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竟然只是虚惊一场，但特情处的特工慎重地说：“总统先生，今晚您得在这里过夜。”他们打算让布什在一张破折叠沙发上将就一晚，这张沙发咯吱作响，好像从1960年到现在都没有被打开过。总统看了一眼说：“我要去床上睡。”于是他转身往楼上走去，劳拉、他的弟弟以及两只宠物狗也跟着他走了，随即我、哈德利和卡德也各回各屋。这个小插曲给我带来了片刻的轻松，“说出去都没有人信。”我小声对哈德利说。

我走进楼上居住区的一个房间。打开电视机，里面还在不断播放撞击的画面，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我疲惫不堪，却只睡了一小会儿，也就两三个小时吧。凌晨4点半左右，我决定不再睡了，于是穿好衣服走下楼，来到我的办公室里。

到办公室后，我看到了美国驻北约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的留言。我随即给他回了电话，伯恩斯告诉我，北约成员国希望就第五条款进行投票。该条款规定：“攻击一个或多个欧洲或北美成员国即可被视为袭击整个北约。”他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我强忍着泪水对他说，美国非常感谢北约能够这样做。基于我长期以来对北约的研究，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北约第一次启动这项共同防御条款，该条款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关键部分。促成北约组织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于1949年签订，第五条款一直备受争议，因为该条款规定，在局势紧张之际，即与苏联发生冲突时，美国有义务保护欧洲。现在，苏联已解体10年，北约成员国表达了跟我们同甘共苦的决心，我非常感动。有此等盟友真好，我想。

后来，美国并没有让北约完全参与“9•11”事件的应对行动，这让北约颇觉失望。很多次我都想弄明白，我们是不是没有抓住机会对外宣布第五条款。如果我们没有错过这次机会，将会对北约产生深远影响。凭美国的一己之力就可以向塔利班宣战，这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我们一直忽略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军事能力，未能在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上保持一致的步调，以致无法共同抵御敌人，而且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无法快速调动部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9•11”事件之后，我们应该团结一心地打击恐怖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铲除“基地”组织及其老巢。然而，我总觉得我们辜负了北约的一片好意，希望美国以后能采取更合适的处理办法。

此后每天都是“9•12”

即使时隔多年，这句话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次袭击事件给布什政府以及我个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事件没有安全事故可做参照，我们每天都要全力以赴避免再次遇袭。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我们却无力阻止极端分子向我们发动毁灭性打击。这群乌合之众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而且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密谋这次行动，这让我们的安全理念遭到了重创。政府机构在应对恐怖威胁之时如同虚设，因此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天，以及最初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必须临时调整部署，弥补漏洞。

联邦调查局局长、司法部长和中情局局长一起参加总统的情报简报会议，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国内情报与国外情报部门在总统办公室暂时联合起来。）一夜之间，所有潜在威胁报告都亟待总统解决，尽管也许可能性为零。因此，我一看到威胁报告就觉得头皮发麻。情报机构已经误算了这次袭击，他们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9月12日的早晨，听完特尼特陈述的“基地”组织犯罪理由，布什马上通知战争委员会，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基地”组织彻底捣毁，但是当务之急是防止他们第二次袭击我们。

布什给我们布置了几项紧急的任务，条理非常清晰，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其次，我们要给美国人民以信心，让国家尽快恢复常态。倘若美国社会陷入混乱，那么恐怖分子无疑赢了。再次，制订计划摧毁恐怖分子的网络，告诉那些包庇恐怖分子的人，要么与美国为友，要么与美国为敌。最后，向“基地”组织宣战，并要取得成效，也就是说要把“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老巢一起铲除。绝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能白费力气而无所收获。

布什总统立场坚定，支持他的各个决策机构却人仰马翻，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给几个国家的元首打完电话，召开几次情报简报会后，布什总统又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国安会会议。我们面对的问题五花八门，因此又有很多人来参加会议。除了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情局这些国安会的核心机构外，还有其他几大部门出席会议，包括处理国内情报和安全工作的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应对经济问题的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NEC），还有管理机场和公路的交通部。

