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 游

蜕老性情随和，乐于助人，又兼兴趣广泛，不乏幽默，所以平生交游甚广。 可惜作为晚辈，我知道的情况实在不多，这里还是只能就耳目所及，略述一二。 　　

大约在1963年，蜕老曾去北京。返沪后我在他家看到一张照片，是他和朱启 钤、章士钊的合影。他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我们一个70岁，一个80岁，一 个90岁。”他说的年龄略去了个位数，实际上章比他大12岁，而朱比他大22岁。 关于朱启钤其人其事，书报所载甚多（还刊有周恩来去他家探访的照片），无须 我来重复。我想说的是，朱是蜕老的表兄，早年又是经瞿鸿禨举荐踏上仕途的， 所以两家交往素密。朱瞿之间最有意义的合作则是在朱创立营造学会和中国营造 学社时期。据《朱启钤自撰年谱》所记：“民国十四年乙丑创立营造学会，与阙 霍初、瞿兑之搜集营造散佚书史，始辑《哲匠录》。”说明早在1925年他们已经 一起致力于这项工作。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凭着对北京建置的熟悉，蜕 老自然成为该社骨干社员。 　　章士钊与蜕老是长沙同乡，两人的交谊维系了一生。1925年，在甲寅派与新 文学阵营就文言与白话展开论争时，蜕老曾在《甲寅周刊》发表《文体说》支持 章氏，认为“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但他们后来的态度颇不相同： 章氏始终固执己见，一辈子拒用白话写作；蜕老则很快放弃成见，开始使用白话， 而且用得十分流畅。在两人晚年，学问方面的切磋一直不断；包括《柳文指要》 中涉及的问题，均曾交换意见。我在蜕老家中，多次看到书桌上放着章氏来信和 诗稿。如果章氏的遗物保存完好，那么从中必定也能找到蜕老的函件和诗笺。直 到“文革”前夕，章氏还来信向蜕老商借几本书，我只记得其中一本叫《俭德堂 集》。遗憾的是，我没有翻过该书，而且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本什么书。 　　这里还想顺便提一下章士钊的私人秘书章菉君。她是章太炎的侄女，国学根 底、诗词修养俱深。我记得有些给蜕老的信是她写来的。“文革”开始后，章士 钊很快受到保护，而她则不能幸免，被勒令在章家院中扫地。多年后我读到了她 作的《扫门人二首》： 　　扫门人扫十年过，丞相堂前足迹多。抚事不禁长太息，登山能赋又如何。北 窗高卧羞陶傲，南国偏醒共屈歌。古往今来痴亦绝，余生犹付墨消磨。 　　扫门人自不寻常，观罢登台戏压场。万事岂由天作主，平生惟秉气如霜。青 灯伴影披芸简，绮梦随烟出桂堂。犹是忧深怀直笔，新诗吟就几回肠。 　　诗后自注：“‘扫门人’原出《史记·齐世家》曹参故事，唐时刘梦得《酬 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有句云：‘初见相如成赋日，寻为丞相扫门人。’”可见 她并非要把章士钊比为“丞相”，不过是为自己的被迫扫地找个出典而已。 　　由章士钊，很自然地想到胡适和鲁迅。蜕老与胡适相熟；与鲁迅似无交往。 我曾问及他对两人的看法。他说；“他们都有一批青年追随者，不过追随胡适需 要读书，追随鲁迅不需要读书，所以追随鲁迅的人更多。”我又问他如何评价鲁 迅的文章。他说：“鲁迅的古文是写得古雅的。”他指的是《汉文学史纲要》一 类著作。有一次，他还详细地向我谈了光绪十九年（189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欲 向考官买通关节的始末。1974年我购得一套《鲁迅全集》，逐卷翻阅时，读到一 篇《略论暗暗的死》。文章先引用《宇宙风》上“铢堂先生”的一段话，然后展 开议论，而铢堂正是蜕老的笔名之一。该文并未与铢堂论辩，但两人立足点、视 角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的文章显然更为犀利深刻，至于蜕老是否读过，现 已无从考证。 　　蜕老与周作人当然也有交往。周氏发表《日本之再认识》后，蜕老曾受“周 先生怂恿”而作《读〈日本之再认识〉》。 　　当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之时，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诗人乔大壮，与蜕 老是译学馆时期的同学（乔主修法文），订交甚早；同在北洋政府任职后，接触 更多。那时蜕老将长沙故宅藏书运来北京；由于书在兵燹中损失严重，他开始做 修补整理的工作，并新起堂名曰“补书堂”，编写了《补书堂书目》。