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费孝通陷阱”——中国城市化需要重定坐标（节选）

我将一如既往，用关注城市化的方式回望乡村，用智力推动城市化的方式回报多灾多难的父老乡亲！一切正如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道格•桑德斯在其堪称伟大的《落脚城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一书中所言：“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也取决于它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经营不善的落脚城市可能把乡村变成一座监狱，经营不善的乡村则可能导致落脚城市失控。”

——题记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一些人在“仰望星空”期待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顶层设计”；一些人在“脚踏实地”关注和研究发自底层和社会层面的“自发秩序”。在我看来，关注后者的人数远远少于关注前者的。但毫无疑问，“自发秩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远大于“顶层设计”。而当下“自发秩序”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最甚的，莫过于中国最后一波也是最大一波城市化浪潮。在这一浪潮中，十亿以上的中国人将越过重重阻碍和艰难险阻，彻底告别农耕生活，进入更加集约、文明、富裕的城市生活行列。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经城市化而能够进入现代富裕、发达、文明、低碳的国家行列的。当下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等全方位的影响，乃至于对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和家庭具体境遇的影响，都将远远大于政治民主化。必须先补上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这一课。没有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政治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有了财产自由、市场自由，政治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正如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2013年11月9日）写的一首打油诗里说的：

“没有市场做基础，欲求民主得民煮。千古悠悠斑斑泪，何以兴亡百姓苦？不从个体自由起，一朝变天总辜负！

市场权利还市场，法治护航且开路。透过迷霾看前途，自发秩序终有数。何妨笑谈茶杯里，看遍毁誉与沉浮。”

当代中国，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个人解放史，城市化则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筚路蓝缕、离乡背井，将这种个人解放推到极致的奋斗史和血泪史。作为中国最后，也是规模最大、变化最快的一次城乡大变迁和财富大洗牌，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将因这场城市化浪潮而被改变。

但是，由于公民财产权、自由迁徙权等权利的长期缺位，以及“顶层设计”在理想主义指导下的职能错位等原因，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又注定是格外山高水远。放眼望去，是崇山峻岭层层阻拦，只有仔仔细细在荆棘丛中寻找，才会发现那一脉细流，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终于要冲破重重阻力，迂回曲折地冲出大山，奔流到海不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