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娼妓业是随着商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自明代建卫以后，天津的地理位置日显重要。它是北京的门户，是漕运的总汇，是长芦盐产运销的中心，是各地物资交换与工商业贸易的枢纽。出现了“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昌盛局面。那时，天津工商业繁华中心，就在北门外针市街、北大关、估衣街、锅店街、侯家后及天后宫南北大街一带。位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侯家后，正是这一带的中心，作为商贾富豪们冶游淫乐的娼妓业，在此得到了迅速发展。《津门杂记》中杨一的“天津论”曾写道：“……出门来满面红光，一口槟榔，东倒西歪在街上晃，又把侯家后上。进入双翠堂，点烟灯，躺在炕，女班先唱两个曲……朝着谁唱，眉来眼去弄巧腔，叫好不住地嚷，钱票费几张。听罢曲出房，颠鸾倒凤对鸳鸯，一夜情难讲，不知不觉东方亮……”这里叙述的就是乾隆年间侯家后娼妓业的繁荣景象。

清朝中叶，因达官贵人欲修花园，把北门外落马湖的一片低洼地垫平，一些特别贫困的妓女为维持生计，陆续在那里搭起一些苇席窝铺，从事卖淫。后有胡、方、张三姓有钱人家在那里盖了200多间房子（均为仅能容纳一张桌子、一副床板的小屋）租给妓女，使落马湖成为妓院的聚集地。

1860年，天津被迫开辟为商埠，并陆续出现被帝国主义侵占的九国租界。他们驱赶中国居民，拆毁茅屋，破坏神庙，树起本国国旗，新建大批房屋、洋楼，修建道路、码头，外国军人、政客、商人及传教士相继拥入，租界的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新兴起的日本租界和靠近它的西边，由原是“三不管”的荒丘水洼地渐渐形成的南市，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而此时的侯家后，由于运河堵塞，漕运锐减，经济逐渐萧条，因此，一些档次高的妓院纷纷迁至租界地及其附近地区，留下来的妓院只得沦为三等。这是天津娼妓的第一次大迁移。

由于租界内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再加上侯家后、三角地、落马湖等娼妓的集聚区，至清末时，天津的乐户已发展到500余家。

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捐税加重，加之散兵游勇骚扰，致使很多妓院关门歇业。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利用地痞、流氓、白面烟鬼等组织便衣队，几次大规模地袭扰商民住户，侯家后、落马湖、北开、三角地等妓院遭到洗劫，又有一批妓院相继关闭。此时，只有南市一带的娼妓业异常繁荣，除天宝班和韵香班兴旺一时，权乐、群英、庆云等落子馆前后,左右各妓院也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有很多班子门口立起锅灶，供应饭局。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1922年和1924年又发生两次直奉战争，连年的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天津的娼妓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加入北伐后，天津国民党政府又高唱废娼禁烟，天津女权请愿团在天津河北师范学校召开大会，将“废娼运动”列为会议首要议程。1923年3月，天津《大公报》连载天津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废娼运动宣言，天津养真社也举行戒嫖戒毒运动大会，曾经盛极一时的南市各妓院营业一落千丈，各班子纷纷迁入日租界。这是天津娼妓的第二次大迁移。

日租界当局特别划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开设之地。原来日本妓院大多开设于日法租界的交界处，即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岛街（今哈密道）、蓬莱街（今沈阳道）一带。中国人开设的妓院，多开设在旭街（今和平路）临近的两侧。据日本居留民团的统计，1928年该界正式营业的日本艺妓91名，朝鲜籍妓女58名，华籍妓女730名。据1936年统计，日租界有营业执照的妓院有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达1000人以上。

