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舞业进入萧条时期，为了招徕舞客，舞场尽管挥泪大甩卖地将舞券从一元三舞跌至一元十舞，但舞客还是寥若晨星，舞女们照样吃汤团。于是，精明的舞场老闾们开始扩大经营范围，让舞女们冲出舞场，走向社会，改跳舞场为向导社，伴舞女郎变成了向导女郎。她们陪伴着客人旅游、看电影、听评弹、进饭店、住旅馆，总之，只要客人有需求，只要讲好价钱，向导女郎什么都可以做。说得直白一点，向导女郎就成了出卖身体的妓女。

这种新生事物在上海一经出现，立即引起好色男们的积极响应，向导社前门庭若市，与当年舞场前的门可罗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先是一些舞场老闾改弦更张经营起了向导社，后是一些无业游民竞相效尤。一时间，上海的向导社如雨后春笋般一家一家地冒了出来。据统计，截至1936年11月，上海以单纯业向导者以及兼向导及伴舞者，已有桃园、国际、爱华、沪江、现代、市花、华华、明光、乐乡、良友、亦乐、新村、莺莺、美丽、飞飞、百乐、交际、红星、女子、蝶来等20余家，按每家雇有20名向导女郎计，共有向导女郎400多名。最大的一家向导社当属开设在广西路上的陶陶向导社了，行内称之为“陶公馆”，鼎盛时曾拥有100多名向导女郎，阵容强大，蔚为壮观。

向导社的人气指数从当年报刊的广告上也可略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前期，是向导社的中兴时期。翻开当时各类报刊广告栏，最显著的位置上一例是五花八门，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向导社广告，诸如“导游小姐个个美丽”“伴君旅游，解君寂寞”“奉送香肉”“奉送夹肉元宝”“奉送妙不可言的赠品”等，极具诱惑力，很黄、很刺激。铺天盖地、如火如荼的向导社广告不只是吸引着国人趋之若鹜，而且也引起在沪外国人的关注，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刊登了四幅描写向导社生活的漫画，但上海娱乐画报《电声周报》评价这四幅漫画时却说：“外国人总是太老实了点，他们梦想不到向导姑娘除了伴餐、伴游之外，还可以在旅馆里跟人干出许多别的事情呢！”

上海首创向导社后，迅速波及周边城市。20世纪40年代初，杭州共有20余家向导社，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吴鑫甫在环湖旅馆开设的两湖向导社和沈德标在仁和路聚英旅馆开设的陶向导社，各有十几名向导女郎，她们定时到游艺场所清唱。沈德标与当时大世界游艺场经理挂了钩，每逢周一、三、五下午7时至8时在大世界魔术场由向导女郎清唱京剧，而且每场观众满座。

向导女郎的阵容主要由舞场的舞女、下等妓女和乡下女子等组成。最初，她们还需要经过一些训练，掌握一定的导游知识，后来由于游客的目的仅在于摸摸向导女郎的身体揩揩油，或者干脆宾馆开房，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导游知识对于她们而言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1936年11月，上海娱乐画报《咖啡味》的记者曾在20位向导女郎中搞过一次调查：问她们接待的游客是上海人多，还是外埠来的人多，她们一致的答案是上海多；问客人来了之后，以伴游的次数为多，抑是座谈的时候为多，她们一致回答是以座谈的次数为多；问她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们说因为客人每一个小时就要付出一元的导游费，如果客人到景点去游玩，还得额外多花两个人的旅游费；再问她们一些老上海的掌故、名胜古迹，她们更是一脸的茫然，浅薄得可怜。正是因为这样，当年的上海才出现了一件不合格律的怪事：在上海大旅馆开房间的住客，大都是在上海有住处的人！

作为一种职业，向导女郎大都受过相当的训练，最突出的就是她们见到客人后都会来一段时长为一两分钟的演说。演说的大意是，向导员要自尊、自爱，要有自己的人格，并请客人尊重向导员的人格。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当年曾有这样一段故事：说有一个客人在旅馆里叫了一个向导女郎，向导女郎一进房间，照例像背教科书一样来了一段儿演讲。话音未落，客人就抓住她的小手，放在自己手心里轻轻地抚摸起来，问道：“这样算是没有人格吗？”她却只是一个劲儿地笑。接着，客人又在她的手背上来了一个Kiss，再问一句：“这样算没有人格吗？”她并没有拒绝，反而说道：“不是这样，人家叫我们来干什么呢？”客人说：“既然这样，你们的人格演讲何不改良改良呢？”她马上说：“我演讲我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然而，向导女郎也确实有自尊。你若直来直去地同她提出夜度之事，那就糟了，她一定会一本正经地回答你：“我是不陪客人睡觉的。”你若是老白相，只需拿出一张黄鱼头（五元）摆在台上，她就会心领神会，一声不响地放进自己的皮夹子里。这就是表示默许了，好事可成。

向导女郎出卖色相、出卖肉体赚来的钱，自己却只能得到一小部分。20世纪40年代，一名向导女郎平均每日可能挣10元，她自己只能留下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要分给跑堂的、推销员和向导社老板。向导女郎受骗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曾有两个身着阔气、举止文雅的先生，找了两个向导女郎在旅馆里泡了一上午，中午到一家大饭店里吃大餐，酒足饭饱后，他们说要打电话，竟一去不回了。可怜的两个向导女郎因缺乏社会经验，不但没有拿到导游费，还要赔上价格不菲的饭钱，这一个月算是白干了！诸如看电影、逛公园时，游客假称去厕所便溜之大吉的事更是不胜枚举。

进入20世纪40年代，上海已有几百家向导社，严重地冲击着舞场业和娼妓业。为此，舞厅和妓院的业主屡次向上海市社会局施加压力，请求取缔向导社。抗战胜利后，市联会呈文市政府，呼吁取缔向导社。重压之下，1946年8月，市社会局正式下令取缔向导社，并下令各级各类报刊一律不准刊登向导社的广告。向导社这支庞大的队伍，也需要吃饭、生活，取缔谈何容易啊！向导社联合起来硬扛着，就是不停业。可是不能刊登广告，很是影响他们的生意。于是，他们就将自己的字号和电话号码印在餐馆和酒吧的纸巾上，雇佣推销员到酒楼和旅馆发放广告卡，把向导女郎的照相簿送到客人眼前。还有一些头脑更为灵活的人，改头换面，摇身一变，将向导社变成了跳舞社或跳舞研究学校，变换花样在报刊上刊登“余屋招租”“舞女待聘”的广告，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向导社在挂羊头卖狗肉。

向导社在社会各界的取缔声中苦苦挣扎，夹缝中求生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被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