乔氏对蜕 老这一工作十分熟悉，赠他的诗中乃有“壶天一角补书堂，图写承平岁月长”等 句。1948年乔氏自沉于苏州梅竹桥下，3年后蜕老作五言排律《华阳乔君大壮殁 三年矣，始为诗哀之》，对老友作了高度评价。不久前我在网上读到一篇署名 “兰客”的文章，介绍乔大壮，称乔氏为“词、书、印三绝”而称蜕老为“诗﹑ 书﹑画三绝”，提法颇新鲜，是否准确，则不妨见仁见智。 　　蜕老大学时代的友人，我所知道的有方孝岳、刘麟生、蔡正华。若干年后他 们都成为知名教授，并在《中国文学八论》中分别撰写了《中国骈文概论》 （瞿）、《中国散文概论》（方）、《中国诗词概论》（刘）、《中国文学批评》 （方）和《中国文艺思潮》（蔡）。蜕老与刘、蔡又合作辑注了四卷本《古今名 诗选》。此外，刘麟生为《中国文学批评》作跋，开头就写道：“我同孝岳读书 的时候，一天瞿君兑之来说：‘你们二人，都是桐城派的子孙。’”这是指二人 为刘大櫆、方苞的后代。而由这种玩笑话，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桐城谬种，选学 妖孽”等口号的影响。 　　蜕老在北京的朋友，遍及学术界、教育界、文学界、书画界等方方面面，时 间有先有后，交往或疏或密。以掌故学而论，过从较密的有徐一士、谢刚主、柯 燕舲、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诸人。他们的聚会，有时在蜕老家，有时在中山 公园上林春茶室，有时在琉璃厂来薰阁书店，谈话的内容上下千古，海阔天空。 以书画家而论，齐白石之外，陈衡恪、于非闇、陈半丁、黄宾虹等均所熟稔。蜕 老曾撰《宾虹论画》一文，对黄氏的创作与理论作非常精到的介绍与评析。而黄 氏则曾欣然为蜕老的京宅作《后双海棠阁图》。 　　蜕老晚年生活在上海。居处虽窄，朋友依然甚多。仅在《春雨集》中参与唱 和的就有李蔬畦、周紫宜、梅元鬯、林松峰、李太闲、王澹庼、陈兼于。由于条 件的制约，那时的交往一般都在二三人左右，群体聚会的次数极少。只是在1963 年蜕老70寿辰时，大约有11位朋友，各出10元，为他举办过一次寿宴。我父亲参 加了这次聚会。到场的我只听说有新民晚报的唐大郎；其余各位的姓名就不清楚 了。 　　从50年代初到1968年，我父亲与蜕老过从较密，一方面是因为住处离得很近， 另方面是因为在文史掌故和诗词领域有许多共同语言。父亲青年时期任时报主笔， 写过数百篇时评（据说1924年列宁逝世时，全国只有时报发了一篇《悼列宁》， 便出诸他的手笔），此外又曾以“春翠楼诗存”的专栏发表诗作；中年转入实业 界、金融界，当过交易所经纪人和纱厂、银行的高级职员；晚年赋闲，又开始舞 文弄墨，写些诗词和文史资料一类的东西。我经常听他和蜕老聊天，发现两人的 偏好还是有所不同。父亲对北洋时期的政治、军事格外熟悉，对旅长甚至团长以 上的人名都能背诵如流，自称能写《中国陆军沿革》。有次他在上海的《文史资 料选辑》上发表《齐卢战争的前因种种》，而北京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则登出 了马葆珩所写《齐卢之战纪略》。马氏参加过齐卢战争，而父亲当年不过是个记 者，可是他立刻就从马文中发现了诸多不符事实的硬伤，随即写篇短文寄往该刊。 这篇《对〈齐卢之战纪略〉的订正》发表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 辑》第43辑上。下面聊引几句—— 　　第一件马君写的“齐燮元，字抚万，河北省献县人”。我晓得齐是河北省宁 河县人，不是献县人。第二件马写的“齐燮元的军事力量，除了他直接统率的第 六师外，还有朱熙的第十九师”。据我所知，朱熙号申甫，湖南汉寿县人，他所 带军队的番号是江苏陆军第二师（江苏地方军队），不是第十九师。当时的第十 九师是禁卫军改编的（冯国璋旧部），师长是杨春普，号宜斋…… 　　记得蜕老看了这篇《订正》后曾哈哈大笑，对父亲说：“你的记性真好！” 而蜕老的谈论往往更具文化意蕴。譬如有次谈起“宣统”年号，他说这是张之洞 起的，其涵义与“光绪”完全重复。盖“光绪”指的是“道光的统绪”，“宣统” 指的是“宣宗的统绪”，一个用年号，一个用庙号，等到要译成蒙古文时，竟产 生了困难，因为蒙古文对年号和庙号不加区分。“可见张之洞之不学。”他笑着 作了结论。 　　他的谈论有时也带有想象的成分。记得有一次，父亲同他列举了许多以“老 小”、“大小”并提的人名，如“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大 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之类；忽然问道：“那时并无老叶、大叶， 可是遐庵（叶恭绰）却称‘小叶’，你想是什么缘故？” 