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实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为此特别召开周日下午的国安会会议，布什总统主持了这次会议，决定是否支持安理会一项由美国同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相商的决议。（这些国家同美国一样，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它们对任何行动都有否决权。）决议用名即“聪明制裁”。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认为这个决议没什么实效，我也没办法让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于是我们决定让总统参与会议。

鲍威尔奉命进行斡旋，但俄罗斯方面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将否定任何形式的严厉制裁决议。尽管鲍威尔没办法阻止他们的决定，但两天后，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周日会议上曾反对的决议。

国务院制订“聪明制裁”计划的同时，国防部进行检讨，提升禁飞区的质量。英美两国的飞行员每周会数次从科威特和土耳其（虽然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对飞行次数有严格限制）起飞监视伊拉克空军，防止它们升空。尽管萨达姆的防空系统无法跟盟军高性能的飞机相匹敌，但他们经常会炮击我们的飞机，我们也害怕他们或许能“幸运”地击落盟军飞机，俘虏飞行员。政府通知拉姆斯菲尔德，如若发生这样的事，他应该制定相关对策，比如，如果有飞行员被他们劫持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们还决定，美方应加大力度，主要通过收集情报，帮助被流放的伊拉克反对派，让他们团结起来。1998年，即使在休战协议下，萨达姆还不断嘲讽自己还需履行各种义务，国会很是恼火，随即通过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解放伊拉克法案》 ，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但伊拉克流亡者的素质参差不齐，既有组织有序的库尔德人——他们已在伊拉克北方生活、掌权，也有什叶派和逊尼派教徒，他们零星地分布于叙利亚、伊朗、伦敦和纽约，极少得到伊拉克民众的支持。

事实上，这些为加强1991年签订的休战协议临时拼凑的举措根本派不上用场。虽然现在人们很容易忘记后来有关伊战的争议，但国际社会及美国各界10年来一直担忧，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将成为中东的主要威胁。1998年12月，克林顿总统提议对伊进行空中打击，这一提案的支持票数竟然高达417票，仅有5票反对，该提案让美国下定决心，应该“努力支持将萨达姆从伊拉克赶下台，尽快建立一个民主政体的举措”。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约瑟夫•拜登和戴安娜•范恩斯坦全都声援克林顿政府的军事行动。2001年，萨达姆还举行了纪念海湾战争“胜利”1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大言不惭地继续宣称科威特只是伊拉克的一个省。为此，科林•鲍威尔还特地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科威特，说美国及其盟友会保卫该国的自由。但美国并没有动用武力推翻萨达姆的统治，尽管我记得在首次国安会会议和2001年的几次会议中我们都提到了这个议题。

朝鲜也在找机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我们早就谈到了这个议题。在举行就职典礼几天后，韩国总统金大中要求跟布什总统见面，要我们直面朝鲜问题。

在竞选期间，我们曾批评克林顿政府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的《框架协议》。在朝鲜拒绝跟联合国所属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小组合作，并威胁在1993年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后，克林顿政府断断续续地跟朝鲜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外交谈判，并于1994年签订了《框架协议》。之前，我们一直怀疑朝鲜在阳奉阴违，目的是换取美国的石油援助。朝鲜还以他们不再研究核武器为条件让美方帮他们建立两座轻水反应堆，《框架协议》即要求朝鲜暂停核反应堆的建设和操作。美朝双方有可能让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完全正常化。

我们知道克林顿政府最近几个月都在努力，希望与朝鲜的关系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平壤之行（并在平壤体育馆观看了超过10万人的文艺汇演）也被多方批评，而她此行的目的实则是在为克林顿未来访问这个“隐士王国”铺路。

在我们赢得选举后不久，鲍威尔接到奥尔布赖特的电话，问我和他能不能就此事发表意见。2001年1月初，我陪同尚未正式就任的布什从得克萨斯到华盛顿准备交接。在杜勒斯机场着陆后，我离开随行人员，直接去了鲍威尔的府邸。政务助理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和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杰克•普里查德在鲍威尔家的餐厅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并没有发表意见，尽管尚未就职的布什当上总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既没有在私下里也没有公开发表我们对此事持怀疑的态度。最后，我们并没有就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达成一致意见，而会议的内容无非是敦促朝鲜答应放弃导弹试验和研究，以换取美国的援助，克林顿的平壤之行也告吹了。

