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发生之后，从9月12日起我们就开始了“9•11”事件善后日常处理工作，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向总统做简报。现在，我们的会议成效更加显著，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不仅会在会议上提出恐怖威胁报告，还会说明应对方法。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只会让制定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总统很喜欢问一些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由情报信息引申而来。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没有出席会议，所以我必须把会议议题集中在派遣哪些情报人员参战的问题上——要使我们的会议成为纵观全局、保持政策中立立场的会议。我经常提醒总统，如果情报问题让他在制定政策时左右为难，那么国家安全小组就有义务为他分忧解惑。

情报简会结束后，布什接到好几位国家元首的电话，他们大多表示，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这段忙乱的日子里，他们越发团结了。其中一个电话是普京打来的，这是他第二次致电布什。两人的谈话让人印象深刻，普京表示俄罗斯定会为美国提供帮助，特别是可以帮助美国得到中亚国家的帮助。我们的优势一下子就凸现了出来：我们正需要俄罗斯情报部门通过他们遍及中南亚地区的情报网络为我们提供情报。

通完电话后，国安会第一次深入讨论了兵发阿富汗的计划。布什将前一天晚上我准备好的文件发了下去，明确表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保美国不再遭受攻击。在这样的目标下，我们必须捣毁“基地”组织位于阿富汗的老巢。

此外，我们很快就向阿富汗民众提供服务事宜制定出多项原则。我们自觉有责任让阿富汗民众的生活在我们撤军时比我们初到时有所改善。因此，解放阿富汗妇女就成为我们最早制定的政策目标。阿富汗女性深受塔利班组织的荼毒，塔利班组织不仅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规定她们只能在家劳作，若无男性陪同则禁止外出。若有女性违反塔利班对伊斯兰教律做出的极端阐释，他们就会在一个由联合国出资翻修的体育场里对这些妇女执行死刑，并且还会聚众观看死刑执行过程。一名塔利班领导人居然冷嘲热讽地要求联合国为他们单独建造一座行刑场，这样体育场才能用来踢足球。塔利班的怪诞本性由此可见一斑。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于11月17日代表总统在广播中发表了演说，把改变阿富汗妇女的命运确立为美国阿富汗战争的核心任务。

我们随即将重点转移到了外交策略上，显然外交策略执行起来颇有难度。我们必须说服巴基斯坦结束长期支持塔利班组织的做法。我们派遣理查德•阿米蒂奇出使巴基斯坦，为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捎去口信。美国不会再忍受巴基斯坦模棱两可的做法：巴基斯坦要么与美国为友，要么与美国为敌。穆沙拉夫总统十分有力地回答说他愿意与我们联手。

第一次开会时布什就说他希望让阿富汗民众了解，我们与苏阿战争之初苏联所持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他很早就提出是否可以在阿富汗空投食物，以解该国大部分地区即将面临饥荒的燃眉之急，以此作为我们在阿富汗投下的第一颗“炸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负责人安德鲁•纳齐奥斯可以协调各方向阿富汗提供大规模国际援助，以配合我们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我们准备了给塔利班组织的最后通牒，并仔细研究了初步作战计划。布什总统重申了鲍威尔在戴维营表达过的观点：我们不能效仿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做法，正派的国家绝不会不宣而战。

在我们周密地计划的同时，中情局也已就其在阿富汗的情报工作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在“9•11”事件之前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情局跟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关系要比跟南方的普什图人的关系好。

布什反对任何美军在阿富汗进行大规模地面战的计划，而是决定由阿富汗士兵在地面战中充当主力，美国情报部门、特种部队以及空军予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情报供给和作战部署之间的配合高度默契，而且由谁指挥作战也成为一个难题。

