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那天与往常没什么区别。9月10日，白天我参加了布什和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的会面，晚上和托尼•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戴维•曼宁一起吃了晚饭。

11日早上6点半左右，我来到办公室，看了看各种新闻剪报、电报和情报报告，也没什么特别的消息。那天晚些时候我还要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演讲。

不管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恐怖主义威胁，还是朝鲜和伊朗这种拥有发射高科技导弹能力的政权，我们都必须谨慎应对，鉴于此，我计划实施导弹防御计划。坦白地说，我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处理恐怖分子的威胁，国安会方面自会处理。我和哈德利探讨后决定，要么是他，要么是我，或许还可以让总统发表演讲，把我们对付“基地”组织的新策略公之于天下。的确，当时我的心思全在导弹防御方面，有些批评家认为布什总统过分在意他国的导弹威胁，我就是要和这些批评家对着干。

那天早上，布什总统要前往佛罗里达参加一项教育活动，按照惯例，应该由我和哈德利陪他前往，但此次只有短短的一天的行程，我们就派了战情室的主任、海军上校德迪波拉•洛伊陪同总统。

就在离上午9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我正站在办公桌旁，这时我的行政助理和陆军上校托尼•克劳福德先后进来向我汇报，他们说一架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真奇怪。”我说道。我想可能是一架小飞机偏离航线后才撞击了大楼。我马上就想到不久之前一架飞机因机舱内压力下降致使飞行员失去意识而坠毁，高尔夫球手佩尼•斯图亚特就死于这场事故中。

几分钟后，克劳福德进来说是一架商务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我马上打电话给布什总统报告此事。“这起事故真奇怪。”他说。我们决定保持联系。我走到楼下的战情室召开参谋会议，我一边听国安会高级主管讲话，一边围着桌子不停地走动，这时克劳福德突然拿着一张字条走了进来——第二架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事后他们告诉我说，我当时只是相当冷静地说了声：“我得去看看。”也许我当时的确是这么说的。但当时我知道肯定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当时战情室（后来进行了改建）只不过是一个以嵌板隔开的会议室，旁边就是操作中心，配备有文职工作人员和军职官员负责监控各处情报的往来，以及接听打给总统和国安会官员的电话。他们和设在中情局、国务院的操作中心保持密切联系，与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的联系也很频繁。

我来到操作中心，电话声此起彼伏，多个电视屏幕播放着自纽约传来的画面，工作人员一边盯着屏幕，一边扯着嗓子说话。我试图联系国安会首脑，乔治•特尼特此刻早已去了兰利市 的安全点。鲍威尔在拉丁美洲，一想到他可能置身哥伦比亚我就感到一阵战栗，因为在当时那里可谓“恐怖主义的温床”。幸运的是，他那时在秘鲁参加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我打电话给拉姆斯菲尔德，但怎么也打不通，后来才知道他的电话一直占线。这时我转过身来，正好看到监视画面里一架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画面。

我还没来得及想对策，特情处的人就进来跟我说：“赖斯博士，你得马上去地下掩体里躲一躲！整个华盛顿的建筑物都可能被飞机撞击，接下来肯定轮到白宫了。”我转身朝掩体走去，突然又有人报告（报告内容不实）国务院被汽车炸弹袭击了。

时间过得飞快，在去往掩体的途中我停下来给住在伯明翰的艾尔托叔叔和康妮婶婶打去电话。“华盛顿这边情况异常糟糕，”我说，“转告大家我没事。”

接着，我又给布什总统打去电话。“我正往回赶。”他说。

“总统先生，”我说，“你待在原地，暂时不要回华盛顿。”

弗兰克•米勒就站在我身边，他说道：“告诉总统他现在不能回来。”米勒身居要职，负责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工作，是我十分信赖的人。

“我知道。”我说，接下来我做了一件十分大胆的事。当然，仅此一次而已。我提高嗓门，用最坚定的语气对总统说道：“总统先生，你不能回来。华盛顿，我是说美国正遭遇袭击。”他没有回答，特勤处的人一把架起我，连推带拉将我护送至掩体。

我对前往总统紧急事务处理中心（PEOC）的路非常熟悉，但那天我根本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那儿的。我第一个看见并认识的人是副总统，我和他打了招呼，他正在跟布什打电话。然后，我看见了交通部长诺曼•米内塔——作风十分正派的一位政府官员。他曾是民主党国会议员，米内塔的选区位于加州北部，离我家很近。他是日裔美国人，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曾不公正地对待过他们家族，他们的遭遇让人嗟叹，但他对美国依旧忠心耿耿。