这也是迄今为止在过渡时期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之间对某项政策最详细的探讨。后来，我们针对“基地”组织也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回想起来，在过渡时期，当年克林顿政府与即将上任的布什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朝鲜问题，而非恐怖主义问题。

我们跟金大中总统的会面被安排在2001年3月7日。金大中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尊敬。20世纪80年代，韩国总统全斗焕掌管韩国军权时，他还在坐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当初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全是美国向韩国当局求情的结果。金大中上任时已是高龄，此人温良谦恭，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他所倡导的“阳光政策” 可跟朝鲜合作，或许最终能改变其政权性质。该政策提倡大力对朝鲜进行援助，几乎不求回报。一方面，韩国推出“阳光政策”；另一方面，美国要求严格执行《框架协议》，两者发生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有人认为，金大中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跟金正日发生冲突。

金大中到访前一日，我们举行了首脑会议，再度讨论当局应该采取何种方法。会议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不会公开批评“阳光政策”，但我们也将明确地告诉金大中，美国会寻求别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没人愿意让韩国难堪，但他必须理解我们无意继续执行《框架协议》。那天下午，我走到总统办公室，将我们商议的结果向他做了汇报，他表示同意。

第二天早上5点，我在华盛顿市中心七号大街临时寓所的电话突然响起。当年我在加州习惯早起晨练，现在也会坚持锻炼，但也没那么早，当时我睡得正香。那间公寓很小，但我也得下床走到起居室才能接电话。这几年来，总统经常会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被他设置了快速拨号键，这多少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当我听见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大声说“是总统的电话”时，我睡意全消，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你看《华盛顿邮报》了吗？”总统问。

“没呢，总统先生。”我说。

“那赶紧去外面拿。”他说话惜字如金，恰好表明他当时焦虑的心态。

我披上长袍，到外面拿了报纸，幸亏这次报纸送得早了点儿。“翻到A20页。”粗体字的标题下是对鲍威尔的采访报告，他在文章中说，我们将告诉韩国，美国会继续依照克林顿政府的方式跟朝鲜交涉。“你要我处理这事，还是由你去搞定？”

“我来吧，总统先生。”这其实正是国家安全顾问做的事：收拾残局。

我给鲍威尔打了电话，跟总统当时的语气一样：“快去拿报纸。”他照做了，一眼就看到了问题所在。鲍威尔说他本想跟记者交流，评论了克林顿的政策，只是没有全盘否定克林顿政府的方式。坦白地说，《华盛顿邮报》有添油加醋之嫌。记者喜欢揪住某个核心问题，再将其变成独家新闻，我对他们这种伎俩早已见怪不怪。在华盛顿当值八年，我没少中计。

鲍威尔很冷静，也表现得很职业，说这事由他来处理。我一到白宫很快就去了总统办公室，告诉布什说鲍威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收回自己的言论。他的确是这么做的，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在滑雪时没能刹住滑雪板”。但是文章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无可挽回，公众普遍认为鲍威尔只是受制于白宫，不希望事情进一步恶化才“出尔反尔”。

我们跟金大中会面的气氛十分友好，但很明显，我们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分歧很大。金大中极富同情心，这点我并未怀疑，而且他非常担心朝鲜的人权被践踏，人们生活艰苦——由于营养不良，朝鲜人的平均身高要比他们的同胞韩国人矮5英寸——但他表示韩方绝不会以任何方式给朝鲜出难题。我们则认为《框架协议》并不能有效地限制朝鲜的核武器，韩国的援助只是在帮朝鲜巩固政权。金正日让小布什极为恼火，他不明白韩国政府为何听之任之。

外交中最难做的就是既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又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与朝鲜相隔万里的美国本土固若金汤，在面对朝鲜的威权政权时可以表现得很强硬。但韩国的民主政体依然较新，发展迅猛。对他们而言，为了维护稳定与和平，给朝鲜些甜头也完全可行。何况，朝鲜数以千计的导弹、大炮可以直接攻击首尔，其发射基地离韩国边境仅有30英里。可是，太过关注朝鲜民众的困苦生活也会带来另一项负面影响：将来如果朝韩统一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许多年后，某位韩国资深外交官告诉我，他对韩国最大的担心就是将来朝鲜的数百万“脑残的侏儒” 会让首尔不堪重负。他这话虽然刻薄，韩国民众担心的却也正是这点。

