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卫的混混儿，又叫混星子，他们自称“耍人儿的”，为地痞、流氓、土棍的通称。二百多年前，天津卫的混混儿以“愍不畏死，结党肇衅，持械逞凶，称霸一方”而闻名全国，据前人记载，当时天津的土棍之多，“甲于全国各省”。他们将整个天津城分割成若干块，分据把守，并时常为地盘之争演绎出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群殴械斗。他们有设赌包娼、争行夺市、抄手拿佣的不法行为，也有抑弱扶强、打抱不平的侠义之举。

逢年过节或大混混儿的生日，甚至是著名混混儿父母的生日、孩子的满月等名目繁多的“节目”，他们都要向所在地界的商家、厂家、戏院、妓院等地撒下大红“请帖”，各家收到帖子后，就要马上将钱送上门来，否则就要大祸临头。这就叫“飞帖打网”。

混混儿到了中年，便开始寻求长久之计，往往致力于开戏园子、开落子馆、开娼窑等营生。天津著名的女混混儿曹李氏，因与吉林督军孟恩远是同乡，又曾在孟家当过老妈，加之她长得俊俏又精明，中年后，便在天津南市开了个名叫天宝班的妓院。此后她又结识了张作霖、鲍贵卿、王占元、张宗昌等大军阀，为迎合他们的心意，她特地花重金买来了江南苏州、扬州的美女。一时间，军阀、官僚、富商蜂拥而至。张作霖、鲍贵卿、张宗昌先后从班子中领出妓女做了姨太太。张作霖每至天津必来天宝班与曹李氏玩“斗十胡”。这样一来，曹李氏名声大噪，竟成为天津的风云人物，人称“小李妈”。一些趋炎附势者，便奔走于小李妈门下，借她“口角春风”，求得一官半职。就连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也成了她的掌中人物，被她呼来喝去。

清末，一个叫赵二的小混混儿想一鸣惊人，他在侯家后将正在三顺班妓院打牌的前辈郭四爷停在门口的轿子给砸了，还叫喊着让他出来跟自己过过招儿，郭四爷听后不动声色依旧打牌，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等赵二骂累了、撤了，郭四爷便溜达着回了家，他让轿夫明天一早再赁一顶轿子，他要到赵二府上去问安！

赵二知道这事儿郭四爷不会这样善罢甘休，定会有下文。于是，他一回家就找来了一群混混儿等着郭四爷打上门，这叫“侍候过节儿”。一大早，就有人来报：“郭四爷来访。”众混混儿听了，一齐抄家伙便要迎战。来人却又说：“郭四爷就一个人来的，说是特来给二爷请安问好。”赵二听说郭四爷只身前来“找场”（吃亏后找人前来报复），反倒慌了，急忙一路小跑着出门迎接。但见郭四爷满面春风，双手作揖，抢先问安，赵二也只好笑脸相迎，将郭四爷让进客房。

落座后，郭四爷抱拳拱手道：“二哥，受惊受惊，昨日个在三顺班的是我。”赵二听了急忙作揖打躬道：“四爷，我要知道是您老，怎么我也不敢呐。这话是怎么说的，我这给您磕头赔罪了。”四爷连说：“不敢，不敢。我还有点儿事儿改日再来讨扰。”说罢扭头便走。郭四爷到家不大工夫，有人报：“赵二爷回拜。”郭四爷起身相迎，将赵二迎进客厅，照旧一通寒暄。就此二人言归于好。通过此事，赵二不但没有撼动郭四爷，反而自讨了一个没趣儿，而郭四爷寨主的位子更加稳固了。

清同治年间的一个冬日，大红桥的人到掩骨会来卖橘子，因缺斤短两被掩骨会的人把秤杆子撅了。他跑回来后就报告了大红桥的混混儿，于是，大红桥的人就带着家伙到掩骨会来找场子。一进掩骨会的地界就开始蹦着脚地大喊大骂。偏巧，掩骨会的寨主当时不在本地界上，其他的混混儿又都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出头。

这时，一个正在嫖宿土娼的马五听不过去了，只见他披着一件红棉袄，赤裸着下身，光着脚从屋里“嗷唠”一声蹿出来，嘴里不停地叫骂着冲进了人群，把棉袄向外一撇，一丝不挂地躺倒在雪地上：“别打亮着这地界儿没人，五爷我出来了，倒看看你们这帮王八羔子能有多大的尿！”大红桥的人抄起手中的刀，在马五的脑门上一蹭，便是一道口子，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此刻，大红桥的寨主忙上前拦阻道：“你们跑这儿打便宜人来啦？你看这血流的，快给马爷的伤口擦上点药止止血！”有人拿过一把盐面洒在马五的伤口上，用力往里揉搓。马五硬是一声没吭！见此情景，大红桥的人蔫了，在寨主一声“丁着下”的号令中，大红桥的人撤了。从此，马五便成了掩骨会的寨主，设局招赌，无人敢搅。