对阿作战计划制订工作逐步向前推进。几天后，因指挥人选空缺问题而不厌其烦，于是布什直截了当地问：“谁去指挥作战？”这个时候出现了令人不快的一幕。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的副手约翰•麦克劳克林那天代替特尼特出席会议。麦克劳克林提名拉姆斯菲尔德，拉姆斯菲尔德却提名麦克劳克林。于是，布什对我说：“把这事搞定！”布什有些生硬地结束了那次会议，我只好让各位首脑先留下来不要离开。其实我也没必要说太多，拉姆斯菲尔德和中情局的人也都明白。他们想出了一套灵活的安排办法，出兵阿富汗之后，还是由五角大楼主要负责此次行动。

多处迹象表明，自冷战时期延续至今的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类新型战争，上述情况就是如此。这尴尬的一幕过后，为着自身利益着想，特尼特和拉姆斯菲尔德只好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军事机构和情报部门之间从不曾出现天衣无缝的配合，但也越来越有成效。2011年，在这两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下，我们成功地掌握了本•拉登的行踪并将其击毙，此一役堪称这两个部门在合作下取得的最大成绩。这两个部门是在我们打响阿富汗战争之前各部门进行初期准备工作时，才开始合作的。

早年，只有出于私人交情或者在双方高层领导和白宫的逐日监督下，情报部门和军事机构才可能合作。在执行一项新任务初期，若要这两个机构合作，往往就得采取这样的办法。事实上，1947年《国家安全法》授权成立的组织部门虽受到广泛赞誉，一开始却都只是临时编制，其中就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他们的前身是战争委员会和战略情报局，都是由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二战时为提高战时计划性创立而成的。

尽管面临新的挑战，但总体来说国安会的运转情况良好。鲍威尔与拉姆斯菲尔德配合默契，国务院十分愿意且有能力为支持军事行动而进行外交斡旋。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服中亚地区各位固执的领导人，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尔莫夫，从而可以在阿富汗及其周遭国家驻军。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终于各取所需，我们取得了驻军权，而卡尔莫夫也因为他的“慷慨支持”而得到了美方一揽子丰厚的经济援助项目。

俄罗斯始终表示将对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合作“开绿灯”。毫无疑问，俄罗斯支持美国在该地区“暂时”驻军，打消了有关方面的疑虑，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因此不必担心莫斯科对此问题将做何反应。

后来，美国和中亚诸国之间的这种合作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让我们和克里姆林宫闹得不可开交，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日益发展壮大，需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规模更大、驻扎期更久的军事基地，于是莫斯科就开始小心戒备。2003年，“颜色革命”开始席卷前苏联加盟国，腐败官员被赶下了台，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都是西方世界的支持者。很明显，普京悔不当初，他闭口不提“合作”二字，而认定野心勃勃的美国试图对俄罗斯形成“合围之势”。

我相信“9•11”事件过后，普京将打击恐怖主义当成美俄关系中新的焦点，两国在此问题上享有共同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很快就把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与车臣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成俄罗斯对车臣采取残忍的打击政策，但是车臣跟“基地”组织联系越来越紧密却是不争的事实。布什执政时期，我们跟俄罗斯的反恐合作开展得十分顺利。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Beslan）一所学校遇袭时，布什总统和其他几位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坚称这属于恐怖主义行径，并认为这种恐怖袭击跟美国当年的遭遇别无二致。俄罗斯对美国的明确表态十分满意。

然而，在共同反恐问题上，普京比较急功近利，而美国却认为反恐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民主和推进自由议程，二者很容易发生冲突。此外，俄罗斯又在国内实施威权统治，双方共同反恐目标因而进一步复杂化。后来，美俄在共同反恐问题上出现了矛盾。但在我们准备发动阿富汗战争之时，俄罗斯尽心尽力地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帮助。他们与北方联盟长期交好，并同意为其提供装备。

一天，乔治•特尼特对我们说，阿富汗的军队领导人、北方联盟指挥官穆罕默德•法西姆•汗和阿卜杜勒•拉希德•多斯图姆麾下的士兵还没有拿到所需物资。“打电话给谢尔盖•伊万诺夫。”总统吩咐我说，我照做了。伊万诺夫说他正在全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找驴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驴子？”我重复道。