米内塔手里拿着一本拍纸簿坐在长桌的一角，正在查找飞机的尾号。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飞机会撞击建筑目标，所以当务之急是让所有飞机尽快降落。空中交通指挥塔在联络几架飞机时，这些飞机并没有按照标准方式进行回复，除了噪声以外什么也听不到，情况因此变得一团糟。尽管联系上了一些飞机，但很快又中断了。曾一度有消息称，马德里有架飞机未经许可便飞往美国，几分钟后又说这架飞机已在葡萄牙着陆，但后来又说这架飞机还在飞往美国的途中，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又返回了马德里。商务飞机竟然成了武器，那天有4500架飞机在美国领空飞行，我们不仅要掌握这些飞机的确切位置，还要知道他们是否有别的目的。

如果有不明身份的飞机闯入，我们是否要将其击落？此前副总统和布什通话时已经就此问题请示过总统的意见。总统下令击落所有可疑飞机，副总统向国防部传达了总统的命令：如果飞机做出非常反应，即可将其视为敌机并将其击落。这种做法让人不寒而栗。布什竟然下达了这种难以置信的命令，让美国空军不顾无辜乘客的性命击落商务飞机。但在当时那种突发情况下，确系无奈之举，我们根本别无选择。

此命令下达后不久，米内塔获悉一架飞机在空中交通指挥塔的雷达上消失了，那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接下来的几分钟，想到该机已被空军击落，我们的心情极为难过。副总统就此事与国防部通了话，斯蒂芬•哈德利再次跟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取得了联系。“你得知道对方是不是民用飞机。”副总统一直重复地说，“你们怎么会连民用飞机都辨别不清？”好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对方才回答：“空军并没有击落任何一架民用飞机。”后来我们才知道，93号航班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让飞机坠毁在一处无人之地，恐怖分子的阴谋因此而落空，而他们的袭击目标极有可能是国会大厦或白宫。这些勇士拯救了成百上千的同胞。

一年后，我去宾夕法尼亚参加93号航班遇难者追悼会。其中一名遇难者来自一个美籍非裔家庭，他们家姐妹众多，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亲人。他们的兄弟小勒罗伊•荷马被家人奉为宝贝，是那趟航班的副驾。我告诉他们，我和很多人的命极有可能是小勒罗伊救的。

“9•11”事件发生之时我并没有在乎个人安危。许多人问我是否害怕过，坦白地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害怕，而是按照之前学过的应对方法以及以自己的本能去处理那次危机的。

进入掩体后不久，我突然想起我们应该联系俄罗斯。俄军队的触角遍及全世界，有时甚至跟我们的部队近在咫尺。冷战时期，我们常常担心一旦提高美军警报级别，俄军也将如法炮制，从而引发双方警报不断升级。

结果发现普京正在试图与布什取得联系，布什正在从佛罗里达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某处安全点。我要求跟谢尔盖•伊万诺夫通话，结果是普京接的电话。“总统先生，布什总统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因为他正在往另一个地方转移，我想告诉你美军打算提高警报等级。”

“我们已经知道了，我方的军演已被取消，并将警报等级下调了。”他说，“我们还能为贵方做点儿什么？”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当时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冷战真的结束了。

另一件头等大事是告诉全世界，美国并没有瘫痪。我能想象别的国家也都在关注美国遇袭之事，如果美国政府此时什么都不说，其他国家肯定会胡乱猜测。尽管纽约的建筑物被飞机撞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遇袭击，但我们必须向美国的盟友和敌人发出信号，美国并没有完蛋：我们的领导人完好无损，职能部门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斯蒂芬•哈德利要国务院发电报给所有政府岗位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些重要信息。

回顾往事，我们当时的那种运转状态简直匪夷所思。当时困难委实不小：我们可以通过掩体中的监视屏关注战情室的情况或者电视台的报道，但不能同时观看。当时，因为掩体中挤了不少人，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我们只得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人员请了出去。

在刚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我们无法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更重要的是我们没办法和美国民众进行交流，这主要是因为布什不在华盛顿。布什总统就“9•11”事件发表的第一次声明是由卡伦•休斯和阿里•弗莱舍匆忙起草的，既没有透露多少信息，也毫无说服力可言。但当时谁都不知道将发生何事，所以透露太多信息或者什么都不说均有不妥。

