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美国驻达累斯萨拉姆 和内罗毕 大使馆遭遇炸弹袭击，2000年美国“科尔号”驱逐舰也遭到炸弹袭击，克林顿政府因此而陷入危机。布什总统明确表示不愿重蹈覆辙。其中一项计划要求从公海或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巡航导弹或动用轰炸机，但由于得不到地区支持而没有付诸行动。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针对“科尔号”遇袭事件采取报复性军事行动，因为我们不希望徒劳无功地发射巡航导弹，这无疑会让本•拉登沾沾自喜，认为美国的军事打击奈何不了他，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计划。

克拉克正在制定反恐战略，这一战略将说明如何在反恐行动中获得地区支持，并将如何应对巴基斯坦在反恐行动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和哈德利讨论后觉得有必要派人协助克拉克的工作，我们邀请扎勒米•哈利勒扎德 协助克拉克。哈利勒扎德出生于阿富汗，并在那里接受教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南亚问题专家。

我们还担心与阿富汗南部地区接触太少。北方联盟的武装头子大部分为乌兹别克族人和塔吉克族人，但他们只占领着阿富汗不到10%的国土。南普什图地区位于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南部的战略区域，这里是阿富汗文化、政治和地理中心。虽然中情局（CIA）跟北方联盟关系不错，但他们跟塔利班南方据点的反对派领袖接触甚少。哈利勒扎德和中情局奉命制定对策，以妥善处理与南部地区之间的关系。

2001年的整个春天，这项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有关方面不断给塔利班施压，叫他们将本•拉登交由一个可以公平审判他的国家。中情局希望能得到一份总统授权令，这样他们就可以启动大型计划，秘密援助塔利班的对手。布什总统亲自下达授权令，中情局的有关负责人也向国会高层以及情报委员会委员做了报告。这对于资助塔利班的对手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知道这些策略在短期内很难动摇“基地”组织。我告诉布什总统，资助塔利班的对手这个办法可以在3~5年内彻底摧毁“基地”组织，而在短期内由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只能依照既定策略和行动方案去处理。

5月末，乔治•特尼特告诉布什总统，他担心经常喊“狼来了”的恐怖分子可能真会将“狼”放出来，现有的反恐部门必须严阵以待。

我们认为恐怖组织或将在别国发动袭击，比如说约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2001年八国集团峰会举办地意大利的热那亚。在5月末到7月中旬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头顶上笼罩着潜在恐怖威胁，我们严阵以待，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这件事也成了我、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每天早上通电话时的必谈话题，两位部长级的大佬会采取针对性行动保证美国本土资产和海外利益。就拿国务院来说，他们在沙特启动了快速签证安全措施，以免等待签证的外国人在大使馆外排起长龙。2001年6月21日，美国驻也门大使馆也关闭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亦将六个国家的军力防御提升到最高级，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袭击。由于担心飞机炸弹袭击，我们封锁了热那亚及周边地区的领空。

乔治•特尼特每天早上都会到总统办公室，就威胁态势向总统做简单的汇报。我和他一个星期要见好几次面，评估我们已经采取的预防措施。特尼特后来在其著作《身处暴风眼》（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中提到，他于7月10日给我打电话说袭击有可能即将发生，他在电话中强调，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特尼特在电话中说：“我担心‘狼’真的要来了。”我问他将如何应对，他说他马上过来相商，我马上说“好”。

我记得那天的会议并无多少新意，因为我们每天都就恐怖威胁进行讨论。会议报告把我们每天评估的恐怖威胁和一些新的情报做了汇总。我记得我当时问过特尼特，中情局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抓捕阿布•祖巴耶达赫，我们相信此人是“基地”组织的主要策划人，有可能知道阴谋的详细情况。副总统也给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方面打去电话，请求他们帮忙查找此人，并强调我们为这两个国家的安全担忧。同时，我们还提高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安全等级，我觉得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

同时，迪克•克拉克每天都会召集反恐安全小组（CSG）开会，有时一天甚至召开两次会议。该小组由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司法部和国务院的反恐专家组成。他们负责整理情报，并确保所有相关部门都已展开行动，应对恐怖威胁。

事后有人指责我们并没能对6月和7月的恐怖威胁高度戒备。1999年，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关于恐怖威胁的报告多如牛毛。有一次，恐怖分子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就被我们瓦解了。当时，桑迪•伯杰每天都会举行首脑会议。“9•11”事件之后，人们认为我们每天举行首脑会议就是为了挖掘更多的潜在威胁，我们很可能从中得知针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近在眼前。