会议室里几乎人满为患，布什越是想做到井井有条，会议就越发变得乌烟瘴气。因袭击事件而不得不留在美国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要回澳大利亚，我们还得让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从欧洲返回。布什想知道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安全开放机场，华尔街和银行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正常运转？恐怖威胁报告上指明发电厂也在袭击目标之列，我们是否拟订了防护计划？谁来负责联系其余47位州长？这些地方虽然没有遭到袭击，但是各位州长也迫切地希望白宫能告诉他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我一边环视四周一边想，我是堂堂国家安全顾问，理应为总统服务，把所有事情都理顺。

那天下午的第二次会议稍微好些，但出现了新问题：我们封锁了边境地区，贸易往来因此而受阻。我们与加拿大之间的整体工业供应链受到了不利影响，底特律方面多次给我们打来电话，他们说由于联系不上加拿大的供货商，通用汽车公司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很快就将停产。布什总统不仅大力敦促有关方面重开机场，还极力责成相关方面想办法让美国民众相信搭乘飞机并无危险。

我和副幕僚长约书亚•博尔滕以及斯蒂芬•哈德利决定成立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将各司其职，负责各项善后事务。博尔滕负责国内事务以及跟各州的联系工作。我们还求助于司法部副部长拉里•汤普森，请他制订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拉里•林德西除了负责协调各项经济问题，使国家经济不致因为此次袭击事件而受损以外，还要负责各个金融行业的重开工作。我和哈德利则负责处理战争委员会的大量突发工作。几年后，有一次我和拉里•汤普森在午餐期间谈到了这些问题。“你为何让我制订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计划？”他说，“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告诉他谁都不是内行，但他有能力，所有人都信任他。在“9•11”事件刚刚发生后，他是处理这件事的不二人选。

9月12日下午，我陪同布什来到五角大楼。我们开车到那儿时看到了飞机撞击大楼一角留下的废墟。那里本来有一堵墙，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洞，钢筋和混凝土弯弯曲曲地交缠在一起。救援人员还在进行搜救工作，布什总统想对他们说声“谢谢”。我先是陪他去各处看了看，然后一个人跑去和搜救人员说话，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护士，还有些是目击者，他们不管受害者是否可施救或已遇难，都把受害者从废墟中拖了出来。与车队会合时我仍然全身颤抖，我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多才休息。司机送我到水门公寓，下车时我在想这是什么味儿？原来是我在五角大楼时渗入衣服里的烟熏味。

第二天我继续工作。我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尝试着做做每天都会干的事情，好让自己平静下来，比如做运动。我的头发早该打理了，于是我抽时间去剪头发。坐在理发店时，电台正播放约翰•列侬的《想象》，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晚上11点49分我才离开办公室，这时我已经习惯一天工作17个小时了。

次日早上醒来后我打开电视机，我看到英国皇家卫队正在伦敦白金汉宫的广场上进行演奏。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良久才发现他们是在演奏美国国歌，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9•11”事件已经过去两天了，这两天我总感觉浑浑噩噩，会莫明其妙地感到害怕。9月14日，我们在国家大教堂为全国祈祷和追思活动做准备，我仍然不能摆脱这种状态。总统的车队如同送葬的队伍，我和安迪•卡德坐在“操控”车里。国家安全顾问与幕僚长总是结伴而行，还有总统军事事务助手。在前往麻州大道的途中，我看到有个人手持标牌，上面写着“天佑美国，我们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倒”。接着，车队经过俄罗斯东正教堂，牧师敲响了巨钟。到达国家大教堂时，我们把车慢慢地驶进教堂前的圆形区域内。进入教堂之后，我看到了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其中包括前总统和几位前内阁部长、高等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和军界人士，他们聚集于此是为了参加全国哀悼日的纪念活动。这场悼念活动汇集了三大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也在其中，是一场多教派追思活动。大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尽管疾病缠身，却依然强打精神在仪式上给我们布道。

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德尼斯•格雷夫斯为我们演唱了《主祷文》。接下来，布什开始发表讲话。他一口气讲完所有的话，没有出现情绪失控的状况，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在悼念活动开始前的内阁会议上，他的情绪还很激动。当时，鲍威尔坐在总统旁边——国务卿历来都坐在总统身边的位置上，他递给布什一张纸条，内容大意如此：“尊敬的总统先生，在悼念活动中请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总统在与内阁成员沟通之后表示他会控制情绪，他的确控制得不错。他在讲话时虽然有些激动，但情绪控制得非常好。我当时想，我绝对做不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