“你没听错，就是驴子。那些士兵只能骑着驴子才能通过狭窄的山间小路。”他告诉我。后来，我们看到一组照片：21世纪的美国战斗机正在为我们的“骑驴战士”进行空中掩护，我们都忍不住会心一笑。

“何时才能给我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的制订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但是过于拖沓，总统对此感到十分焦心。每次国安会会议都毫无成果，军方迟迟不能向总统提交最终作战计划。虽然布什总统此前对我说过，他觉得没有必要仓促开战，我们应该待到万事俱备之时方可发动战争，但他也很清楚，美国民众和全世界都期待我们有所行动，他们心中的行动时间点很快就要来临了。此外，他也不希望等太久，从而让“基地”组织从其在阿富汗的老巢再次向我们发起袭击。

最后，布什总统再也没有了耐心。9月27日下午，我去中情局参加情报简会。其间有人把我叫了出去，说是布什打来了电话，他非常生气。“我明天就要作战计划，”他说，“给拉姆斯菲尔德打电话，我明天就要！”

“好的，总统先生。”我决定立即离开中情局返回白宫。我的车刚刚绕到乔治•华盛顿大道上，车内的电话就响了，是布什总统从保密线路打来的。保密线路似乎永远也打不通，在紧急情况下更是如此。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美国是全世界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政府的通信线路，甚至包括国家保密线路总是出现故障。我、身处五角大楼的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在国务院的鲍威尔开早间电话会议时总是突然中断，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几年后，我在国务院跟斯蒂芬•哈德利、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通电话的时候同样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想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钱也肯定没少花，但政府就是没办法把这件事解决好。

那天发生的事情最让人气愤。布什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希望拿到作战计划，但是电话总是中断。“我正在赶回白宫的路上，总统先生。”我说，“到时见。”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时，他又打来了电话。“你不用来这里了，”他说，“打电话给拉姆斯菲尔德。”

我马上给拉姆斯菲尔德打去电话，把我和总统讨论的内容向他复述了一遍。“他失去耐心了，”我说，“明天必须拿出最终作战计划。”

“明白了。”拉姆斯菲尔德回答道。

那天晚上，我见了国安会国防政策高级主管弗兰克•米勒，他是国防部的老臣子，在那里效力了20年之久。我对他说：“你去联系吧，一定要让军方知道总统的命令。”说完我便回家了，我祈祷在明天早上的国安会会议上我们能见到最终作战计划。

第二天早上，拉姆斯菲尔德拿出了一份非常出色的作战计划呈交总统批准。我顿时松了一口气，也不去管国防部的军事简报总是缺乏细节的问题。会议结束后，我跟随总统来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说他必须让所有首脑一起仔细研究这份作战计划。“相对你而言，他们的问题会更细致，也会更直接。”我告诉总统说，“你若在会议室里，人们不愿承认他们不理解的事，也不愿批评同事。”副总统切尼不认同我的话，他觉得为总统做的军事简报已经够详细了。他以前做过国防部部长，和拉姆斯菲尔德关系甚密，对五角大楼的特权保护有加。

“总统先生，”我说，“你需要的是一份带有政治意图的军事计划，而非单纯的军事计划，这需要国安会所有专家出谋划策。”总统点点头以示同意我的观点，并坚持要求对附带性破坏这类问题进行全面审核。但是，拉姆斯菲尔德不愿意和国安会首脑一起评估实际作战计划，他反而依赖为总统所做的军事简报，但是有时候这些简报缺乏对作战细节的描述。总统非常熟悉越战史，他可不想步林登•约翰逊的后尘，做一名不得人心的总统，只能在白宫的地下室里指挥作战。他选择接受军方的作战计划，但是并非无条件地接受，只是现在不去进行过多的调查，要在以后的总统任期内再进行大范围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