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计划终于被制订完成，布什总统也于2001年10月7日在全美国人民面前宣读了这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计划：美利坚合众国将向塔利班组织宣战，因为该组织拒绝交出“基地”组织的头目，并拒绝关闭恐怖分子训练营。然而，我们在“持久自由行动” 初步阶段就遭遇了挫折。由于阿富汗地处偏远，发展滞后，塔利班分子很快就能摆脱追踪，美国战斗机根本无法轰炸那些无法从空中进行打击的设施。现在是时候进行地面战了，但是我们的“骑兵”还不能开始行动。在10月7日之后的几天里，每次召开国安会会议时，我们都会进行下面的对话：“法西姆•汗准备什么时候行动？”“他们说他们需要更多的装备和更精确的情报才能采取行动。”特尼特这样回答道。那么，有些人就会接着问：“为什么他们还没拿到他们需要的情报？”“只要他们出兵攻打塔利班的部队，我们就会把他们需要的情报双手奉上。”特尼特如此回答。总统不耐烦地提出抗议：“他们只管行动就是。”由于迟迟没能发动地面战，媒体接连几天都在大肆报道，说美军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沼而无法自拔。

转眼到了10月末，多斯图姆将军终于不愿意再等法西姆•汗发兵，于是在阿富汗军事要镇马扎里•沙里夫发动攻击。布什总统在此之前赶往上海，参加因“9•11”事件而延期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塔利班武装在几天内就在阿富汗全境节节败退，就在即将攻克喀布尔的那天，我们和普京开会研究，盟军要一举攻克喀布尔，还是要包围该城，让塔利班自动投降？我们担心塔利班或许会摧毁喀布尔以做困兽之斗，所以我们稍稍倾向于攻克喀布尔。巴基斯坦方面表示担心：如果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领导的北方联盟军队突然出现在首都的大街上，或将破坏这座城市的民族协调性。

然而，就在我们互相沟通做出决定之前，北方联盟的军队已经攻克了塔利班的防线，占领了首都。正如布什对普京所说的那样，一旦展开攻击，塔利班就会像砧板上的鱼肉一样任人宰割。我不知道俄罗斯人的翻译是否到位，但普京显然听明白了，深表赞同。

�/��ྡྷ8�M�以及两只宠物狗也跟着他走了，随即我、哈德利和卡德也各回各屋。这个小插曲给我带来了片刻的轻松，“说出去都没有人信。”我小声对哈德利说。

我走进楼上居住区的一个房间。打开电视机，里面还在不断播放撞击的画面，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我疲惫不堪，却只睡了一小会儿，也就两三个小时吧。凌晨4点半左右，我决定不再睡了，于是穿好衣服走下楼，来到我的办公室里。

到办公室后，我看到了美国驻北约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的留言。我随即给他回了电话，伯恩斯告诉我，北约成员国希望就第五条款进行投票。该条款规定：“攻击一个或多个欧洲或北美成员国即可被视为袭击整个北约。”他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我强忍着泪水对他说，美国非常感谢北约能够这样做。基于我长期以来对北约的研究，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北约第一次启动这项共同防御条款，该条款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关键部分。促成北约组织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于1949年签订，第五条款一直备受争议，因为该条款规定，在局势紧张之际，即与苏联发生冲突时，美国有义务保护欧洲。现在，苏联已解体10年，北约成员国表达了跟我们同甘共苦的决心，我非常感动。有此等盟友真好，我想。

后来，美国并没有让北约完全参与“9•11”事件的应对行动，这让北约颇觉失望。很多次我都想弄明白，我们是不是没有抓住机会对外宣布第五条款。如果我们没有错过这次机会，将会对北约产生深远影响。凭美国的一己之力就可以向塔利班宣战，这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我们一直忽略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军事能力，未能在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上保持一致的步调，以致无法共同抵御敌人，而且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无法快速调动部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9•11”事件之后，我们应该团结一心地打击恐怖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铲除“基地”组织及其老巢。然而，我总觉得我们辜负了北约的一片好意，希望美国以后能采取更合适的处理办法。

此后每天都是“9•12”

即使时隔多年，这句话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次袭击事件给布什政府以及我个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事件没有安全事故可做参照，我们每天都要全力以赴避免再次遇袭。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我们却无力阻止极端分子向我们发动毁灭性打击。这群乌合之众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而且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密谋这次行动，这让我们的安全理念遭到了重创。政府机构在应对恐怖威胁之时如同虚设，因此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天，以及最初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必须临时调整部署，弥补漏洞。

联邦调查局局长、司法部长和中情局局长一起参加总统的情报简报会议，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国内情报与国外情报部门在总统办公室暂时联合起来。）一夜之间，所有潜在威胁报告都亟待总统解决，尽管也许可能性为零。因此，我一看到威胁报告就觉得头皮发麻。情报机构已经误算了这次袭击，他们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9月12日的早晨，听完特尼特陈述的“基地”组织犯罪理由，布什马上通知战争委员会，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基地”组织彻底捣毁，但是当务之急是防止他们第二次袭击我们。