1928年以前，天津的娼妓业一直没有自己的组织，乐户及妓女在营业之前均需要向警察厅申请营业执照，有了营业执照即视为合法经营，并向财政部门纳捐上税，从头等到五等均一律执行，由当地辖区巡警负责监督。1928年后，各乐户区域内稍具同业性质，略有系统，特别是萧振瀛任天津市长后，进一步提高了乐户地位，并谕令成立事务所，负责乐户和妓女申请营业执照和缴纳捐税事宜。他还下令废除四、五等乐户、妓女捐，一、二、三等乐户纳乐户捐（俗称门捐），妓女纳妓女捐。所以，娼妓业一直把萧振瀛称为“恩人”。萧振瀛也曾办过妓女感化院、习艺所，进院妓女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学识字、女工和其他手艺，但仅3个月便被迫结束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出于奴化中国人的罪恶目的，公开以繁荣市面、加强税收为借口，提出可以随便设立乐户，并于1938年3月17日，天津特别市公署制定了《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管理乐户规则》以及《妓女检治规则》，设立乐户公会，管理窑主及妓女。由于政策的宽松，一些流氓混混儿纷纷申请开设妓院，伪警察局更是来者不拒，因此，天津妓院骤增，娼妓业空前繁荣。据1938年月12月统计，乐户650多户，妓女3080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大“乐户区”，每个乐户区都设一个乐户分会。

日本侵略军在东车站还设立了一所军妓院（慰安所），这是一所东洋式厅房，四周布以严密的高压电网，并有警卫严加把守。为了得到大量的军妓，日军唆使伪警察局主办，伪警察局将此任务交给乐户公会，从天津各妓院中挑选年轻貌美、身体健康的妓女到慰安所充军妓，每两个月轮换一次，每次30人左右。最初，是乐户公会令各分会上报慰安妓女名单，后来妓女们都不愿去，而日本宪兵队又是不断催问，只好由警察局出面强行征人。日军在征来的妓女中先挑选年轻貌美的，再经过两次的体检，合格者才可以进慰安所。妓女们在这里遭受着残酷的蹂躏，每天至少要接客十七八次，多时要30余次。

更悲惨的还是那些警察局抓来送到山东、河南等地，“慰劳”日军前线将士的妓女们，她们不但要遭受日军的蹂躏，而且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赴前线的军妓中，每10人中就有6人死在前线。

1939年夏，天津发生了特大水灾，市区妓女多数迁至法租界惠中、世界、北辰、巴黎、国民、孚中等饭店内（虽然该处也有水，但因楼高而坚固），既避水灾又能营业。水退及开放交通后，各妓女因在饭店内营业无须领取营业执照，也不用纳捐纳税，更没有巡警查店骚扰的麻烦，所以都不愿再回到乐户。各饭店因妓女的存在营业空前繁荣，他们尽量为妓女们提供方便条件。

1943年6月，伪市府收回法租界，改为兴亚三区，行政归伪市府管辖，但由于“寓禁于征”的政策，伪市府对饭店妓女未予取缔，仍沿用旧法工部局的法则准予纳捐。至1943年底，执有饭店营业执照的“饭店小姐”已达2600多人，实现了天津娼妓的第三次迁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开展“推行新生活运动，逐渐取缔公娼制”，采取限制发展的措施，只允许执有日伪时期执照的乐户和妓女到市警察局换证后继续营业，不允许再发展新的乐户和新的妓女。而妓女们则以旧营业执照遗失为由继续营业，各乐户办事处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擅自印发临时营业执照，使妓女人数骤增。俟警局侦知后，又不得不将临时营业执照换成官方的营业执照。

此后，市政府重新修订了《天津市警察局管理乐户规则》《天津市警察局管理妓女细则》《妓女检治规则》，设立了天津市花柳病防治所，办理妓女就业、休业、请假、迁移和春秋两季检查诊治工作。将原乐户同业公会改为天津市乐户总代表，并在全市8个乐户区设立9个乐户代表处，负责征缴捐税，查验营业执照和检治证以及组织妓女定期检治，代表处负责人多为窑主、领家。

据市警察局1946年9月的统计，全市共有乐户480家，妓女2028人。而据花柳病防治所工作报告中称：全市的明妓暗娼总数约在１万人以上。国民党政府接收天津伊始，大量的美国军人作为同盟军进驻天津，各种舞厅、酒吧应运而生，舞女是伴舞也陪睡，酒吧女招待是卖酒兼卖淫。各大饭店更成为美国兵猎艳泄欲的最好去处。美国军队是不禁止士兵去嫖娼的，他们认为食、色是人之天性，不能避免，所以不但不禁止，而且还予以便利。