结果我们也只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都经历过冷战，但没有用到专门针对核战爆发的求生技能，我感到非常庆幸。然而，在遇到匪夷所思的非常状况之时，这些求生技能确实帮助我做出了本能反应。

布什到达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后，由于那里不够安全，我们又把他转移至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弗特空军基地，下午3点左右，布什在那里召开了国安会视频会议。当时鲍威尔仍在从秘鲁返回的飞机上，理查德•阿米蒂奇代表国务院出席了会议，拉姆斯菲尔德和特尼特也到了白宫。会议十分简短，总统只说这是一次作战行动，反恐战是这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是防止美国再次遇袭，并对伤者进行救治。我们为纽约和五角大楼的受害者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受伤人数并不多，我们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这次袭击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毁灭性后果，以致大多数受害者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

视频会议结束后几小时，布什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回来了，”他说，“别再说我不应该回来之类的话！”我知道多说无益。

总统乘坐的直升机于晚上7点左右降落在白宫的南草坪上。我到外面迎接他时他问我：“劳拉呢？”劳拉被安排在紧急行动中心。布什先去了总统办公室，接着下楼去看望第一夫人。回来后，他到总统办公室旁边的小型总统私人餐厅找我、卡伦•休斯和阿里•弗莱舍三人。我们已经通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布什将于晚上9点发表全国讲话，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只待播放布什在总统办公室的讲话。

初稿是由迈克尔•格尔森准备的，内容不难猜测：总统会在第一时间对死难者表示沉痛哀思，并向全国人民保证美国不会有事。不过，在针对恐怖分子的态度上难以措辞。尽管我们之后会有更周全的对策，可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份声明中的信息，特别是“基地”组织成员以及那些打算加害美国的人。

声明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将抓捕恐怖分子并将其绳之以法，但重要的是该如何表述我们对包庇恐怖分子的国家所采取的立场。恐怖分子不像国家那样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弱点，他们既无领土，也就不怕遭到威胁；他们亦无主权，就更谈不上失去。这是我们在打击恐怖分子时遇到的众多问题之一，但是我们可以向包庇他们的国家发出警告信息。

因此，我们决定警告那些包庇恐怖分子的国家：“无论是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还是包庇他们的人，我们都将严惩不贷。”看到这句话时布什停下来看着我，于是我问他是不是在想现在有没有必要说这句话。他回答“是的”，还问我有何不同看法。我对他说，我觉得他必须在第一份声明中就表达这一态度，因为如若现在不说，效果将大打折扣。我跟副总统商量后，又打电话给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把这句话念给他们听。大家都同意这么说，这句话后来也成为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最重要的一部分。

布什讲话后，我们再次召开了国安会会议，会议于晚上10点结束，鲍威尔从秘鲁返回后和几位其他首脑一起参加了会议。每位与会者都简单地说明了情况，乔治•特尼特说他相信“基地”组织是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但得要第二天早晨与有关人员通过电话之后才能确定。

布什的脸上毫无疲态，这着实让我惊讶。他要求所有人都要各司其职，处理灾后事宜。他不停地说我们将严惩肇事者，但这事可从长计议。我记得他当时非常沉着，看不出一丝紧张的情绪。

傍晚时特情处的人叫我不要回水门公寓的家。我没有保安人员，明天他们会派一名保安人员保护我，在此之前我最好待在白宫。我觉得他们说得在理，而且我本就计划在办公室将就一晚。但总统好心邀请我去他的府邸过夜，于是我叫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莎拉•伦蒂去我的公寓帮我拿第二天换的衣服。从那时起，我的办公室里总放着一个衣箱，里面都是我的衣物，以备不时之需。

国安会会议结束后，斯蒂芬•哈德利和安迪•卡德来到我办公室。那时我真的累了，身心俱疲。我们正在拟定第二天的任务，一名特情处的特工突然冲进办公室：“快到掩体去！又有一架飞机朝白宫飞过来了！”我们赶紧站起来，迅速退到紧急行动中心。我看到的第一批“疏散人员”是布什的爱犬巴尼和小斑点。随后又看到了布什的弟弟尼尔，他当时恰好在白宫，还有他们的管家玛丽亚•加尔文，接着又看到了劳拉和布什。劳拉当时穿着浴袍，她后来告诉我当时她没戴隐形眼镜，什么都看不见。布什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都是睡觉时穿的衣服，大家乱作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