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之后，我们曾义无反顾地合作，因此现在回想起来，两位总统在戴维营的初次见面似乎非常平常。两人谈到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许多美国专家认为欧洲在安全与防务政策上跟北约貌合神离。布莱尔希望布什做出承诺，美国应当支持欧洲独立增强防务力量。而布什则希望本不愿加强军事防务的欧洲不要架空北约，将本就匮乏的军事力量掰成两半，双拳出击。我们希望提醒欧洲导弹防御非常重要，至少要认识到攻守平衡的重要性，这样欧美双方就能各取所需。两人还评价了国际形势，包括同意一起加强对萨达姆的制裁。他们谈到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该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布什告诉布莱尔，他决定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布莱尔冷静地分析道，只有跟俄罗斯方面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单方面退出条约，才是上策。

所以，英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面非常普通，但我觉得布什还是很紧张，语速极快，说话时少了以往那种抑扬顿挫的音调，让人有点儿跟不上节奏。谈及欧盟和美国在香蕉进出口贸易之间的摩擦时，布莱尔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居然，打破僵局。坦白地说，布什对此事件并不是很熟悉，外人一看便知。布莱尔在这个问题上谈了两三点后说：“我刚才把我所知道的都说了。”意思是将余下的事情交由专家去处理，大家顿时放松下来。

两人在园中边走边聊，接着又见了记者，最后有人问道：“你们两人之间有何共同点？”其用意非常明显，他们之间显然并无共同之处。布什幽默地说：“我们都用高露洁牙膏。”他也知道记者一直都在推测他们该如何收场，但两人之间的这次会晤效果不错。

那天晚宴结束后，我们所有人都去小剧院观看《拜见岳父大人》这部电影，我没看完。总统告诉我，在观看影片前半部分时我笑得很忘情，但后来就没出声了。当我坐在凳子上醒来时，两位元首就站在我旁边。“醒醒，赖斯博士。”干我这份工作，既然能够睡着那就千万别浪费机会。

我相信，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在私底下聊天时会发现他们的政治观念虽有不同，但两人之间还是有更重要的共同点。他们的价值观相同，而且他们很快发现了两人都愿意迎难而上。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这让他们很快能够合作，大胆地改变世界政治格局。

《京都议定书》——“水晶结构”

布什和布莱尔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当然是好事，因为他很快便会需要欧洲盟友。一开始，欧洲诸强对小布什均持怀疑态度，不知道这个傲慢的得克萨斯人是否会大肆滥用美国的权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跟欧洲盟友的初次冲突与“战争与和平”无关，而是跟气候变化有关。

在竞选期间，布什曾旗帜鲜明地反对签订《京都议定书》，该协议提出工业发达国家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他反对《京都议定书》是因为该协议将世界上80%的国家排除在外，其中就包括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布什还认为该协议将抑制美国经济发展，不仅他个人反对，美国参议院曾经以95对0的票数反对该协议。考虑到参议院的反对，克林顿总统未将协议提交国会。

但因为有人过度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布什州长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也显得比较谨慎，他曾在竞选时许诺将调整发电厂对于四种污染物的排放，其中就包括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2001年3月13日，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叫我放行一封来自布什和四位共和党参议员的信（未经签署认可），要求政府同意限制污染物的排放，处理温室气体造成的危害。

我很快意识到这封信的问题所在，而且我知道此事不容耽搁，于是就直接去了布什那儿，想告诉他这封信中有句话必须修改。那句话对《京都议定书》批评得过于直白，暗示美国跟这事完全无关。我希望措辞不要那么强硬，我们不支持该协议只是因为它有明显的漏洞，但我们跟盟友一起处理气候变化的决心未变。我觉得这是标准的外交辞令，总统定会同意。

当我来到总统办公室，告诉他该如何做时，布什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可这封信已经被送出去了。副总统要去国会开会，他将信拿走了。我以为你已经同意了。”我大吃一惊，先后给鲍威尔和环境保护局（EPA）的克莉丝汀•托德•惠特曼打电话，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们讲了，并叫他们立即打电话反对，总统却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后来的确也没办法补救了，我回到总统办公室跟他说：“总统先生，别人首先就会质疑你的外交政策。”我还说我对副总统受命拿这封信到国会山的做法很是诧异，这封信涉及国际问题，至关重要；未经我同意，更重要的是，未经国务卿的同意就将信交到国会的做法实在欠妥。

