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子玖做了 一首樱花歌七古，湘绮师做了四首七律，金、谭也都做了诗。……当日湘绮师在 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 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 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 禊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 长沙，王湘绮师约我到瞿子玖家超览楼去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 践诺。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 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 　　这两段回忆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首先是谈到蜕老的师承，即曾向尹和伯 习画。尹氏的画究竟如何，我无缘一睹。但从蜕老的描述以及我后来读到的文章 中，可以知道：一、尹大约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连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都曾向 他学过画，而教蜕老习画时已年近八旬。二、蜕老少时喜弄丹青而苦无良师；他 后来的岳父聂缉槼深赏尹氏的画艺，于是为之引荐。三、尹教画循序渐进，先教 如何擘笺加胶矾、如何取水涤器、如何配制各种颜料，而后才谈如何摹习，用现 在的术语说，是一位重视材料学的画家；而用他自制的颜料作画，果然鲜洁无比。 四、尹既精工笔，亦擅写意，惟书法非所长，故很少在画上题词，有时则请蜕老 代题。五、尹为人迂缓落拓，遭逢不偶，一生未享盛名；而蜕老进入中年后时常 怀想这位老师，并为自己当年未能潜心习画而感到有负于师。 　　其次，关于当年的那次雅集，在齐白石和蜕老心中都留有深深的印象，因此 30年后白石老人还能凭记忆补画出来，而云树楼台，恰似当时情景。我能补充的 是，“文革”前我父亲常用的一把折扇，一面是女画家陈思萱绘的在水草中游耍 的两条金鱼；另一面是蜕老题的几首旧作。其中一首记叙了这桩往事：“当年湘 绮冠耆英，忆到吾家共赏樱。今日补图还补句，可怜燕市望湘城。”据知该图在 装裱时几乎为裱工所赚，失而复得后又在兵乱中散失，后辗转为朱省斋所得。蜕 老受请，曾为之题一长跋。 　　其三，蜕老居京时期，经常去看望齐白石。1940年老人80寿辰，蜕老撰长文 以祝。文章饶富文采而对齐氏评价极高，姑引几句如下—— 　　山人之画，亦天授，非人力。古人蹊径，一扫而空。直以笔精墨华，致山川、 烟云、粉黛、毛羽之态于眼底。他人纵欲效之，已落第二乘禅矣。当山人蹑屐入 都，睥睨公卿，有如野鹤翩然，集于华庑，而未尝一改其萧疏出尘之致。翱游春 明数十年，脱然声气之外，布衣踸踔，如其初来，岂徒以画重哉。 　　而白石对蜕老的评价也不止于自传中的一句“画笔倒也不俗”，而是每观其 画，辄予嘉许，并曾为蜕老的梅花图题七绝二首： 　　色色工夫任众夸，一枝妙笔重京华。岂知当日佳公子，老作诗文书画家。 　　圈花出干胜金罗，一技雕虫费琢磨。若使乾嘉在今日，风流一定怪增多。 　　诗中 “金罗”指的是金农（号冬心）、罗聘（号两峰）；通篇以扬州八怪 为譬，足见评价之高。 　　蜕老曾为我父亲画过一幅墨梅扇面，题句为“画梅贵得清冷之味”云云；背 面复题一首咏梅花的七古；经过抄家，现已下落不明。而当年为我摘题《日知录》 的那把折扇，背面是一幅淡而雅的红梅。题词是：“潮生吾友再索拙画，聊复写 此。壬寅伏日蜕园。”此扇躲过一劫，至今仍在我手中。 　　通 人 　　60年代初，我有次去看蜕老，表示希望他能在国学入门方面给我一个系统的 指点。他高兴地说：“好，我现在就给你写。”随即拿过宣纸、毛笔，几乎不假 思索地写了起来。可能原来想用白话，故第一句中有个“的”字，而后来还是写 成了浅近的文言。这张宣纸我一直珍藏着，考虑到它对今天乐于从事国学研习的 人也许不无裨益，特照录如下： 　　五经是不能不读的，否则将来治古籍必随时遇到难通之处。次序先诗、次书、 次易、次礼记、次左传。前三种要在认识其面貌，不必过求能解，但同时须略知 经学源流，如易之汉晋两派，书之今古文，诗之齐鲁韩毛。诗经择所好者略加讽 咏尤为有益。礼记、左传皆可选读。 　　说文必须看，不但要知声音训诂，而且讲书法必从小篆入手，颜柳欧赵在今 日已流于俗套，非细玩晋唐人草书不能矫俗书之弊。草书直接由篆分而来，故多 合于六书。凡字之美恶，不专在间架，尤重在用笔，非看古人手写真迹，不能得 法。 　　同时可看通鉴。不必专注重兴亡大事，要能从史事看到各时代之社会背景。 胡注颇多关于制度之说明，即无异于同时看通鉴。 　　朝代难记，若用公元作线索即不难。以世界重要史事与中国史相对照，更有 全局在胸之势。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切学问总钥，必须翻阅。将汉书艺文志先看一遍尤佳。 　　史记汉书二种不能偏废，史宜选看，汉宜全部看，但不必太过细看。于马取 其史识，于班则取其史裁。 　　稍暇则宜略观文选，方知文章流俗以及修词使事之法，有可诵读者，能上口 一二篇最好。 　　