布什给我们布置了几项紧急的任务，条理非常清晰，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其次，我们要给美国人民以信心，让国家尽快恢复常态。倘若美国社会陷入混乱，那么恐怖分子无疑赢了。再次，制订计划摧毁恐怖分子的网络，告诉那些包庇恐怖分子的人，要么与美国为友，要么与美国为敌。最后，向“基地”组织宣战，并要取得成效，也就是说要把“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老巢一起铲除。绝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能白费力气而无所收获。

布什总统立场坚定，支持他的各个决策机构却人仰马翻，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给几个国家的元首打完电话，召开几次情报简报会后，布什总统又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国安会会议。我们面对的问题五花八门，因此又有很多人来参加会议。除了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情局这些国安会的核心机构外，还有其他几大部门出席会议，包括处理国内情报和安全工作的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应对经济问题的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NEC），还有管理机场和公路的交通部。

会议室里几乎人满为患，布什越是想做到井井有条，会议就越发变得乌烟瘴气。因袭击事件而不得不留在美国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要回澳大利亚，我们还得让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从欧洲返回。布什想知道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安全开放机场，华尔街和银行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正常运转？恐怖威胁报告上指明发电厂也在袭击目标之列，我们是否拟订了防护计划？谁来负责联系其余47位州长？这些地方虽然没有遭到袭击，但是各位州长也迫切地希望白宫能告诉他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我一边环视四周一边想，我是堂堂国家安全顾问，理应为总统服务，把所有事情都理顺。

那天下午的第二次会议稍微好些，但出现了新问题：我们封锁了边境地区，贸易往来因此而受阻。我们与加拿大之间的整体工业供应链受到了不利影响，底特律方面多次给我们打来电话，他们说由于联系不上加拿大的供货商，通用汽车公司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很快就将停产。布什总统不仅大力敦促有关方面重开机场，还极力责成相关方面想办法让美国民众相信搭乘飞机并无危险。

我和副幕僚长约书亚•博尔滕以及斯蒂芬•哈德利决定成立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将各司其职，负责各项善后事务。博尔滕负责国内事务以及跟各州的联系工作。我们还求助于司法部副部长拉里•汤普森，请他制订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拉里•林德西除了负责协调各项经济问题，使国家经济不致因为此次袭击事件而受损以外，还要负责各个金融行业的重开工作。我和哈德利则负责处理战争委员会的大量突发工作。几年后，有一次我和拉里•汤普森在午餐期间谈到了这些问题。“你为何让我制订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计划？”他说，“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告诉他谁都不是内行，但他有能力，所有人都信任他。在“9•11”事件刚刚发生后，他是处理这件事的不二人选。

9月12日下午，我陪同布什来到五角大楼。我们开车到那儿时看到了飞机撞击大楼一角留下的废墟。那里本来有一堵墙，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洞，钢筋和混凝土弯弯曲曲地交缠在一起。救援人员还在进行搜救工作，布什总统想对他们说声“谢谢”。我先是陪他去各处看了看，然后一个人跑去和搜救人员说话，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护士，还有些是目击者，他们不管受害者是否可施救或已遇难，都把受害者从废墟中拖了出来。与车队会合时我仍然全身颤抖，我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多才休息。司机送我到水门公寓，下车时我在想这是什么味儿？原来是我在五角大楼时渗入衣服里的烟熏味。

第二天我继续工作。我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尝试着做做每天都会干的事情，好让自己平静下来，比如做运动。我的头发早该打理了，于是我抽时间去剪头发。坐在理发店时，电台正播放约翰•列侬的《想象》，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晚上11点49分我才离开办公室，这时我已经习惯一天工作17个小时了。

次日早上醒来后我打开电视机，我看到英国皇家卫队正在伦敦白金汉宫的广场上进行演奏。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良久才发现他们是在演奏美国国歌，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9•11”事件已经过去两天了，这两天我总感觉浑浑噩噩，会莫明其妙地感到害怕。9月14日，我们在国家大教堂为全国祈祷和追思活动做准备，我仍然不能摆脱这种状态。总统的车队如同送葬的队伍，我和安迪•卡德坐在“操控”车里。国家安全顾问与幕僚长总是结伴而行，还有总统军事事务助手。在前往麻州大道的途中，我看到有个人手持标牌，上面写着“天佑美国，我们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倒”。接着，车队经过俄罗斯东正教堂，牧师敲响了巨钟。到达国家大教堂时，我们把车慢慢地驶进教堂前的圆形区域内。进入教堂之后，我看到了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其中包括前总统和几位前内阁部长、高等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和军界人士，他们聚集于此是为了参加全国哀悼日的纪念活动。这场悼念活动汇集了三大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也在其中，是一场多教派追思活动。大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尽管疾病缠身，却依然强打精神在仪式上给我们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