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前苏联解体之前，在冷战思维下，英美帝国主义力图寻求打击苏联与削弱中国的平衡。对中国的文化政策呈现出接触加催眠的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强人员往来，美国就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作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中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几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和最大的潜在敌人。其对华政策开始呈现出接触加遏制的特征，以遏制为主。据报道，2001年3月，美国总统小布什视察了中央情报局，并发表讲话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巨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她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