蜕老沉思片刻，莞尔 一笑，说：“身材小。” 　　诸如此类的交谈不胜枚举，可惜我那时只顾旁听，没有想到做个笔录，否则 现在整理出版，会是一本富有特色的笔记。 　　文 革 　　好像是对“文革”有所预感，蜕老在乙巳岁尾（1966年1月中旬）作了一些 很伤感的诗。我记得有这样的诗句：“丙午重逢舞勺时，天留老寿益凄悲。” 丙午、丁未为红羊劫的年份；“舞勺”典出《礼·内则》，系13年之谓。整句诗 的意思是，当我生逢第一个丙午（1906年）时刚刚13岁；现在遭逢第二个丙午 （1966年），老天还让我活着，只能更加凄悲。联系他后来的牢狱之灾，这简直 就是诗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扫四旧” 的风暴就从北京开始刮向全国，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思想指导下，很快演 变为抄家、游街、批斗。当时从我家所住的安福路西段到蜕老所住的武康路一带， 抄家最为厉害，因为这里过去属于法租界，花园洋房较多，理所当然地成为“横 扫”的重点。那时我每周六从复旦回家，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扫帚不可避 免地将扫到自家门前。预感不久就获得了证实；而且在我们熟悉的生活圈子里， 没有几家能够幸免。 　　蜕老这时变得相当紧张。有天来我家时，我发现他忽然变了个人。原先白发 萧萧，一派儒者风度；这时却剃了平顶，唇髭也刮得干干净净，穿件汗衫，看上 去同一般退休老人没有什么两样。那时红卫兵还没有光顾他家，但他显然已经听 说有剃“阴阳头”之类的发明，所以预先作了准备。我安慰他：你又没有金银财 宝，书架上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还是向公家借来的，怕什么？随他抄去！过 了一段日子，他来我家，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对我父亲说：“来过了。”然后 向我们说了抄家的经过。查抄者来自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如同我猜测的那样， 他那间陋室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可翻个底朝天，却没有值钱的东西；墙上原来挂过 字画，此时也早已换成伟大领袖的宝像和他恭楷书写的“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 走”。但后来对方还是找到了“罪证”，是在他新购的《毛主席语录》上。说到 这里，蜕老一脸苦笑地从口袋里摸出那本语录，翻到扉页，只见上面用毛笔小楷 写着“瞿蜕园珍藏”。“他们说，‘《毛主席语录》是让你学习的，你却要把它 藏起来，是何居心？’” 　　与不少人在“文革”初期有过迷信、有过狂热不同，我所接触的老辈可能太 熟悉历史的缘故，是决无年轻人那种热情的。他们只是担心受到冲击，一旦危险 过去，就依然故我，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我受到濡染，所思所想与他们也 差不多。在最初的风暴过去之后，我们都成为逍遥派。对于老人来说，是因为没 有受到进一步的揪斗而侥幸暂获逍遥；对于我来说，是因为对运动由衷反感而能 避则避。 　　从1966年冬到1968年春，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蜕老的生活是大致安定的。虽 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停发了他的月薪，但香港文汇报还是按月给他汇钱，衣食 暂可无虞。曾经受到一次意外的冲击是来自附近的中学。一天，几个十来岁的红 卫兵跑到他房里，乱翻一顿后，对他说：“我们勒令你帮我们战斗队写一份造反 宣言。”“我不会写，我没有这个水平。”“你不老实。你写了那么多书，一篇 宣言有什么难写。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写了，我们以后就不斗你了。” “我真的不会写，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种文章。” 红卫兵于是把他反锁进楼梯下 面的三角形储藏间，关了几个小时后才把门打开，又威胁说明天还要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