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今天我们听的音乐大多都采用了变化范围狭窄的快速节奏。我们当今的音乐，正如我们的社会一样，变得越来越喧闹；说唱摇滚统治了电视广播。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不能主导——而是反映了——生活的节奏：

音乐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由人们达成共识的旋律。你对音乐产生感觉是因为音乐人创作的作品是如此接近普通人的所做所感以及他们在当中所运用的节奏，所以人们一听到便能立刻产生感受。音乐释放了人们所熟悉的感觉和节奏。

由于音乐是很好的共振器，音乐就不得不加速了，因为我们的社会让它这样做。

共振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大的比重，以至于我们通常都不会注意到它——但是偶尔我们也能一窥它的端倪。例如，当我的儿子伊莱两岁半时，他就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一遍一遍地要听《阿拉丁》的磁带。而于我则有点不幸，即使当磁带停止以后，这个旋律仍然在我的脑子里萦绕不已。它在我的颅骨里回荡，而我甚至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当一切安静下来时，突然间《阿拉丁》的旋律再次跳了出来，非常具有爆炸性。其实它一直在那里，就像一股涌动的暗流——然后我不经意间就碰触到了那个固着在我脑中的旋律。

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把《阿拉丁》内化到脑海里，但是社会生活的种种片段像环境背景一样紧密地围绕着我们。我们一直活在啪—啪—啪的节奏里，而且这节奏永远都存在着，无论我们注意与否都是一样。下意识地，就像身体吸收着用糖浆做伪装的毒药一样，我们与越来越快的节奏产生了共振。它控制着我们走路的方式、说话的方式、与亲人及陌生人交往的方式，它让我们永远不能放松下来。你可以在开会的时候注意一下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他可能不停地用笔击打桌面，或是不停地用脚敲击地板。

对于各种体验只投下惊鸿一瞥就越过去继续前行的习惯渗透到了我们的生命里。

举个例子，我们可能都会去动物园参观，但近来对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的游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观看园中动物的平均时间竟然只有一瞬：五至十秒钟而已。用这样短暂的时间去了解动物的行为、反应、动作、饮食或交流，其实跟你翻翻图画书的效果差不多。

在上面谈到的研究里，一位在国家动物园工作的导游指出，很多游客认为河马会待在水下很长时间。

“事实上，”他说，“平均时间是90秒，最长也超不过五分钟。游客只是没有停留那么长的时间去等它们出现在水面上。”

要不停地行动，这种压力无形中使得我们错过了我们的目的。

这种被我们内化了的荒谬的快节奏，因为太过普遍存在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察觉，但是它已经在社会的驱使下植根到我们身上。现代社会的节奏提供了可能是最有力度的——同时也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笼罩一切事物的共振。

◎快节奏摧毁了什么

近一百年来，西方社会设定了一种过快的节奏，这种节奏持续变快，要求人们行动更多、生产更多、学习更多。我们所有的机能都像上了弦一样为已经太快的速度再加速。计算机、传真机、语音邮件、电子邮件、互联网、手机、自动重拨：这些对处理公务来说是方便的，但是它们每一项都把环绕我们的节奏再次加速，持续地增加压力——让我们失去了放松和处理情感的时间。

这种“快、更快”的节奏是相对来说较新出现的现象，而且似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改变它。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想过要改变它，因为社会认为它是“具有生产力的”，我们每一个个体已经被这种观念所同化，以至于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想要改变它。

即使我们认识到某些事是错误的，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样的节奏，如何在更加缓慢、更加“人性化”的节奏中与其他事物产生共振。

大多数的我们不知道如何转换时间，不知道当社会的重锤无情地敲打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采用更慢的节奏。我们不知道如何停下来沉思，如何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如何从疯狂变得平和，如何去放松，去注意，去感受。

让我们来看一个大约生活在1750年左右的殖民地家庭。

那是相当艰苦的岁月。地需要耕种，农作物要播种和收割，衣服要用手洗，烤面包不能用电，然而孩子被养育着，衣服照常洗着，简陋的机器正常运转着。那时没有什么帮助节省时间的装置，没有家用电器，没有方便米饭或速冻食品。

然而，我们要如何解释那时的婚礼常常持续五天之久？庆祝假期或丰收，持续一周呢？那些被压迫的、过度工作的殖民地居民从哪里找到时间让自己快乐呢（所有的殖民地文件都宣扬要让殖民地居民快乐）？为什么他们比我们拥有更多的实践宗教和冥想的时间？为什么相比于生活在我们这个躁动、愤怒、无暇顾及礼仪的社会中的人，殖民地居民会拥有更多的快乐，友善，以及对他人的关心？

殖民地居民们是遵循他们那个社会的节奏来工作的，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社会。那里的居民自然也是生活艰难的，但他们通常不会对抗时间。给现代人带来痛苦的压力症状在那时是不为人们所知的，放松被嵌入了每个人的生活。那里的居民在处理生活事件时处于平和的节奏中，他们的节奏不是用天、小时和秒来定义，而是用季节来定义的。

这些居民，和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以及当今生活在非西方社会中的人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是环形的。当然，变化标记着时间。潮湿的季节和干燥的季节，热的季节和冷的季节，出生和死亡，播种、培育和收割（时间环路中的每一部分都用庆典作为标志）。然而，世间的存在就这样持续着，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改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生命开始的同时伴随着生命的终结。

我们能在位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上的拉达克地区看到一个突然而急剧的变化，生活就在这样的变化中从以前的那种时间往复转向了现代的线性的生活。

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拉达克是完全与世隔绝的，那时当地的生活非常艰苦。居民们使用最简陋的工具，自己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自己做衣服。但是，正如瑞典的语言学家海伦娜•诺伯格霍吉在《古老的未来：从拉达克学到的》一书中提到的：在达拉克，工作是通过人们的协作完成的，而且通常伴随着歌声。尤其是在冬季，那里的人们拥有大量的时间用来举办几乎不停歇的聚会和庆典。

1974年，印度政府建造了一条通往拉达克的公路，鼓励游客以及“开发专家”们访问那个地方。自此，拉达克人被迅速地卷入了货币经济的狂潮。如今，许多当地人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了金钱该如何生活，虽然他们以前是从来不需要钱的。他们也购买能为自己节省时间的电器，购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过起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

这种突然间向现代化生活的迈进改变了拉达克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直接触及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层面。就像一位拉达克友人向诺伯格霍吉讲述的：

我无法理解。我那个住在首都的妹妹，她拥有各式各样的能让自己生活便捷的东西。她从商店里买衣服穿，她有一辆吉普车、一部电话、一个煤气灶。所有这些为她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是当我去看她时，她竟然没有时间跟我说说话。

拉达克人的时间在无意识中从环形转变成了线性的。我不知道如果可以再变回以前那样，他们中有多少人会更加快乐。

当我阅读描写美国西南部的霍皮人的书时，我自己也碰触到了环形时间这个概念。像大多数美国本土的社群一样，霍皮人生活在环形时间里，这个概念是我们在现代的线性时间里生活时不常见到的。在环形时间里，斗转星移，四季轮换，作物年年种植、生长、收割——所以，未到的将来被视为是历史的轮回。当下的时刻是时间这条连续轴上从过去到将来的中心，而变化则发生在恒久不变的背景下。

于是，对于霍皮人来说，如果那些天、四季、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将要再次轮回，那么时间永无尽头。今天没完成的事可以明天再做，今年没做完的明年再说，这一世没完成，还有下一世。当你遥望未来时，事物不会变得更好或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