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中东再度出现了问题。巴以小规模冲突不断，国安会经常开会研讨此事，但该地区的大规模冲突来得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2000年，克林顿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双方首脑召集到戴维营举行会晤，希望平息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巴以冲突。前工党主席、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迫切希望达成停火协议。这次会议记录直到现今仍然是个谜，但这位前以色列将军显然准备从几乎整个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撤军，允许部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以某种方式放弃耶路撒冷这座以色列治下的圣城的部分土地。不难想象，当年巴拉克在戴维营时是多么孤立无援，毕竟以色列在2000年的时候尚未就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达成共识。

戴维营巴以和谈失败之前的那年夏天，我在第一时间亲眼目睹了以色列的骚乱事件。当年7月，在好友沙伊•费尔德曼的邀请下，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圣城，前往特拉维夫大学举行演讲。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宗教体验，看加利利海，登真福八端山（Mount of the Beatitudes），重走耶稣之前走过的路。当时耶路撒冷可谓世界关注的焦点，我告诉乔治•W. 布什，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跟巴拉克和他的几位部长见了面，并跟他们说中东和平之路仍然漫长。

以色列全国上下满怀期待，戴维营和谈或可结束他们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我清楚地记得我跟特拉维夫大学的几位朋友坐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庭院时的情形，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他们畅想着，如果能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该如何发展。以色列建国时间不长，跟阿拉伯人的战争却连年不断。“如果没有战火，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他们问道。

还有一次，在跟以色列一些新兴的高科技界人士座谈时，我谈及了在硅谷的亲身经历，并且跟他们说，如果无休止的冲突能够烟消云散，以色列的经济前景定当很好。尽管当时局势未定，但毋庸置疑，大家都对和谈持乐观态度。

接着，我又去见了以色列保守派利库德集团领袖阿里尔•沙龙和他的智囊团，他们正准备跟巴拉克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一较高下。这位在野党领袖清楚地告诉我，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愿意接受戴维营和谈，从此结束巴以冲突。

利库德集团在特拉维夫一栋建筑物的顶层有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面酷热难耐，我就是在这里和沙龙会面的。一见此人，他的长相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材高大，壮实。他的眼神略显疲态，五官端正，操一口口音浓重的英语。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沙龙是少数几个英语说得好，但在理解别人说的话时却并不那么顺当的人。正因如此，我们聊天时总是误会不断，而沙龙总是不停地重复某个短语，这些话有时跟谈话的内容有关，有时并无半点儿关系——但当时沙龙那口流利的英语的确让我惊叹。

我了解到，沙龙在捍卫以色列领土方面可谓寸土不让，而且当年巴勒斯坦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也是经他默许的。1982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战争，该地区许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阿拉伯人（包括许多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人）对他恨之入骨。我从和他的首次会面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硬派，但我对此人仍有好感。他仿佛和以色列有太多相似之处，强硬，不屈不挠，对敌人心狠手辣，唯有如此，以色列才能在众多怀有消灭以色列之心的邻国中立于不败之地。

谈到布什州长时，沙龙高度称赞了他。两年前，布什跟几位美国州长曾访问过以色列。沙龙担任布什的私人向导，他们乘坐直升机参观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当时，沙龙强调说，以色列危如累卵，这番话给小布什留下了深刻印象。布什对以色列当时的艰难处境表示同情，这让沙龙感激涕零。

沙龙与我会面时提到了他心目中的以色列版图，即将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全都“收入囊中”。他极力反对割让土地，更不赞成巴勒斯坦建国，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这位强硬的对手就是挡在巴拉克与巴勒斯坦和谈成功之路上的拦路虎。

沙龙很想让我见见他的女内参顾问——年龄跟我相仿的齐皮•利夫尼。利夫尼认为以色列有权拥有《圣经》上记载的全部土地，她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态度强硬，毫不让步。沙龙骄傲地说她是伊尔根之女，伊尔根是以色列武装民兵部队，二战后曾加入战斗，把英国人赶出了中东地区。她母亲是名“自由战士”，曾在英国坐过牢。她父亲则是伊尔根组织的指挥官，1946年针对大卫王酒店英国总部的著名爆炸事件就由他一手炮制。毋庸多言，我和沙龙的会面与我和以色列左翼知识分子的会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我此行的大部分时间均和这些知识分子一起探讨时事。

春夏两季克林顿政府都在为促成巴以双方达成协议而忙得不可开交，但戴维营和谈却以失败告终。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直到去世依然认为和谈并非良策，他还向克林顿政府表示：“除非我死，否则绝无可能接受和谈。”巴拉克回国后被以色列民众骂得狗血喷头，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在大选中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