我相信，在布什看来这封提交国会的信只涉及国内问题。毕竟，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美国将不支持《京都议定书》。既然如此，为何要如此恐慌？但我对情况看得更透彻。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几年来我们在这件事上吃了不少苦头：当初的草率一直让我们背负“单方面背信弃义”的恶名，而且我们在整件事的应对上同样非常糟糕。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绝不认错。第二天，在瑞典特使官邸同欧盟大使会面，我的霉运又至。我本应该向众位大使说明美国对待《京都议定书》的观点并非信中所示，我们应该通力合作，但是因为他们针对该议题的问题咄咄逼人，我的好胜心占了上风。“我们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我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晤，但他们肯定会向各自元首报告会议内容。事实上，我的话瞬间传遍了欧洲大陆。

祸不单行，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布什原本要到瑞典参加第一次美欧峰会。欧盟当时有15个成员国，由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三大机构组成的美欧峰会每半年一次，由这些国家的元首轮流主持会议，这次轮到瑞典做东道主。由委员会主席和瑞典总统主持的会议死气沉沉，大家都照本宣科地讲述自己的观点，而由幕后团队出谋划策制订的“干预措施”让所有议题均变成了例行公事。后来，我们讨论了北约在欧洲的扩张问题，我跟布什说我有意见要发表。令我诧异的是，他对代表团说：“康迪 ，你要说的话就快点儿。”我当时十分生气，因为他那随意的腔调似乎并没有顾及我的身份。

以前，布什也喜欢替我把话说了。一天，当我站在总统办公室时，我终于忍不住了，说：“总统先生，我知道我们私交很好，你知道我心里所想。我也知道你本意是好的，但外人肯定会觉得你不尊重我的观点。”他听完我的数落后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也觉得将这事提出来不妥，但我做得没错。我是幕僚，而不是内阁部长。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外国领导和同事都知道总统会听取我的意见。一段时间过后，我确信没人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布什也会跟人家说，我跟他情同兄妹，但要找到其中的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瑞典那晚，布什总统需跟各国元首出席晚宴，鲍威尔去出席外交部长级招待宴，所以只剩下我和卡伦•休斯作为被允许携带的工作人员，陪同总统进入晚宴厅。我们所待的那个房间很冷，几个人坐在一张相当不起眼儿的长桌子旁，各国元首又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给布什没完没了地“上课”。他们讲述的内容并无区别，只是语言不同罢了：“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大难题，而美国总统竟然不顾盟友的反对拒绝履约。”“你们难道不知道整个地球正遭遇危机，只有《京都议定书》能拯救我们吗？”在宴会上，大家只谈论这一个话题。尽管跟我之前预测的情况并无区别，但听到他们七嘴八舌的数落仍感到恐慌。其间，布什将翻译耳塞取了下来。我心里想，噢，看来他是想告诉大家，他才不管他们说什么呢。我那时也觉得轻松了些，但随后他只是将耳塞换到了另一边。

幸运的是，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站到了布什这边，他点了支雪茄，让气氛变得没那么紧张了，还有几位国家元首也替布什解了困。布莱尔首相那晚的语气并不客气，但面对布什时并没用责难的语气发表意见。丹麦首相发言时还被芬兰总统取笑了一番：似乎在暗示世界各国关注的气候问题是由丹麦风车引起的。

但布什非常生气，他没办法忘记宴会上被人奚落的感觉。终于轮到我们阐述有关气候变化的观点了，布什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的目的是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找到可代替的清洁能源，保护环境。大家开始讨论石油的可替代燃料，谈到了电池技术、纤维素质物质（Cellulosic Biomass）。在布什做报告、听取企业界人士的发言时，这些议题总算令气氛没那么尴尬了，而且跟布什意见相似的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也在帮腔。这届政府卸任时，美国针对环境变化问题斥资达400亿美元之巨。

