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末清初，厦门岛上就已经出现了娼妓，但多以私娼、暗娼为主。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厦门近代化城市的兴起，娼妓业也迅速得到了发展。据《警政年刊》统计，1930年厦门已有职业妓女845人。

娼妓的公开化、合法化，当然是以负担当地政府高昂的“花捐”为代价，据史料记载，厦门岛上的“花捐”之高且名目繁多为整个福建之首。为此，1930年3月15日，厦门妓女为反对“职工教育附加捐”，名妓花女慧、花宝玉、花嫦娥等率领200余名妓女，在晨光路集队，欲往国民党思明县政府、思明县妇女协会请愿。但当队伍刚一踏上行程，即为武装军警所阻拦，军方只准许指派5名代表前去请愿。经再三交涉后，县长杨廷枢被迫答应取消该项捐税。

据《厦门指南》记载，20世纪30年代，福建全省比较繁华的地方，就要算是厦门海岛了。厦门岛之所以称得上繁荣，是因为岛上以女色为号召，营造出一个以妓院、舞场、咖啡厅为主导的“神秘之岛”。当年厦门的妓院大致可分为堂子、台妓、土妓、野鸡店、私娼、走娼、打炮妇等七类。

堂子，又称清唱堂，即书寓。这种娼寮多达十余家，最著名的有云卿堂、芳亮堂、碧红堂、和凤堂、鸳鸯堂、双桃堂等六家。尽管这里的姑娘都属上等妓女，过着外人看来极其奢华的生活，但她们也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其命运完全掌握在老鸨手中。

台妓，是由台湾或日本浪人组设的妓院，名曰“料理屋组合”，当地的土语叫作“高旦”，等级要比清唱堂略逊一筹，定价自然也要便宜些，因此，高旦的生意更为兴隆。这些妓院多分布在柴桥内、涂崎、待人巷、浸水埠、大井脚一带。日台浪人柯阔嘴开设的四花楼名气最大、生意最隆。

土娼的妓女以本地人居多，兼有闽南各县妇女。娼寮多设在九条巷、河仔墘、箭道等处，计有60余家，人数约300人。

野鸡店多为上海人开设，以“阁”与“院”为名，以“亭”命名的则为闽籍人所开。每家野鸡店妓女从五六人至十余人不等，总数约有350人，其中沪籍妓女占十分之六，闽籍妓女占十分之三，粤籍妓女占十分之一。

私娼，也称暗娼，是不列入官方登记册的妓院，妓女多为本地人，也有堕落的女学生。为了逃避警察局登记，不纳花捐，她们的穿着、装饰与普通妇女无异。此类娼妓约有80余家，人数在500人以上。

走娼即歌女，以卖唱为职业兼操卖淫事业，大半为江西人，少部为江苏、浙江人，人数约有500人左右。多聚集在水仙官、卖圭巷、开元路、思明路等一带。此后，随着咖啡厅、酒吧的兴起，女招待也成了厦门岛上的一大特色。更因为岛上的花捐极高，往往营业不佳的妓女多转业成为女招待，但她们在招待顾客，推销咖啡、洋酒的同时也在推销着自己，她们经常与顾客眉目传情、语言调逗，双方谈妥后再进行皮肉交易。没有了过苛的捐税，与她们春风一度的所费也就相对低廉些，因此，深得一般纨绔少年喜爱。为此，岛上的女招待比比皆是。当地把这种暗娼称为“走娼”，大概是因为她们的生意好，流动性强的原因吧。

打炮妇是厦门岛上最底层的娼妓，多系生活无依靠的贫妇。她们年纪以30岁以上者居多，四五十岁的亦常见之。若20岁左右，则多系带病或丑陋不堪者。地点在破宫后、白厝墓等处，约有七八家，人数达30余人。她们卖淫场所简陋，嫖资低廉，只需若干个铜子。

妓院之外，厦门岛上还有一些舞场，最著名的当属黑猫和蝴蝶这两家最大的舞场。舞女大多来自上海，最红的舞女每晚的营业收入要在三百元左右，而一些常坐冷板凳、吃汤团的舞女为了生存多暗操卖肉副业。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闽籍、沪籍等的妓院大为减少，而日本浪人开设的妓院却鼎盛一时，在鹭江道一带就有20余家。号称“御料理”名义的餐馆，实际上是日军寻欢作乐的场所。梅乃家是一家高级“御料理”，专供日寇高级官员享乐，一般士兵不得染指。“波止场”是日籍朝鲜人经营的低级“御料理”，专门接待日寇士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府“禁止娼妓”的训令下，厦门的娼妓业虽有所减少，但仍相当盛行。据警察局统计，1947年4月全市妓院计为70家，妓女800余人。娼寮主要分布在晨光路、大生里、妙香路、南田巷、台光街、普佑街、福河街、周厝巷等一带。

厦门解放后，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新政权彻底摧毁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野蛮娼妓制度和社会丑恶现象，对妇女进行解救，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治安问题和社会问题，查封妓院，收容妓女，送往“妇女生产教养所”。人民政府帮助她们安置就业，或从事劳动生产，解决生活出路，使其各有所长，各有所得，妓女从此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