以上是基本工夫，能做到即足以为通人矣。将来之精深造诣，则在乎自择。 例如子部之书即可作为第二步。 　　至于诗词之属，只可作为陶冶消遣，不是学问。无论何种文学，若不积累学 问与人生经历，以两者相结合，必难有成。 　　学问要识门径，既得门径，要能博观约取，以高速度猎取知识，以敏锐眼光 把住关键，即无往而不利矣。 　　对于像蜕老这样多年任国学系教授且一生都在治国学的老人来说，写这么一 份入门提纲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后来重读提纲，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通 与不通；二是博与专。 　　提纲在讲完“基本工夫”后，有一句话是“能做到即足以为通人矣”。我曾 问蜕老：什么叫“通人”？他没有正面回答，却谈起清人汪中的妙语。汪氏常说 别人如何如何“不通”。一位乡绅问道：“照这么看来，我肯定也属于‘不通’ 之列了。”“不，你还不能算‘不通’；再读书三十年，可望列为‘不通’。” 我当时听罢不禁失笑；但事后寻思，自己只怕也还没有达到“不通”的境地。 　　由此又想起一件往事。一次，父亲同我一起去观看某个画展，后向蜕老谈及 观感时，对吴湖帆的画尤表赞扬。蜕老听后，没有对吴画发表意见，却说了一句： “吴湖帆文化不高。”我当时大感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作为金石学家吴大 澂之孙，吴氏家学渊源，而他本人在书画创作和鉴定方面的造诣也为世所公认。 后来我问父亲缘故，父亲笑道：“听说吴湖帆的许多诗词都经周炼霞润色或代 作。”于是我恍然明白，既然蜕老与周炼霞合著《学诗浅说》，那么对上述情节 想必更为清楚。同时我又联想到汪中的话，心想在不同的人眼中，通与不通多半 也具有不同的标准。拿蜕老随便冒出的一句“文化不高”来说，可能更多的人是 连“文化不高”都算不上的。 　　由“通”又想到“博”。在我接触过的前辈中，蜕老是最渊博的。在他身上， “通”与“博”紧密相联。作为“通人”，他的精通远远超出上述提纲的范围， 显出真正的博大渊深；反过来说，惟其渊博，才使他打通了文史书画的诸多领域。 　　蜕老青少年时期就兴趣广泛，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均所涉猎。进译学馆后， 主修英文，而又旁及法、德、俄、意乃至希腊、拉丁等文字。一次，曾国藩的长 孙曾广钧与瞿鸿禨闲聊，认为这孩子过于杂而不专，于是瞿鸿禨又让蜕老拜在曾 氏门下。曾氏在晚清诗坛以致力西崑体著称；而蜕老论唐诗，亦于李商隐青眼频 顾；从这一点说，可能与早年所受师教相关。但在兴趣的驳杂方面，似乎并没有 因为师从曾氏而有所改变。其实，博与专并非只有对立的一面；在博的基础上于 一个或若干门类作深层的掘进，也许比始终专于一门效果更佳。 　　从蜕老来看，在他广泛的兴趣领域，有些涉猎成绩平平，甚至只有业余水准。 譬如他认识工尺谱，少时跟母亲学奏古琴，也弹得不错，但并未走上民乐演奏之 路。又如他对小说也乐于尝试，曾帮张鸿整理、润色、出版《续孽海花》；直到 60年代，还为香港文汇报撰写连载小说《唐宫遗事》；但他的专长显然也不在这 一方面。如果他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表现，那就只能说是博而不专了。而事实 上他却在不少学科如前文已经提过的秦汉史、方志学、掌故学等领域或有独特的 建树，或有筚路蓝缕的贡献。他的博并没有影响专，而是为专的发展提供了厚实 的基础。尤其是掌故学，很难设想一个兴趣单一、知识面狭窄的人能在该领域取 得大的成绩。这里，还想补充的是，蜕老对于职官志也素有研究，闲谈中聊起历 代职官沿革，简直如数家珍。1965年，中华书局重印道光年间黄编本《历代职官 表》时，便特地请蜕老撰写了一篇《历代官制概述》，刊于表前。此外，据我所 知，《辞海》中的官制条目，大都出于蜕老之手，然而当《辞海》正式出版时， 他的姓名没有在编写人员名单中出现，看来这一成果是被冒名顶替了。 　　蜕老虽然淹博，但也存在知识的“盲区”；确切地说，是观点的“盲区”； 那是在我进入复旦后发现的。当时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是王运熙、章培恒等 青年教师。在知识的层面上，我的收获不大，因为相关内容在入学前几乎都已熟 悉。令我感到新鲜的是观点。当时在学术刊物上常有各种观点的争鸣，双方都引 用马恩列斯毛的词句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老师授课时，也每每会介绍对某一问题 的不同见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前所未闻，因为在我所接触的老辈中，没有人同 我谈过这类问题。有一次，王运熙先生在讲授李白一节时，介绍了两种对立的观 点，具体内容我已忘记，记得清楚的是我曾将该问题去请教蜕老。他听后脸上露 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似无奈又似茫然，然后摇头说：“不晓得。”他的确不晓得 该如何回答。在他内心，一定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值得一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