坦白地说，一方面，美国政府努力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有些人的观点过于危言耸听，他们认为要采取严厉措施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另一方面，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政府内部的部分官员都认为在此问题上的任何让步都是纵容。我不认为布什班底中有任何“反对派”，但总统到底要花费多大的精力去做这件事，大家的分歧颇大。

最后，我们表达了跟国际社会一起合作的意愿，事情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05年，“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The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让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参与进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大进步。最重要的是，2005年7月，布什公开发表宣言，承认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是，国际社会并不相信美国持有这种观点，我们的辛勤努力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特别是在第二个任期内，白宫还让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分管此事，由詹姆斯•康诺顿挂帅成立了“改善环境质量委员会”（Th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几年后，我和布什谈到2001年各方为何反应如此激烈。“总统先生，”我说，“欧洲人创建了一个名为《京都议定书》的‘水晶结构’。”

“是啊，我们走过去一脚把它踩碎了。”他说。

“不，比这还要糟糕。”我说，“我们不仅踩碎了，而且还说‘我撞到什么东西了吗’？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本该避免。

首次危机

“气候变化”这种议题永远都会存在，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或与其他国家的首脑会面时总会被提起。这类议题已成为例行公事，大多由各领域的部门或专家负责。但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完全与此不同，总有难以对付的事发生，危机爆发时，你得把其他工作全部放下，直到警报解除为止，而每次危机几乎都会从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开始。

“赖斯博士，战情室有你的电话。你可以去司令官办公室接。”我总能从戴维营的管事那里听到这类让我感到恐怖的话。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了，当时我们正在“冬青苑”（Holly Cabin）的小剧场看电影，这么晚打来电话肯定有急事。

我赶紧起身，走去司令官办公室，给战情室打去电话。总执勤官说国防部报告中国沿海出事了。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大致情况是一架美国巡逻机在执行例行导弹监督任务时与两架中国战斗机中的一架相撞了。两架飞机严重受损，美国飞机紧急迫降后在中国海南的一个机场着陆，24名机组人员被中方扣留。

机组人员很安全，但被对方扣留了，在飞机坠毁之前他们采取了紧急处理措施，防止一些机密技术在飞机坠入外国领土后被人窃取。受损的美国飞机在迫降机场时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与事件相关的政府部门（即国家作战与情报观察官网络部，简称“NOIWON”）之间电话、会议不断。

我飞快地跑回“冬青苑”，绞尽脑汁地寻找对策，这时布什总统恰好从剧院出来。我说我要打电话给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然后再来找他。我很快跟他们联系上了，拉姆斯菲尔德听到的情况跟我听到的一样，而且已在跟进，鲍威尔则试图联系中国外交部长。

从4月1日到4月11日机组人员被释放的这11天里，我心中所想的全是如何处理这次海南危机。不用说，这届美国政府肯定不愿意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跟中国交锋。尽管在竞选中我们将同中国的关系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清楚地表明我们在亚洲地区的重点是加强同美国的盟友——建立已久的民主政体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存有敌意，而北京和华盛顿的一些评论员却不这样认为。

布什总统正准备授权向台湾出售大批武器，此事媒体已有报道。这次大规模向台出售武器意义重大，将来不必每年都去处理此事。当然，中国对这件事非常愤慨，但至少我们不必以后每年都纠结于中国方面的抗议。但军售事件余波未停，海南危机接踵而至，我们跟中方建立良好关系的前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中美双方都不愿事态进一步升级，但这件事情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首先，美方认为美军是在公海上空执行任务，这对于防卫航行自由有重要意义。而中方不认同这个解释，从而使问题愈演愈烈。中方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是受害者，美国飞机是入侵者。中方从一开始便这样认为，而且舆论认为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