有些混混儿也沾染了小偷小摸的恶习，被称作混混儿中的“败类”。清末，在东城外，依城墙造屋的妓院名曰“排岔子”，都是下等妓院，用上津钱200文，就可在此销魂一度。入夜，各妓院均将妓女刷洗过的绣鞋、足缠等晾地院中，有东城混混儿一行6人中一名叫赵纲的专门偷取此物，取其小巧者，大者抛投于城壕之中。一个名叫穆灿的擅长弹唱，且善变戏法之术，每赴娼门买笑时，必要来乐器吹拉弹唱，曲终乐器也已不知去向，甚至屋内陈设的瓶、镜、钟表之类的，以及衣饰、被褥等物也能被他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

旧时，各妓院支出的费用中有一项小房钱、一项大房钱，小房钱给付房东，大房钱交给混混儿，因为各个地域的妓院都由“管片”的混混儿罩着。妓院本来就是是非之地，虽被人们称作“温柔之乡”，但却时常上演全武行。为此，遇有嫖客之间的“醋海风波”、“花丛荆棘”的寻衅滋事或是妓院之间的纷争，混混儿就会出面了事。解决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武力，双方大打出手，以决胜负；一是找“袍带混混儿”从中说和。所谓“袍带混混儿”，就是一些名混混儿，在步入中年或老年后，不愿再过成天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日子，开始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威望，担任出头为矛盾双方调解的角色。由于他们交际广泛、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言必切中要害，排解得当，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为双方接受。如果不接受，他就跪地磕头央求，或装疯卖傻，倒在地上，翻白眼、吐白沫，装死吓人，双方怕闹出人命，只好接受调解。

双方和解时，袍带混混儿先要自己或联合多人，分头向双方解释，请求各方退让一步，放弃前嫌，言归于好。往返多次，双方同意和解，再约定日期、地点，由和事老出资备若干酒席，并请些人作陪。双方见面后彼此客气几句，两位寨主必都不肯先进门而互让三遍，袍带混混儿出头，二人一先一后入门。入座时，后入者居首席，先进者作陪。入座后，大家只叙旧情，不谈前嫌。席间每人只吃一小碗饭便罢，吃饭只是个形式，点到而已，行话叫“坐坐儿”。饭罢，二人同起向众人告辞。出门时，后入者走先，先入者随后，一揖分手后，一场恶战宣告结束。

清咸丰年间，侯家后一带有个姓佟的武状元，他在旧兵营里混了些年，退役后在家养老，置办了一些房产。由于威望高，他在官、私两方面都吃得开，地方绅商也都敬他三分。一些天津卫有头有脸的人来侯家后办公事或是谈生意，都要先拜访他，在他那里挂上一号，他点了头，便可畅行无阻。倘若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私自”行事，他就会找碴儿砸了你的轿子或是打伤了你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水大漫不过船去！”当年，侯家后的各家妓院只要有了“过节儿”，一时解决不了了，就要找到他，请他出面调解。说来也算灵验，只要他一出头，双方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庚子以先，天津混混儿之风大炽，聚众群殴现象时有发生，死伤无数，民怨极大。官方不得不出面惩治，一时将数十名混混儿收监入狱。但因混混儿们个个都善于“熬刑”，不管罪有多大，从无口供。按当时的法律，无供则不能处以极刑，所以混混们就凭借着这一招有恃无恐。光绪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特旨治匪，倘若治匪不利，地方不靖，则要拿地方官府是问。

天津县署大人一时为难。手下有个外号“猴子崔”的判官，给他出了个妙招，制定了杀、辱二罪。凡狱中所囚混混儿，不问罪行的轻重，一律先治辱刑。县署招来一些下等娼妓，令她们脱去衣裤，赤裸下身，双臂伸平，两腿张开，如“大”字形，排成一队，站在县署公堂之上。如果混混儿自认改过，就有人将其头发剃成“娃娃头”，穿“老虎鞋”，再令其跪下，双臂抱于胸前，弓背弯腰，呈怀抱中的婴儿状，从妓女身后膝行过于裆下，高呼妓女“妈妈”，妓女应声作：“哎，好儿子。”最后仍膝行至于县署门外，就算赦免了他的罪行。但因为受辱而失去了好汉之名，从此，他再没有资格做混混儿了。不愿接受辱刑者，立时五花大绑，押赴西关刑场枭首示众。

一些混混儿见官府动了真格的，为了保全性命，只得受辱。其中有一个叫王二狠子的混混儿，在狱中已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见此情景，坚不受辱，凛然选择了极刑。在送往刑场的路上，囚车中的王二狠子仍面不改色，一路唱着窦尔敦的《盗御马》，赢得路人一片叫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