美国的利益出发点不同，朝鲜的核计划并非地区性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他们对待朝鲜民众的方式不仅让布什生气，而且也是无视美国对人权问题的承诺。直到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我们的分歧才有所缓和，李明博总统对朝鲜的暴行十分关注，但暂时我们并没有就进一步解决问题达成共识。

美韩会面后，媒体肯定可以大做文章。布什总统总会尽力掩饰他跟韩国方面的分歧。按照惯常做法，美韩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进行了会晤，同意就难点问题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不会产生分歧。但因为手握鲍威尔昨天的评论，媒体并不买账。美国和其亚洲最好的盟友之一韩国最后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次会面也就草草收场。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将很快成为这届政府最棘手的事。

一段特殊关系开始了

我们跟欧洲盟友发展关系的时候更加顺利。布什总统跟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之一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会面安排在2月23日，我们对这次英美两国首脑会晤相当期待。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我们之间的盟友关系非常牢靠。英美两国关系亲密，价值观大抵相同，多年来我们一直共患难，特别是二战期间我们曾并肩作战过。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常好，以至于有一次我不得不提醒总统演讲稿撰写人，英国并非美国最早的盟友，法国才是。英美两国还是有分歧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连英国都指望不上，那真的就孤立无援了。

尽管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几经变换，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依旧牢靠，虽然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的私人关系亦有亲疏之分。比如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们的关系之所以亲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大抵相同；而撒切尔同老布什的关系则要冷淡一些，有时候还会陷入僵局，特别是在对待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撒切尔夫人一直持保留意见。

同里根和撒切尔一样，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意识形态也颇为相似，他们之间的关系俨然可以象征中左政治 ，即“第三条道路”的胜利，亦是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复兴的标志。他们私交甚笃，而且他们两位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切丽•布莱尔同样关系亲密，两人都为律师出身，20世纪60年代末，两人都热衷于社交活动。几个月后，我们访问与美国总统行宫戴维营性质相同的英国首相别墅契克斯时，发现那里的显著位置仍旧挂着布莱尔和克林顿夫妇的合照，我竟兀自笑了，不知是不是有人忘记将照片拿走了。

在布莱尔访美的日子临近时，美方不断在谈论小布什（英国方面亦在谈论），这个保守且不谙外交政策的得克萨斯人跟城府颇深、圆滑、有些左倾思想的托尼•布莱尔是否有共同之处。托尼•布莱尔在国际政坛充满自信、魄力十足，堪称“摇滚巨星” 。这是媒体特意为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出的考题，他能泰然自若地面对布莱尔吗？

位于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的戴维营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时代起就成为总统和白宫官员周末消遣的圣地。这间乡村别墅透着优雅之气，每个房间里都有壁炉，林中还有宽大的露台。多年来，这里也成为接待外国领导人的场所，而来此聚会的领导人要么地位显赫，要么跟总统私交甚笃。

2001年2月23日，周五，下午，布莱尔夫妇一行抵达此地，这也是布什升任总统后首次在戴维营接见外宾。欢迎仪式是在跟戴维营田园式风格一致的直升机机场举行的，非常低调——连奏国歌仪式也免了，只有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仪仗队的升国旗仪式。跟往常一样，我们会先给来宾一点儿时间稍事休整，然后安排他们在戴维营的主会客室“月桂苑”（Laurel Lodge）见面。

布什跟英国首相的初次会晤有点儿照本宣科的味道。跟外国领导人会面这事每每都让白宫高度紧张，国安会方面需准备简报，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考虑周全。还得有人安排各种活动：谁跟随行的部长级人物一起共进晚餐？谁来款待余下的官员？如何安排媒体采访，谁来布景？两天的访问光是准备工作就要花好几周时间。如果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你够精明的话，就得通读演讲稿，一个词都不能放过，不管多么不起眼儿，任何细节都不能忽视。

而且我们还得招待来访元首的行政人员。戴维•曼宁是布莱尔最信任的外交顾问，能力超群，他和我一直都在安排工作计划。在两位元首见面之前还有一套例行的程序要走，但我知道凭借我和曼宁的关系，我们之间就不用客套了。曼宁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举止得体，彬彬有礼，且十分风趣。他曾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政治部担任顾问和政治部主任一职，跟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打交道的酸甜苦辣我们都曾经历过，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能认识戴维•曼宁和他夫人凯瑟琳•曼宁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我们的友谊已经延伸至工作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