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苏联正是极端强化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为光靠意识形态就能包打天下，却忽略了内中文明实体的后台承载作用。虽然它的经济实现了长期增长，国力亦不断上升，但新生文明并未出现，且旧有的原生文明也被意识形态清洗消解掉了，最终象罗马帝国一样分崩离析了。斯大林上台时，苏俄不过还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但在他身后，却成就了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新帝国，一个堪与美国一拼的超级大国，但他却忽视了文明承载的根本动力，因此也为日后苏联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不能深植于内中文明实体之上，不能与之相映成辉，那么这种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最终都会走向崩溃。如果现在非要以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作比较，讨论意识形态的优劣，非要证明社会主义无限优越，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与西方文明实体融合紧密契合，已步入了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而较为完善。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让亨廷顿真正担心的恰恰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而是厚植于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实体。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逐渐成为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在不断调整，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也在拉近，新政治观开始形成。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文化的重要作用日渐浮现，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到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力量”战略，无一不展示出文化这一软力量的独特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力量，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新政治观于他们而言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但中国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