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课堂上，有同学问我：当代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每每背道而驰。

中国的城市化政策逻辑，至今深迷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38年写就的《江村经济》（又名《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一书里。自1978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重启以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战略一直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青睐，甚至几度成为国家基本战略。但时至今日，硕果仅存的也就是距离大都市圈（群）中心城市百公里范围左右的小城镇，其他大多或因效益不佳、或因环境污染而被迫叫停。

哪怕如今已经是“鬼城”遍地（中小城镇大跃进，房屋供应严重过量导致出现大量无人居住的区域），从政府的政策选择到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设计，依然担心农民进入大城市会导致出现贫民窟，担心他们失去居住尊严，甚至制定政策限制他们进城，尤其是进入超大城市。直到2013年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在坚持基本一贯的主张：“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这一条是1998年开始放开的——大焕注），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将来的事实还将证明，“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场自发选择的“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栋房”“蜗居城市住老鼠窝（地下室）、家里房子给老鼠住”，这种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长远景观。试图用行政力量改变人口流向，不但改变不了大城市化潮流，反而会加剧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资源与财富浪费甚至是移民三代的城市骚乱。

当今国师厉以宁先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范式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理念一脉相承。2013年10月17日，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城镇化道路，采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目前我国公布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1%，这种统计方式把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也计算在内，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剔除农村户口，现在全国的城镇化率不到40%。再过几年，中国人口将超过14亿，要达到西方国家80%的城镇化率，将有12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城市。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超过6亿，再往城市里涌入5亿多人，城市里有这么多水、土地和工作岗位可以提供吗？”厉以宁认为，传统城镇化最后带来的是“城市病”，带来了城市中的“反城市化”倾向。今后，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要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采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要进入以新农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社区。只要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新农村就可以由村的管理变为社区管理模式，这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

但是，厉以宁先生又是自相矛盾的。他说，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最佳途径。如果城市没有小微企业，没有民营企业，这个城市只能是“鬼城”。那么，厉以宁先生难道认为小微企业像小农经济一样自给自足（如今已经不能保证基本温饱），而不是服务于城市的其他人群吗？一边说就地城镇化，一边又说要小微企业，没有人口的高度聚集，小微企业为谁服务？“就地城镇化”的人们只为自己服务？

当代主流的“就地城镇化”思潮，更早的思想源头应当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但他所描述的开弦弓村地处江苏省吴江县，如果不是以长三角大都市群为背景，如果不是“东临上海，西濒太湖，南近杭州，北依苏州，古有‘吴根越角’之称”，如果不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之间有吴江”，它的“就地城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979年，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此后，深圳特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由一个落后的小渔村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

1990年4月，江泽民在长三角的浦东画了一个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了开发浦东的决定，此后浦东成为上海经济的引擎，亦被誉为中国三个增长极之一，地区面貌日新月异。而先进的国际物流港口，航空运输、铁路轨道运输、城际高速路共同建构的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体系，使浦东距世界仅“一步之遥”。

2003年，又在河北唐山曹妃甸画了一个380平方公里的圈，配之以首钢整体搬迁。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它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然而大规模地投入建设长达10年之后，这个“圈”却不灵了，曹妃甸陷入“鬼城”风险，平均每天要偿还的利息高达1000万元。

设想一下，如果深圳特区不是以珠三角和香港这个大都市群为依托，如果浦东新区不是以长三角大都市群为背景，而是把这个“圈”画在新疆喀什50公里外，或者画在甘肃酒泉，它们会不会也成为今天的曹妃甸？

厉以宁先生说：“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超过6亿，再往城市涌入5亿多人，城市里有那么多水、土地和工作岗位可提供吗？”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许可以作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这句话里你看出了什么？我的答案是：1.三大都市圈未来的人口会让今天许多中国人目瞪口呆，特别是坚持小城镇理想的人们；2.三大都市圈未来房价会让今天许多人目瞪口呆，特别是以古板的房价收入比来衡量的人们；3.三大都市群自我创造的就业机会会让许多人目瞪口呆，特别是以为就业岗位需要政府来创造的人们。我要问坚持“就地城镇化”理想的人们：如果“就地”有就业岗位和上升空间，人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自找麻烦到城市？过去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战略已经失败了一次，我们难道还要在十几年后又重蹈覆辙？事实上，人口的高密度聚集本身就是就业岗位源源不断的创造机，而试图依赖政府安排就业的幻想只会酿成悲剧。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计划一切，导致就业岗位锐减，不得不采取知青下乡和计划生育政策，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被迫重启市场化之路。今天，国企占有全国资源总量近半，在13.7亿人口中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过区区6000万左右，央企更是只提供了2900多万个就业岗位。

执着于小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的人们，经常拿宁静、悠闲、空气清新、住房宽敞、经济发达的小城镇为例说事，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包括试图“借道”费孝通的人们，往往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忽视了这些小城镇自身的背景——它们依托的就是大都市，甚至本身就在100公里左右的大都市通勤圈内。离开这个大背景，试图让最广大的农村全都“就地城镇化”，是虚妄；试图用行政力量强行搞“就地城镇化”，就不仅是虚妄，更有可能是悲剧、是灾难了！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任何人都不是傻瓜，难道普通老百姓比学者和决策者更不知道享受小城镇的明月清风高堂大屋吗？偏要到充满灰霾、拥挤不堪的大城市挤地下室？普通百姓又不是受虐狂，偏要自己找罪受。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就地”根本没有就业和上升空间。而在当下中国47%的工业化率对应只有35%的真实城市化率（世界平均水平是26%工业化率对应70%左右城市化率）、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城市化率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率的大背景下，想用小城镇工业带动就业，比十几年前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还要难。并不是住楼房、有公共社区服务和均衡社会保障就叫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还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就是人口一定程度的聚集。

退一万步说，试图人为采取大城市化或小城镇化战略，而不顺应、遵从市场规律和人的自由选择、自由迁徙权利，包含了精英阶层致命的自负，以为政府主导的某种一统天下的政策是更高明、更理性的，民众自发自主的选择却是非理性的。其实，政府的理性同样是人为的结果，同样受到人类理性的制约，一旦出错，就是整体出错，损失很大，而且难以纠正。而个人即使出错，也是局部之错，损失较小，而且可以及时得到纠正。

那些宣扬小城镇和农村有种种好处，甚至不惜采取行政手段都要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决策者、学者、舆论鼓吹者，能不能诚实一点，来点实的，既然农村和小城镇那么好，你们自己能不能带个头，离开一线二线城市，举家迁徙，先到农村和小城镇安家立业？否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为为人做事之底线。

当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举成为他的成名作，成为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这篇文章也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从此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但是，后来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特殊的城市地理背景，把它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从而一再陷入“费孝通陷阱”而无法自拔。就像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由于它们特殊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背景而不可复制一样，把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当成一种模式在神州大地四处复制已是一种悲剧，再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梦想去限制人们流入大城市，则注定是一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