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的最高境界是让目标国家的人民资源的接受文化渗透，文化颠覆的最高境界是让目标国家的文化精英带领人民唾弃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美国做到了，做得很到位。

　　例证1，以华制华，丑化中医药文化

　　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根据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TruthabouttheRockefellerDrugEmpire：TheDrug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也就是对中国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与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赤脚医生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强大财力支持下，许多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加入“废止中医”的事业当中，以至于现在，中医是否科学都成为一个问题需要讨论。

　　例证2，中国文化精英的全面自我丑化

　　令人无法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在国际上流行着欧洲中心论，中国文化处于失语的地位。“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欧洲人而且非欧洲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人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在我们的国内，在广泛流传的占据舆论阵地最主导的声音是“中国文化不仅落后，而且是丑陋无比！”这在被中国中央电视台至今仍然称为“人文大师”的柏杨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把中国文化描绘得臭不可闻和天生下贱——“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他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是“酱缸文化”。柏杨在爱荷华州立大学演讲的结尾处甚至这样说：“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还处在反思阶段，对西方文化的憧憬还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幻想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换血可以带来永久的而且速效的社会进步。尤其是追随“伟大的、神奇的、梦幻般文明的美国”可以近朱者赤，可以带动我们从酱缸奔向天堂，这时柏杨的论调红极一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到了21世纪，文化产业被国家定为支柱产业，并试图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我们的文化界依然没有改弦更张是难以容忍的；如果说，柏杨仅仅是在学术的领域提出仅供学术讨论的话题，它得到多么热烈的回应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在我们主流的舆论阵地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为《丑陋的中国人》的论调提供着充足的版面，这是更加无法容忍的。

　　《丑陋的中国人》这种论调，对中国国家文化品牌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他剧烈的扰乱国际人士对中国国家文化品牌认知，并使人产生厌恶情感，并进而导致拒斥的意向。美国为了树立美国国家文化品牌过程中，不惜动用中央情报局，不惜花费数亿美金向欧洲证明展示美国文化，不惜派间谍进入好莱坞——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剪掉被认为是有损美国形象胶片的时候，我们并不发达的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不惜工本的参与丑化中国文化品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国际间国家文化品牌的竞争十分激烈，文化的渗透和颠覆常常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开始。香港学者慨叹我们“只执着拘泥于日本的少数民间教科书出版商‘篡改历史教科书’，却无人惊识韩国的《大长今》暗中篡夺了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除了英美等战略敌对国家的文化侵略，日韩等国的文化渗透也十分诡异。在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文化外交动态多边博弈过程中，信息的高度密集、较量的高频变换，都迫使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高效传播指挥体系，以应对个文化强国争夺文化霸权、试图把中国变成文化殖民地的现实。针对西方中心论者的文化贬低要巧加应对，对于战略敌对国家的文化打击要针锋相对，对于汉字文化圈的少壮派们的“截流”行为更是要“以牙还牙”。

　　国家文化品牌的对外传播

　　中国国家文化品牌的重塑与捍卫本身就必须利用传播学的原理，可以说重塑与捍卫都是能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被动的。我们这里说的国家文化品牌传播就包含了更多的主动和外向意义。如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推销英国旅游”，给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配音。国家领导人无疑是全球国家文化品牌营销中的超级公关员。他们可能心里比国民明白十倍，赢取对方人民的好感胜过在谈判桌上占上风。中国领导人到美国游说，以及向欧洲展开魅力攻势，无不是赢取好感之举。

　　在本书第二章——中国文化产业软力量战略第三节“国际化的传播策略”部分曾经做过一些阐述，主要针对强弱不同的三类文化区域做出的文化传播对策。其中涉及到欧美主流国家、汉字文化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等三个群落。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针对文化强弱不同位势产生的“文化贴现”现象作出的推导。曾经在巴黎凯旋门上演的中国文化周是典型的国家形象广告，不过巴黎人民看到的依旧是舞狮和扭秧歌的传统中国土特产。无论企业、国家还是影视作品，我们显然缺乏一种有效的国家语言，将本土内涵表达出来。日本品牌最初给给人以西方货的印象，如SONY、PANASONIC、SHARP等，当初以为表达了日本人“脱亚入欧”的心态，现在才知道其良苦用心。

　　接下来，我们再从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双边利益关系出发，对于国家文化营销的策略略作探讨。在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某些问题。比如备受中国观众喜爱的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在销往韩国时，遭到了韩国电视台的抵制。韩流的单向“出超”状况以及文化输出过程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做法引起了亚洲国家的不满。韩国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一位议员金富谦也说：“据我所知，中国最近制定了《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和《文化领域引进外资意见》，将对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严格的管制。”他将中国的这些政策，看作是“中国意图遏制‘韩流’扩散的动向”。韩国方面至此开始有所警惕。《朝鲜日报》报道引述韩国议员郑义溶提醒：“中国国内的韩流现象虽然令我们感到自豪，但做出好像韩国电视剧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评价，未免过于傲慢。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应该显示出对骄傲进行反省和谦虚的姿态。”对此，韩国方面开始积极制定关于文化贸易的互惠互利政策，以避免韩流遭到各国的联合抵制。

　　这个例子说明，在文化产品传播的过程中，国家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保持强硬立场，不排除使用各种手段捍卫自己的文化贸易平等权。对方出于利益考虑，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和退让。在国家文化营销的伙伴关系上，我们作为目前弱势的国家，可以适当借助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利用法国、俄国对美国的单边霸权强烈不满而又极力与中国修好的机会，有针对性地做好文化输出的练兵工作。

　　总之，在国家文化营销战略当中，国家扮演了十分直接的主导作用，无论是国家文化品牌的重塑还是捍卫与传播各个环节。单纯的企业和民间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必须得到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