国民性模式的假设是，西方人对自由的热爱必然使一个“真正的”关于“人民”的概念独自地演变出来。如果这一点能成立，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假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米什莱所能获得的全部相关概念和实践，与中国产生的有关言说和社会实践完全隔绝，但这一假设却与杜海尔德，魁奈，伏尔泰和其他人写作的事实不相符。国民性的叙事不能不否认欧洲对亚洲和非洲体制曾经有过的兴趣，并为这否定选择那些通行的叙事。正如古迪所指出的，这些通行的叙事“往往将东方的制度，无论是家庭的，经济的，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制度，都加以‘原始化’，至少与早期现代欧洲相比如此，这种做法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把分析范畴从“民族”改为诸如“社会实践”这类概念，就能使我们横跨时间和空间，去追溯人们如何应对诸如世袭权力这类东西的挑战。在这样的叙述里，一切意在动摇世袭特权的办法，都在现代早期反对贵族统治的话语国际化进程上洒下了光芒。从中人们也许可以辨识出一些跨文化发展的线索，是它们引发了各自传统的早期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实践。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不再把国族当作历史变革不言而喻的主体力量。人类向上的力量在各个地方所展示出来的复杂风貌便会自我舒展开来，每一个风貌都带有它自己的理性的，深思的，以及充满丰满人性的能动力量。 *承蒙埃里卡·纳津斯基(ErikaNajinski)和约翰·奥尼安(JohnOnians)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笔者许多精辟的评论和编辑上的建议，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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