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收视率、关注度极高的《中国好声音》，也是产业链整合的一次新的尝试。音乐产业中的主体——唱片公司、演出公司、经纪公司长期以来都处在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各自力量的薄弱，不仅让它们在面临互联网冲击的时候显得毫无还手之力，也让它们无力通过整合产业链释放出行业潜在的能量。事实上，在传统唱片市场式微、演出市场地域性较强的现状之下，将精心制作的音乐作品通过强势的传播平台以不落俗套的方式进行传播，继而取得与新媒体、互联网之间足够的话语权与议价权，是这个产业在尚未找到更新换代的产品前，无法绕过的发展之路。而《中国好声音》在拥有多个赞助商的同时，也与中国移动签署了彩铃分成协议，学员在节目中演唱的歌曲，同时就可以通过彩铃下载。另外制作公司——灿星制作也与中国移动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为学员的后续发展保驾护航，通过合作经营、资源置换、协议分成甚至股份互持等方式极大地整合各种资源，从而形成合力发挥巨大的能量。

　　在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最有力的竞争不在于个别产品的层面，而在于确立国家文化品牌的高低贵贱，一个被塑造成高雅的、飘溢着文化芳香的国家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文化沙漠似的国家没有竞争力。而一个文化卑污，从头到脚散发着难闻的文化臭气的国家，可以想象，它在世界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不仅没有资格参赛，而且他自己国家的文化市场也应该有来自外国的高雅文化取而代之。然而在现实当中，一些文化虚无主义者把中国文化贬低为散发臭气的“酱缸文化”，中国的新闻出版界还为其大开绿灯。殊不知，这种做法是在不断地把中国本来就很薄弱的文化品牌从背后捅着刀子，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文化产品的实质在于精神享受，而不在于具体使用价值。所以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需要“大军未至，品牌先行”，而针对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保驾护航的国家文化营销战略重点也就是对于国家文化品牌的重塑、保护、传播。

　　国家文化品牌的重塑

　　重塑国家文化形象的系统工程就是要把中国从历史到现代美好的形象合乎情理的展示出去。近代以来，有三个国家通过文化外交的重塑国家文化品牌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最引人注目。美国通过文化外交摆脱欧洲的文化歧视，日本通过文化外交摆脱西方的歧视，韩国通过文化外交不仅摆脱了西方的歧视，更摆脱了东方的歧视——俨然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引起全世界的重视。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外国人没有见过的美好事物；二是因为不了解而不认为是好东西的美好事物；三是许多中国人自己都不觉得是好东西而实际上是文化精粹的美好事物。这个目标需要几方面的努力，对外交流的水平要提高——要做好受众心理研究；对外交流的力度要加大，资金要充足；对外交流之前，传统文化研究要有突破要站在重塑国际文化品牌的高度甄别出哪些是珍宝，哪些是鸡肋，哪些是垃圾；一些以前在文化观点上否定中国文化的国内精英要下力气争取过来，让他们成为传统文化的鼓吹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尚且可以做到收买共产主义分子反戈一击，以中共娴熟的统战经验应是不在话下——关键是想不想这样做，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在国家文化营销的视野当中，文化艺术是分国界的，而且界限清晰。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如果不能被自己有效的传播出去，就会被误读。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即使不是别有用心的丑化我们的文化历史，也至少没有义务美化我们的文化历史。正是所谓“如果不能有效的阐释自己，就要被别人阐释”。所以虽然外国人已经几乎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比如跨国传媒集团的触角），他们以强大的财力和深厚的专业素质完全具备对中国文化进行任意形状塑造的能力。但是，他们塑造出来的形象一定不是我们的想要的。我们想要的形象一定不是他们想塑造的，而且也是他们没有能力塑造出来的。对此，中国学者王岳川指出：“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输出，如果不输出，文化的误解，文化的妖魔化是必然的。在我看，面对西方和东方有四种姿态：仰视、平视、俯视，还有歧视。我们只能平视。但是问题在于你想平视，别人却不愿意，你想输出别人却不愿意接受。他们会说，你的输出与我们的汉学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如美国有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先生，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观察的视角不同。西方人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而文化输出是中国学者从本土视角出发加以观察。”而且，我们还要赶时间，要在他们把我们的形象塑造之前完成我们自己的重塑。在具体的操作中应该注重两方面的准备。1、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翻译和出版工程；2、国家影像工程。后者以其通俗易懂、感染力强的特点，成为直接针对外国受众的传播利器。而前者虽读者面小，但主要针对国外文化精英，影响力大。对此，日本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日本在1985年提出文化输出的概念，要改变经济大国的印象，在政府巨大财政支持下，把史学、哲学等大量的著作翻译成西文。十五年后，西方人对日本有了更深的了解，印象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而目前中国官方对此努力不足。而且在民间已经存在的翻译典籍中胡适、陈序经等西化论者的影响很大。中国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在树立国家文化品牌的层面上，对浩瀚的中国文化经典进行一番梳理，集合国内文化精英，筹集专项资金，把中国文化经典成序列、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推向世界。这是一项千秋万代的工程。只有作为政府代表国家进行的特别项目，才可能有效的推进这样一项工程。必须利用这样的机会和形式，以国家雇用的方式，把文化精英聚集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指向上，而不是把文化精英驱逐到对立面上去，被国外敌对势力所雇用。实际上中国的文化界大量的人才已经被国外势力直接或间接雇用。福布赖特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名目繁多的项目，都是文化外交的重点所在，他们的各种研究题目和资金流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控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手中。这个市场我们国家不去控制，就等于把它交给了战略对手。虽然，历史文化典籍的翻译和出版工程一次性投资较大，但这是千秋万代受益无穷的工程。在外国受众的圈层排序中，从文化密度依次是学术界——政府相关层——媒体圈——公众。历史文化典籍的影响力和辐射对象主要瞄准学术界，并向下依次渗透，而不是直接瞄准外国公众。这是因为其传播特点决定的。而下面的措施则是面对外国公众，并以此向上渗透。

　　国家文化品牌的捍卫

　　文化外交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博弈，我方文化外交的战略重点必然是战略对手的遏制重点。我方树立国家文化品牌的过程同时也是战略对手破坏和颠覆中国文化品牌的过程。二战时期，美国与德国是战略上的对手。二战后马上形成了新的局面，美国与苏联形成新的对手，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充当了双方包括文化外交在内的各项对抗的主力队员。这《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得到了精确的描述。之所以动用最高情报部门介入并担任主角，是因为这种博弈的复杂和重要，涉及到国家至高利益。在这场博弈中，美国获胜了。当苏两解体时，美国同时获得了两场胜利——对苏联冷战的胜利，和对世界文化中心欧洲的取而代之。虽然中国屡次声明不称霸，但美国人依然把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加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