1946年8月，天津市九个乐户区，230家乐户联名呈文天津市政府，强烈要求取缔饭店妓女，以振兴乐户区的娼妓业。同月15日，市长杜建时亲自下令取缔饭店妓女，并以市政府丙秘叁字第7157号指令通告警察局、社会局协助办理，令饭店妓女于10月15日以前全部迁出。各饭店妓女闻讯后亦组成16人代表团在国民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历陈饭店妓女在招待盟军时的功劳、乐户区无房可租等迁出困难的理由，而各饭店经理则以盟军仍对饭店妓女有需求为由，联名呈文市政府、临参会、警察局和社会局，请求延缓迁出期限。

1947年初，美国军队离津后，市政府再次重申饭店妓女迁移的命令，并限于3月31日以前迁出。各饭店妓女史美君等86名代表，再次呈文临参会，请转市政府再请缓迁，呈文列举6项理由，洋洋数千言。但这次市政府是下定决心，令警察局派各区警员日夜巡视，凡发现游娼即刻拘捕，各区警局每月呈报一次辖区查禁情况，并令各饭店经理具结保证书，保证该饭店无容留游娼事件。警局如发现游娼不但要治罪游娼，还要重罚饭店。走投无路的饭店妓女一是到南市等乐户区搭住继续营业，二是沦为暗娼、私娼。这便是天津娼妓的第四次迁移。

此后，市警察局又开展了查禁暗娼私娼的活动。此项活动的行动线索主要依据老百姓的检举，其次是户警查户口时发现的。但那些暗娼私娼的领家大多买通了巡警，即使有人举报，也难抓住证据，因为她们均以母女相称，和平常的住家没有什么两样。那些没有门路的暗娼、私娼被警局捕获，也只有关一天，罚几千法币，出来后仍重操旧业。据警局统计1948年共拘留暗娼956人。

1947年底，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废除公娼、净化社会风气。为此，同年年底，天津市乐户总代表李天然等呈文临参会，历陈公娼存在的合理性，并提出“先废私娼再废公娼”的废娼意见。临参会经第四十一次会议核准了该废娼意见，并决议“转市政府参考”。市长杜建时批准此案，并令社会局主办，由警察局联络办理。警察局局长接到文件后在上面写道：废娼本属理想，事实上恐难做到，少一公娼，添一暗娼，亦毋庸讳言，而暗娼流毒尤烈。吾国行政总是好高骛远，其实办不通。是以发生各代表办事处滥发证明，亦是势逼使然。而本局如按事实补发执照，无形中省却若干纠纷矣。

至此，公娼制在天津再次合法化。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断地提高娼妓业的捐税，还声称这是用高捐税来限制娼妓业的发展，进而促其转业。加之娼寮妓院时常遭到军、警、宪、特、地痞流氓袭扰，营业逐渐下降，一部分妓院关门或转业，妓女也只有沦为暗娼这一条路了。

给娼妓业带来更大冲击的还是伤兵。1946年11月，天津总医院、第五临教院、六二后方医院、一Ｏ三后方医院共接收伤兵3790人，市政府令社会局、市商会及各社会团体发动大规模慰问伤兵运动，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协助改善其生活环境，予以适当娱乐。此令一出，数千名伤兵分赴各娱乐场所，一时间，戏园子、电影院、茶社、书场及妓院到处都是伤兵，他们不但分文不掏，还强拿强索，稍不满意非打即骂，还砸了数家娱乐场所。

1946年12月间，天津乐户代表总办事处李天然等数次呈文市警察局，请求马上采取措施。呈文称：全市各乐户每天要接待伤兵多则30余次，少则也要10余次，伤兵们不但强索烟卷、茶水，而且还殴打伙友、妓女，强令请客，搜索游客钱财，将住客赶走后强宿妓女，如不得满足，即大打出手。游客望而止步，乐户经营一落千丈，每日还要拿出近万元法币应酬伤兵。更有甚者，一些人穿着伤兵服装冒充伤兵寻衅滋事。

为此，天津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与区域巡视纠察，发现伤兵滋事即行拘押，伤兵如有反抗，即遭宪兵一顿乱打，那时，胡作非为的伤兵最怕的就是宪兵。

在纠察队的联合镇压下，伤兵们略有收敛，但仍有乐户不断受到骚扰，天津娼妓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惨淡经营的，直至1949年1月天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