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90年代起，人们已经明显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励传统文化的回归。例如，黄帝陵祭祀仪式曾经在红色中国被禁止多年，中共当局长期视其为“封建活动”，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却批准恢复此活动，1994年清明节，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代表当局到陕西参加了黄帝陵祭祀仪式，他向全体华人（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致词，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4年10月初，北京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显要人物（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顾了孔子和儒学如何成功地推动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认为孔子和儒学对于当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与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越性的儒学结合在一起了。中国的民众对官方提倡的民族主义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怀旧的古代出版物开始流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知识分子则与时俱进地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

　　但事实上，以上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传统文化作为陪衬和做秀的道具的成分很明显。大学政治课本里依然是空洞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传统文化课程没有成为必修课。我们的高层亟需组织理论家，用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把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完美阐释，并巧妙融合。在教育体系内进行这种内部整合将不露声色的完成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相互输血。这样传统文化的复兴将会真正进入轨道高速运行，意识形态才能凝聚民心、汲取智慧、振奋精神——真正具备先进性。另外，我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丰厚的人文精力，应该鼎力发掘和宏扬。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人们的不断交流下形成并代代传。这种交流通常是以节日为桥梁或纽带，以蕴含沉淀文化的特定食品为媒介，并附着一定仪式进行着。通过过节做到了亲情间的团圆与交流、友情间的聚合与交流、民众间的狂欢与交流、人鬼间或生死间的思念与交流，人神间的敬重与交流、物质间的流动与交换，从而就保证了社会稳定，也实现了社会生活的和谐，同时还展示了文化的传承。要想让民族文化资本鲜活永久，必须寻觅孕育内涵驱动力的平台，让民族文化的因子拥有了潜入庶民日常生涯，进而“润物细无声”的通道。传统文化如果不能进入治国方略，如果中国的官吏选拔科目中没有儒释道，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依然是同床异梦。那么意识形态寻求文明承载的努力和传统文化回归主流的努力依然是两条道上跑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