其次，更重要的是，一名中国飞行员在撞机事件中身亡，中国的新闻媒体很快将他报道成了民族英雄。中方要我们对他的死表示道歉，但美方由于不确定中方提供的情况，并不愿意这么做。但他的死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在事件发生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试图联络中国领导人做有效沟通。事件发生的当晚，中国外交部长并没有回复鲍威尔的电话。事件发生两天后，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多方渠道去解决此事，但仍然不能跟中方持续取得联系。第二天，也就是周日下午，我联系上了阿根廷和智利政府（中国领导人正在南美访问），希望让他们帮忙用手机联系中国领导人。负责处理此事的美方工作人员开始不断揣摩中方避而不见的原因。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急于处理此事，这让我联想到1999年克林顿政府意外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遭到的情况，那次，我们也是几经周折才联系上中国领导人。无论哪种解释，中方的做法都让我们在最初几天里如坐针毡。

从戴维营回到华盛顿后我们很快制订了危机处理方案，每天早上5点我都会跟鲍威尔商量。因为鲍威尔说，中方似乎是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半做决定，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在美国时间凌晨4点半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会在早上6点左右去白宫，7点我会跟布什总统、卡伦•休斯和安迪•卡德 碰面。鲍威尔通常也会加入我们，他正在寻找办法解决此事，我们则必须将消息封严实了。

在现今媒体环境下，我们在处理危机时通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每天我们都必须对记者说点儿什么。如果在每天的通报会中万一不小心措辞不当，可能正中对方下怀，因为那边也在做同样的事。倘若如此，局面很快就会失去控制。比如，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丹尼斯•布莱尔谴责中国空军采用了“非专业的方式”导致其未能成功拦截我方飞机，在空中“玩碰碰车”。我们必须否认这种表述方式。

我们还担心机组人员的安全，曾私下里告诫中方不要挑起事端，比如不要游行示威，令我们难堪。我们的大使——前海军上将约瑟夫•普吕厄能力出众，他通过领事途径接见了机组人员，让他们的家人得以安心，并告诉美国民众他们的安全没有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美方不愿委曲求全，为没有确认的错误道歉。但几天后中方发出信号：如果鲍威尔能为死去的中国飞行员发来道歉信，危机即可结束。拉姆斯菲尔德开玩笑地说，如果鲍威尔在信中说“恳求贵方原谅”，事情就可了结。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在商量如何措辞。最后，我们发表声明，承认对中国飞行员遇难一事表示遗憾，并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中方于4月11日清晨释放了我方机组人员。当时我跟布什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康科德，那天晚些时候他说他将尽快去看望一位飞机技术人员的家属。美国一直都对机组人员的安危十分关注，总统宣布上述消息时人群大呼“美国万岁”！

当时，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几周后，我在总统办公室接见机组人员时情绪还是相当激动，他们安全回家让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最后，美方派遣一队机组人员来到中国，拆卸飞机运回美国。之前，中美双方就是否交还美军飞机的问题来回磋商。根据空军方面的报告，中国军方对美国飞机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自那之后，整个春天基本上都很太平。虽然巴尔干地区再燃战火，马其顿的暴力事件 令该地区的局势再度剑拔弩张，但这种危机在白宫的议程表上并不会占主导地位。国务院跟欧盟的盟友一起在当年夏天便调停了此次危机。

4月末，我们在美洲国家峰会上再度重申同拉丁美洲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与会者包括西半球的34个国家（古巴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能民主选举总统），但反全球化游行示威者亦云集此地。因此，当地政府做足了安保工作，当我们开车经过市中心的街道时，竟然空空如也，当天许多商铺为免生事端都关门了。

但是，会议厅里的集会却进行得非常顺利。此次高峰会议宣布将大力支持建立地区性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会议重申有必要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右派”。乌戈•查韦斯虽然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但当时他还不足为患。后来，我们在安第斯集团峰会间歇跟他见面时，他笑容满面，迫不及待地想看他和布什总统的合影。布什步入房间时，查韦斯几乎是从桌旁跳了起来，跟布什聊起了两人共同感兴趣的棒球。布什后来评论说查韦斯只不过是个“街头混混”，让这号人当一国之主令人担忧。后来，这个“街头混混”变成了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布什之前的话得到了印证，该地区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场深受其害，最要命的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亦大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