但是，问题并非在于我们没有竭力阻止威胁发生，而是在于我们无法兼顾所有的情况，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国内和国外情报之间的“缺口”。比如说，电子监控就由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两个部门负责，国家安全局负责监视恐怖分子在美国之外的地区的通信信息，而联邦调查局则负责监视在美国土地上活动的疑似恐怖分子。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就无人负责收集美国的恐怖分子和境外恐怖主义基地之间的通信信息了。

同样，这种国内外情报分工模式也让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无法通力合作。联邦调查局将国内恐怖主义问题当成执法问题，而非情报任务。国内恐怖威胁信息评估无法和中情局获得的境外信息有效结合。有关部门觉得，在恐怖分子犯罪之后将其抓捕定罪比预防犯罪更加重要。各部门必须按照美国的法律和规定小心搜证，以免美国法院拒审案件，美国的司法程序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在这种司法制度下，有关部门只能严格划分犯罪调查和情报搜集之间的界限。联邦调查局权力分散，能力高超的外勤人员和高级官员之间缺乏交流。菲尼克斯的一位特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提请注意，本•拉登派遣学员到美国接受飞行技术培训，但联邦调查局总部未加理会，而且也没有将此事与对扎卡利亚•穆萨维 的调查结合起来，此人当时正在明尼苏达进行飞行培训。

在“9•11”的聆讯会上，我曾一度仰慕的克林顿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杰米•戈雷利克（Jamie Gorelick）质疑布什政府没有高度重视恐怖主义，这让我火冒三丈。1995年，她写过一本很出名的备忘录，大谈犯罪调查和情报搜集之间界限分明的好处。她觉得将两者分开的理由充分（主要是能突出公民自由权），但这种做法不仅导致联邦调查局在“9•11”事件之前没有快速跟进穆萨维这条线索，而且让我们在面对跨国恐怖主义威胁时能力大打折扣。

在“9•11”事件之前，没有人认为美国本土将遭遇恐怖袭击，而当时的威胁报告也认为恐怖组织将针对美国海外利益发动袭击。但当时我就想过，我们也许应该将这些报告通知国内相关部门，以防万一美国本土遭受袭击。在跟乔治•特尼特会面后，负责监督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司法部长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而且，7月5日我还找来迪克•克拉克和安迪•卡德旁听报告。我叫克拉克召开国内相关部门会议，幕僚长则在会议上告诉迪克•克拉克，如有必要，他将介入国内情报部门的工作。克拉克随即召开会议，报告说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FAA）和其他部门已获悉威胁情报，正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

“9•11”事件发生几天之后，迪克•克拉克主动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向我保证白宫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把相关信息交给了美国执法机关以及包括联邦航空局在内的其他机关，并且确实要求他们采取特殊措施。但他在《新闻60分钟》的采访中暗示我们反恐不力。然而，我在9月16日听说，“千禧年阴谋” 被瓦解之后，有关方面在2000年春天还拿出了一份针对美国本土恐怖威胁的事后行动报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相对于克拉克交给布什政府的所有报告，他偏偏认为这份关于美国本土安全的报告不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在7月末的时候收到了大量恐怖威胁报告，随后又有所减少。布什总统对本•拉登以及本土恐怖威胁的疑问终于从那份著名的8月6日备忘录中得到了解答。没错，就是众所周知的那样，本•拉登决定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但我们并不知道他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进行袭击，只知道他对1993年世贸中心遇袭事件印象深刻。

在192份总统每日简报中，唯独这份备忘录提到了美国本土有可能被袭。8月6日那天布什在克劳福德，而特尼特则在“新泽西州的海滩上”，我在2003年的时候才从特尼特口中知道这件事。国内有可能遇袭的情报跟呈交给布什总统的无数情报一样，并未引起重视。

各部门的整体协调能力低下，我们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导致美国对“9•11”事件疏于防备，这可谓不争的事实。在1812年战争 中英国人焚烧白宫以后，美国本土并没发生被外敌袭击的重大事件。当然，二战期间，珍珠港偷袭事件曾重创美国军事基地，而且美国国内也不止一次地担心美国本土将遭遇攻击，但美国本土并未遇袭。那天谁都没能做好准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基地”组织本打算对9月4日举行的首脑会议发动攻击，这次会议颇有成效，我们决定在阿富汗启动秘密侦察活动，派遣“掠食者”无人侦察机执行侦察任务。由于侦察机尚不具备攻击能力，在首脑会议的授权下，侦察机将为我们提供行动情报，以确定“基地”组织领导人物的位置。9月10日，我将该行动计划转交总统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